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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的世代里，中国皇亲贵戚、帝王将相中发生了许多血腥故事，应用常识常情根本就无法理解，常常使人一头雾水；而一旦放到这个背景之下，就立马豁然开朗，洞若观火。比较典型的例子，如汉武帝。他喜爱小儿子刘弗陵，将其立为太子。为了防止太子年轻的母亲在自己死后出问题，于是，提前将这位备受自己宠爱的钩弋夫人杀死。这种作法，在历朝历代堂皇文书中大受称道，成为这位皇帝所谓雄才大略的一部分。
类似和比这糟得多的故事，史不绝书。中国帝制文化最深处，具有这种与生俱来的天性凶残。其指向，对于皇亲贵戚和臣僚百姓是一样的。事实上，认真思索一下的话，我们民族集体性格中的某些部分的确相当令人不安。
因此，就像阳光下必然出现阴影一样，我们的煌煌帝制则必然伴随阴谋与血腥，成为令人毫无办法的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为了消除阳光下的阴影，我们的祖先以令人骄傲的聪明才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其中最有成效的，就是开始于周公之礼，并最终使中国社会演变成为彻底的宗法等级制社会的那一部分努力。
按照这套制度，天子正妻所生的长子，叫嫡长子；这位嫡长子不论长幼，不分愚贤，是天子的当然继承人，其余的孩子只能封为诸侯。在诸侯国内部，只有诸侯的嫡长子有资格成为下一代诸侯，其余诸子只能被封为卿、大夫；以此类推：卿的嫡长子天然为卿，其余诸子为大夫；大夫的嫡长子为下一代大夫，其余诸子为士；士的嫡长子仍为士，其余诸子则为庶人，也就是一般平民了。天子——帝王是最高一级的大宗，无条件受到天下的尊崇。
这套制度最关键的规定是：各级嫡长子均为本级的大宗，有资格祭祀宗庙，是帝统、正宗、正统、“尊之统也”；其余诸子均为小宗，是旁支，没有祭祀宗庙祖先的权力，必须无条件接受大宗的支配和约束。小宗可以绝，大宗不可以绝。遇到大宗绝后时，小宗必须过继给大宗后，才能继承正统。小宗本身没有正统、正宗的继承权。中国“嫡长子继承”、“长兄为父”这套说法就是来源于此。
与此相配合，周公给各个不同等级的人们，在服饰、用具、居住、出行、饮宴、祭祀、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制定了极为详细烦琐的礼仪规定。就是所谓周礼。
于是，宗法等级，礼仪制度，再加上后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的儒家教义，从天子——皇帝，一直延伸到普通民众的氏族、宗族、家族之中，形成了中国社会严密完整的社会控制系统，即宗法等级制度。
这套制度、观念与相应的国家机器和分散的小自耕农经济一道，形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从而长期延续。为中国人的方方面面打下了至今清晰可见的印记。
按照正统的儒家意识形态，这些制度，是人人都要遵守的；违犯者，很容易被看成不忠不孝，犯上作乱。这种人常常被冠之以一个标准的称呼，那就是——乱臣贼子。按照儒家的正统说法，乱臣贼子，人人得以诛之。意思是，人人都可以杀掉那些不守规矩的人。这种事例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相当常见，到南宋初年，也就是赵构的时代，已经控制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至少一千多年了。
作为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属于小宗，本来没有资格继承帝统大宗。公元1125年，金兵第一次南侵，把国家祸害得一塌糊涂的宋徽宗，将皇位让给了大儿子赵桓，就是宋钦宗。赵构的这位大哥实在倒霉，他本来是嫡长子，正儿八经的大宗帝统。却在八方风雨之际，被自己的父亲推出来顶雷。他诛窜令人厌恶的蔡京等所谓“六贼”，力图振作。然而，终是回天乏力，一年多一点时间，就和父亲一道成了金兵的俘虏。于是，唯一漏网的嫡系皇九子赵构阳差阴错地成了大宋皇帝。
看起来，赵构当皇帝是天命所归，但是，他充当“告和使”时的诡秘行径，的确让人觉得不那么光明正大，鬼鬼祟祟、假借谋私、别有用心的味道颇重。使人在金人的讥讽面前很难为他辩护。更重要的，则是大哥赵桓还活着。这位名正言顺的皇帝一旦返回，赵构的皇位会立即受到威胁。在帝统大宗面前，他不可能不面临尴尬。三百年后，在大明朝皇室里发生的英宗复辟表明，帝统正宗在中国人心目中所具有的天然政治号召力相当可观，带着一种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天生魔力。这种代表祖先与上天意志的魔力，具有让任何反对者都低下头闭上嘴的惊人功能。
我们推测，这可能是赵构最大的一块心病。只有这个推测成立，才能解释为什么他能迎回自己的母亲韦太后，而钦宗大哥却要终于客死异乡了。这里，还存在另外一个可能：金国坚持不放回宋钦宗，是为了在必要时，扶植一个钦宗系统的傀儡政权，这将是大宋皇统的正宗嫡系。岳飞曾经因为这种担心，而一再劝告赵构早立太子，从而直接导致了赵构对他的嫌恶。
从建炎年间到绍兴五、六年，大约十年左右时间里，赵构的工作中心显然是在争取生存权上。不被金兵强大的军事压力压垮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在赵构及其臣僚们的努力下，这个任务完成得不错。在此期间，南宋政权经历了从全线溃败到稳住阵脚，再从重点防御，转向战略相持的变化。到绍兴十年前后，宋军已经发展出了相当完善的、针对金国骑兵的步兵战术，并有能力在正面战场上给予金兵主力部队以重创。岳飞甚至率领岳家军一直杀到距离开封只有二十几公里远的朱仙镇，令带兵南侵的金军统帅吃尽苦头。
在这种背景之下，公元1140年即绍兴十年冬，赵构曾经放出大话说：“我如果亲自率领一支部队，赏罚严明，激励将士，一定可以抓住金军统帅兀术。”“兀术虽然强大，却专门以杀伐残忍为能事，不顾人心向背，我知道他不会有什么作为了。”从现有资料中，我们知道，赵构曾经冠冕堂皇地说过很多言不由衷的漂亮话。上面这些话，很可能就属于此类（40）。
事实上，赵构对金国军事力量的畏惧相当深重。史书显示，赵构的私生活颇为不幸，他身患阳痿，始终没能治愈，并就此丧失了生育能力，只能过继一个儿子做继承人。而之所以如此，据说就是在被金兵追出扬州，“泥马渡江”那一次惊吓所至。这样惨痛的经历，如果在心理上没有留下什么影响倒是一件怪事了。
建炎四年，赵构在海上逃难回杭州后，仍然常年在候潮门外钱塘江上备有二百只船，并在昌国县即舟山群岛备有船只粮草，随时准备应急，再次出逃。
绍兴十二年，完成对金国屈辱的和议后，赵构曾经抚摩着头发，相当感慨地对秦桧说：“我今年才三十五岁，头发已经大半都白啦。都是操心操的呀。”（41）
公元1163年，即隆兴元年，当了三十六年皇帝的赵构，主动退位，作起太上皇。到了此时，他还经常戒慎戒惧地告诫继子宋孝宗：千万不要轻易言战。一旦开打，“对于金国只是胜负的问题，对于我们可就是生死存亡了。”
这番话，很有可能是他的真心话。他确实是被金国给打怕了。
我们知道，赵构身材魁伟，体魄雄健，天生神力；我们也知道，体魄与胆魄、胆识与权位的不相称历来不乏其人。这，常常令人扼腕叹息。
第五章解读赵构：骑泥马渡江的皇帝
到此，假如我们愿意转换视角的话，还可以从赵构的角度继续观察一下当时的形势。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知道，南宋政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相当疲惫窘迫。其国土面积大约只有原来的一半多一点，人口则大幅度下降。京西路在北宋神宗年间有八十万户，到南宋嘉定年间，仅有六千多户，不足原来的百分之一；而嘉定年间距离赵构的时代，已经休养生息了将近半个世纪。两淮路和荆湖北路是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淮南东路在神宗年间有六十多万户，嘉定时减为十二万户，减少百分之八十；淮南西路从七十三万户掉到二十一万户，减少百分之七十；荆湖北路从六十五万户掉到三十六万户，减少百分之四十五。半个世纪之后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南宋初期赵构时社会经济破坏的惨烈景象。这也是南宋时期后备兵员补充始终相当困难的原因。
北宋晚期，物价一般维持在米每石四、五百钱的水平，大约相当于今天每斤大米一元钱人民币；到南宋初年，米价最高时达到过每石三万钱，大约相当于今天每斤大米六百元人民币；绍兴十年南宋政权相对稳定之后，米价仍然高达每石二千钱。相当于今天每斤大米四元多人民币。根据并不精确的推算，当时一个普通五口之家的平均月收入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五、六百元人民币左右，可能还不到。人民生活之困窘可以想见。
当时，南宋的国家常备正规军大约保持在四十万人。发生战事时人数还要增加许多。国家财政收入平均在每年四千五百万贯钱左右。供养这支军队的费用，和平时期大约在两千四百万贯，赵构一家皇室的开支大约在一千三百到一千四百万贯左右，其他所有开支只有七、八百万贯。这使南宋政权的财政状况始终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最糟糕的是，从赵构开始，终南宋一百五十二年的统治，这个政权几乎没有为缓解这个压力采取过什么像样的建设性措施。我们所能找到的记录，仅仅是不停地用通货膨胀和增加苛捐杂税的方式，将压力转嫁给民间。于是我们在史学家的研究中只能看到，南宋一朝苛捐杂税的科目之多、赋税水平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经常达到北宋时期的至少一倍左右。这是南宋时期民间动荡不安反抗较多的主要原因。（42）
据说，当时曾经有人算过一笔账，从成本核算的角度支持对金求和。他们认为，每年支付金国五十万两、匹银、绢，远远比开战后军费开支的浩大成本与风险更划算。这种犬儒主义的算计很有可能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