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说法肯定有它的道理。我们在此想要表达的意思，仅仅是说：当时的帝国朝野上下，事实上是非常需要并且非常欢迎这种军事上的成功的。它的心理基础，很有可能应该不仅仅只是想穷兵黩武而已。想想我们今天面对台独时的民族感情，也就不难想像当时人们类似的激情。
当此时，大观二年即公元1108年，童贯与蔡京之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龃龉，起因是皇帝下令授童贯为“开府仪同三司”。时人称这一官职为“使相”，一般是在宰相外放为节度使时加官所用，极为尊贵，其含义是待遇、地位、荣耀已经相当于宰相。过去，这一官职从来没有授给过宦官。蔡京说：“童贯以一个宦官之身受封节度使已然过分，使相尊位哪里是他所应该得到的？”蔡京作为宰相拒绝奉诏委任，皇帝也就此不了了之（6）。
实际上，蔡京对童贯的不满已经很长时间了。他认为童贯侵犯了自己作为宰相的尊严与权力。原因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童贯在选拔西北地区将校官吏时，已经不通过政府程序，而是直接从皇帝那里取旨任命。有的干脆就是他自作主张，先任命了再说。这使政府首脑蔡京宰相的自尊心大受伤害。因此，决定晓之以颜色。
第四章童贯，阉割过的王爷不孤独
童贯当然也很恼火。不过，他不动声色，相当冷静地观察着情势。第二年，大观三年，即公元1109年，童贯三管齐下，一举将蔡京拉下相位。这一次，他策动了三个方面的力量：宫中是内廷总管包括自己的徒弟为一路，工夫下在妃嫔和皇帝身上，将蔡京干的坏事在他们耳边不停地吹风；朝中是寻找与蔡京素有怨隙的官员为一路，工夫下在台谏官的身上，最后由中丞和殿中侍御史出面弹劾蔡京；第三路最是剑走偏锋，却也杀伤力最大，——由皇帝最为宠信的道士出面，密奏皇帝，说是太阳中出现黑子，主在斥退大臣，否则不祥。徽宗相当惊恐，蔡京屡次求见均被拒之门外。于是，蔡京上表求退，皇帝立即下旨，同意他以太师致仕，贬为太一宫使。并进而将其贬居杭州。
至此，童贯大获全胜。但是，很有可能他并没有享受到多少胜利后的快感。原因是继任宰相张商英为政持平，多次劝皇帝“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帝严惮之”，时称其忠直。实际上，徽宗皇帝初政时，张商英就曾经当过宰相，当时，青年皇帝就有点怕他，所以，在修缮宫室时，特别嘱咐工头，看见宰相过来就和工匠们躲开，不要让宰相看到他们。后来，张商英被蔡京列入奸党名录中，实际上人们都知道这是胡扯，是蔡京借此排斥竞争对手而已。因为，张商英拥护变法是众所周知的。如今，将近十年过去，皇帝自我感觉好了许多，张商英却是一点没变，一以贯之地以自己的忠直匡正皇帝与国事，闹得皇帝仍然“严惮之”，就是特别畏惧他的意思。显然，这与童贯的路数差别巨大。
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童贯晋升为检校太尉，获得武官最高一级职位。也是这一年的同一个时刻，童贯在皇帝的支持下，做了一件迄今为止前无古人的大事：他以副大使的身份，代表皇帝与国家出使辽国。据说，这件事情是童贯策划的。原因是此阶段西线无战事，童贯静极思动，想到东北方向的辽国去看看是否有什么机会。
尽管此时童贯的声望如日中天，然而，毕竟这是代表皇帝与国家出使外国。因此，还是有大臣提出疑义，认为以一个生理不健全的人代表皇帝出使，实在有碍观瞻。会让人小看为偌大一个国家无人可派。
谁知，徽宗皇帝不作如是想，他相当以童贯为骄傲：“契丹人听说我国有一个童贯，屡屡打胜仗，很想见识一下。正好就此派他去考察考察辽国的情形”（7）。于是，把他的官职加为检校太尉，以端明殿学士郑允中为正使，以太尉童贯为副使，前往辽国进行国事访问。从中可以看出徽宗皇帝那浪漫而轻佻的性格：他不大会让自己被世俗的、传统的、刻板的东西所束缚。然而，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艺术需要浪漫，而政治恰恰需要刻板，需要一丝不苟的规矩与程序。徽宗皇帝的这一次浪漫，为帝国的灭顶之灾和千万人的家破人亡，埋下了意味深长的伏笔。
不久，童贯终于得到了开府仪同三司这个崇高的职衔，这也是一项打破历史传统的安排，就是说，也是前不见古人的。又不久，童贯受命领枢密院事，成为全国仅次于皇帝的最高军事首长，开了宦官主持枢密院之先河。然后，拜太傅，封泾国公爵。就此，童贯位极人臣，辉煌灿烂。当时，人称蔡京为“公相”，称童贯为“媪相”。我们知道，“媪”是老年妇人的意思。
到了此时，至少蔡京心里肯定是明白了童贯的厉害，知道了自己与这个老宦官，在皇帝心目中的分量是不同的。
平心而论，蔡京的政治生命力应该算是极其强悍的了。他的一生中，光是在宰相的位子上，就曾经四上四下，执掌相印前后长达十七年以上。其意志之顽强坚韧可以想见。我们知道，蔡京聪明绝顶，在很多领域里称得上才华横溢。一般说来，任何社会的道德指向，大体上都是崇善抑恶的。当一个社会的机制使人作恶而不受惩罚，反而可以荣华富贵时，这个社会的社会机制与文化传统就应当受到永久的质疑；任何忽略了这一点，而去歌颂该社会经济、文化、艺术之辉煌灿烂的行为，都应该有理由被认为是卑鄙无耻的小人行径。事实上，蔡京、童贯者流所处的社会，就大致可作如是观。
童贯与蔡京不同。从徽宗皇帝即位起，二十五年间，童贯一直顺风顺水，青云直上。其间，除了晚年收复燕云一役，皇帝略有不满，导致此人短暂离职之外，他始终受到高度信任，甚至他谎报军情、谎报战功、建立数万人唯他一人之命是从的亲军——胜捷军时，皇帝都怡然不以为意，将全国军权全部交到了他的手中。这里面的一个重要心理因素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一般都视宦官为家奴，认为他们已经断子绝孙，因此不会有谋权篡位的政治野心，顶多贪图一些富贵而已。揆诸历史，中国的确没有宦官当上皇帝的事例。但是，皇帝们常常会忽略，为了保住富贵，这些人却是可能谋财害命和帮助别人谋权篡位的，目标当然主要是皇帝的性命和皇位。
导致皇帝格外信任宦官的另外一个因素则是，在偌大的后宫里，皇帝每天只能与这些人朝夕相处，感情上自然不同。
很有可能是意识到了这一切，蔡京主动向童贯低头示好。有传说认为，是蔡京先去拜访了童贯；而童贯也意识到了蔡京当朝的重要，于是，二人尽释前嫌，言归于好。这个传说可能有一些问题。当时蔡京贬居杭州；贬居外地的官员，没有皇帝的旨意，一般是不能擅自返回京师的；而在此期间，童贯是否去过杭州，也很成疑问。对此，我们姑且存疑。但有一点则是大致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童贯、蔡京二人在未来的十多年里，配合默契，再也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利益冲突。
政和二年二月，即公元1113年，皇帝将罢相三年多一点的蔡京，重新请回朝廷。五月，蔡京再执相权，皇帝下令，允许这位年届七旬的老宰相在家里办公。
蔡京的此次复出，对于大宋帝国真正是灾难性的。徽宗一朝劳民伤财的浩大工程，大多是在这个时期陆续动工兴建的。如许多朝代不敢轻易修建的明堂，如延福宫，如艮岳等等。在此期间，花石纲也蔓延成灾，荼毒全国。
此时，老宰相蔡京也仿佛看破了似的，整治起人来，又狠又辣。举凡官吏升迁罢黜，都必须经过他的批准。凡是顺承他的，须臾之间就可以得到升迁和美缺；但凡忤逆过他的，上至宰相，下到边鄙小吏，必除之而后快。当时一部时人著作里曾经记载，有一个到他家里谋官的家伙，一顿饭的工夫，就看到这位宰相，将三个人从相当于今天的县团级干部，提拔为副司局级。而且，这一切都是当着此人的面进行的。表明他已经根本不在乎公开弄权了。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孙子全部官居大学士，其地位与执政相当，差不多是副宰相的阶级。家中的厮养小厮、仆役皆至大官；姬妾多被封为夫人（8）。
这里面，数蔡京的大儿子蔡攸最有出息。徽宗皇帝十分宠爱这厮，使他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可以随时进宫晋见皇帝。他和那位金发金眼仪表堂堂的宰相王黼、号称“浪子宰相”的李邦彦一样，经常参与宫中秘戏。这三位宰相副宰相时常涂抹化装、穿上戏服，夹杂在倡优侏儒中间，讲一些市井淫谑浪语，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晕段子之类，可能还要加上一些表演性的夸张，甚至把全身画满花样，然后脱光了全部衣服表演，以此取悦皇帝。据说，有一次君臣正在乐不可支时，被皇后撞见了，皇后大吃一惊，摇头叹息道：“宰相尚且如此，这个国家可怎么治理？”（9）
后来，这位蔡攸的势力已经可以和父亲分庭抗礼了，于是便自立门户，开始与父亲相互倾轧。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出，这厮的手段极为狠辣。比如，当时，他的弟弟蔡絛深得父亲喜爱和倚重，这位哥哥就找了个机会，请求皇帝处死自己的弟弟。蔡京老泪纵横地跪在皇帝面前求情，才救下了这个儿子的性命（10）。
《宋史》中记载说，有一天，蔡攸突然来到蔡京家中。蔡京正与一位客人说话，见他进来，连忙让客人避入内室。只见蔡攸这厮一把抓住他父亲的手腕，边为他诊脉，边问道：“大人脉势舒缓，身体里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蔡京断然回答：“没有！”蔡攸说了声：“宫里还有事。”便扬长而去。客人如坠五里雾中，一头雾水地问蔡京：这是玩的什么花样？蔡京回答：“你不知道，这小子想以我有病为借口罢我的官呢。”蔡攸当时可能是想顶替父亲的空缺，由自己执掌相印。几天之后，蔡京果然被罢了宰相官位（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