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兵中最为危险的爆破连，因为每天把脑袋栓在裤腰带上去点燃炸药，所以连队里的大头兵都很讲义气。这个不知道因为什么而被发配到连队当兵的大学生，马上引起了所有士兵的同情心。上自连长下到同铺的战士，人人都抢着照顾陈良宇，把个陈良宇当成了一盆娇嫩的花一样精心照顾。终于，陈良宇从病中恢复过来了。
陈良宇病好以后，就和连队的战士们一起开始工作。所谓的基建工程兵，几乎就是一些自觉自愿的奴隶，在所谓的毛泽东思想鼓舞下，每天要超强体力劳动十个多小时，还要互相之间攀比进度，夺取所谓的先进红旗。但是也因为是工程兵部队，又身处偏僻的深山，所以纪律相当松散，战士之间的气氛也比较活跃。
陈良宇所在的部队，整个团当中没有一个是上海人，当兵的大都是川贵各地的农民子弟，无辣不欢，性情豪爽，既吃得了苦，也十分野蛮。陈良宇当兵的爆破连，更是以不怕死为荣，每天开山放炮，经常发生事故。许多战士因为野蛮操作，或者不讲作业程序，而被炸得尸骨无存。粉身碎骨之后，封以烈士称号，一把火烧掉；在家乡的亲属却可以从此享受烈属待遇，每个月从民政局领到一笔小钱。陈良宇到连队之后，他毕竟是正规大学的毕业生，因此动了不少脑筋，减少爆破作业时候的伤亡。他从所学的知识中归纳出几句话，教给战友们，告诉他们如何安全作业，又想出不少土办法，减少近身排除哑炮的危险。这样一来，爆破连的伤亡大幅降低，连队的战士将他奉若神明一般，从来也不让他参加危险的点炮、排炮作业。
这样，尽管劳累，陈良宇在部队的时候，心情也慢慢地开朗起来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没有任何时间去思考。因为毛泽东急于看到所谓三线建设的成就，因此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些基建工程兵甚至连星期天也被剥夺了。一天劳累下来，头挨着枕头，就会呼呼大睡。第二天天刚朦朦亮，又要出工了。几个月当中，连洗衣服的时间都没有。陈良宇受到战士照顾，还可以在工作时间内抽空写信，其他时间，都是处在无休止的劳动中。
偶然有机会，陈良宇也在想，这奴隶一般被发配的日子，何时才能是个尽头啊。
【洗不掉的烙印】
再说陈更华因为“美国特务”的问题，被关押在常州金坛干校政训班隔离审查，白天下地干活，喂猪割草，晚上“深刻检查”，坦白交代“美国”特务的罪行。陈更华也和陈良宇一样，经受了人生头一次脱胎换骨的锻炼。烟斗也不能抽了，只能抽最劣质的纸烟，胖大的身躯，日见消瘦。每天晚上，陈更华都要在昏暗的灯光下写交代材料，留学美国的经历写了一遍又一遍，但是又不能据实而写，只能按照共产党的调子，把美国社会写得一团漆黑，惨无人道。
陈更华在私塾里饱读四书五经，笔下本来十分了得。但是写那些劳什子的交代材料，既不能实话实说，又要写得煞有介事，让专政人员觉得是诚心在坦白交代，着实难为坏了陈更华。这就好比是要写一部历史，但又不能秉笔而书，半是纪实，半是小说，折腾得陈更华夜不能寐，唉声叹气。好在中国古人早就创造了所谓春秋笔法，婉转曲折，既有事实，又有伪托，无非是要满足专政人员的要求，但求蒙混过关，不至于皮肉受苦。这样的交代材料，陈更华却也不知写了多少。
一九六九年，金坛干校的政训班忽然莫名其妙地结束了。陈更华莫名其妙地在牛棚中呆了两年之后，也忽然获得了自由。但是对于他到底是否是“美国特务”，既没有结论，却也不再审查，只是把他写的许多交代材料塞入档案中，把他打发回了上海。
陈更华回到上海后，倒是过了一段逍遥的日子。他以社会闲杂人员的身份，闲居家中。这个时候，他更加想念起了因为受他拖累，而被发配到山沟里的大儿子陈良宇。为此，他不停地给陈良宇写信，让他放弃在部队发展的思想，争取尽快退伍。另一方面，陈更华又整天地走访朋友和熟人，包括他以前修X光机时候熟悉的一些医院，他当买办时候认识的船舶建造方面的熟人，放下架子，曲意逢迎，要把陈良宇弄回上海。
陈良宇得知父亲从牛棚出来，欣喜之余，对自己的命运仍然比较悲观。因为陈更华虽然从牛棚放了出来，但是在案件上没有结论，陈更华所谓的政治面貌仍然是“美国特务”嫌疑。这样，陈良宇的家庭成分，丝毫并没有因为陈更华隔离审查的结束而得到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陈良宇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在共产党的军队里取得信任。他被永远地打上了家庭成分的烙印，成为被排斥和不能信任的边缘人。
在这种情况下，陈良宇倍感失落，既没有任何前途，也没有任何未来，只是浑浑噩噩地在部队里充当工程兵奴隶，每天劳作十多个小时，然后在极度劳累中睡去。他的梦中，无数次出现上海的繁华街市，丰富的物产，但是醒来之后面对的却是一些满身汗臭的战士，以及无穷无尽的崇山峻岭。他现在已经放弃了一切理想与追求，只希望回到上海，过上普通人的普通日子。
【回到上海】
陈更华得知自己的所谓“美国特务”嫌疑，影响了大儿子陈良宇的前途，使得他被发配到深山冷沟中成为工程兵奴隶，心中非常难过，也不免大骂SHIT。他对共产党的怨恨，这个时候到达了极点。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该忍还是得忍，该低头还是要低头。所幸他从江苏回来之后，再也没有人理睬他；共产党的街道组织也没有把他管制起来，因此他还是比很多人要幸运。不仅有自由之身，而且可以到处活动。
为了帮助儿子解脱困境，陈更华几乎跑细了双腿。功夫不负有心人，陈更华终于转辗通过关系，找到了一条门路。他原来在充当船级社买办的时候，经常给造船厂的大型设备设定安全等级，因此认识的一位小兄弟汪某，正好在闸北区的彭浦机器厂当负责人。因此他一再上门，先送礼物，再套近乎，短时间内把关系搞得非常融洽。汪某也是宁波人，和陈更华倒是相当投缘。正好当时彭浦机器厂因为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派，因此一片混乱，既没有厂长，也没有党委，只有汪某是临时的负责人，大小事情都由他说了算。所以汪某答应帮助陈更华，如果陈良宇退伍，他可以接收陈良宇。
陈更华关节打通之后，也不耽误时间，一封电报“父病危，速回沪”，发往陈良宇所在的部队。三天以后，陈良宇满面忧伤，风尘仆仆地回到上海家中，却看见其父陈更华满面春风的笑脸。陈良宇错愕之余，马上体会到这是父亲的精心安排。父子两人因此在家中商量了许多天，谋划回到上海的办法。没有几天，陈良宇匆匆起程，随身带了许多高档礼品，特别是当时刚刚在上海面世的的确凉面料等，以及从上海铁路中心医院开具的慢性病证明，回到川西的部队。
陈良宇回到川西之后，没有立即回到连队，而是直接去了团部。在团部给团长政委送了许多希罕的上海产品，然后借口身体不好，要求退伍。陈良宇军校毕业，本身已经是军官序列，但是他事实上又是一个大头兵，没有任何职务。这在部队里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陈良宇的家庭成分问题。
陈良宇为了达到退伍回到上海的目的，主动要求以战士的身份退伍。因为按照部队的规定，军队干部退出部队，称为转业，由国家统一安排工作，通常按照部队的官衔安排相应的工作。中国公安、法院系统里面以前的许多文盲警察和法官，大多数是部队的军官退役下来的。而大头兵退伍，则由自己回原籍找工作，国家概不负责。所以如果陈良宇按照军校毕业的军官转业，就由国家统一分配，肯定是回不了上海，天知道会给分配到哪里去。但是如果按照战士待遇退伍，那就可以自己拿着封口的档案袋，回到原籍去找工作。
也许是大批上海产品，特别是西南地区难得一见的的确良布料起的作用，一九七零年七月，陈良宇获准从解放军六七一六部队，以士兵身份退伍。部队不仅没有难为陈良宇，而且还为陈良宇搞了一个热闹的欢送会。许多战友还在会上为陈良宇抱屈，认为白读了五年军校，结果还是以大头兵的身份退伍。殊不知陈良宇为了获得这个身份而窃笑不已。
第六章 小市民生活
【上海彭浦机器厂】
陈良宇终于从部队回到上海，合家十分高兴。陈更华更是十分得意，又开始抽起了他的大烟斗。事实上，陈更华的确是老谋深算，为陈良宇回到上海，安排得非常周详。因为文化革命中陈家房子被没收，合家搬到了静安区的石门路。按理说，陈良宇退伍回到原籍，应该到静安区的有关部门报到。但是陈更华联系好的彭浦机器厂，则是在闸北区。为此，陈更华又找到闸北区政府的有关人员，声明陈良宇乃是从上海铁中入伍的，而上海铁中和彭浦机器厂同在闸北区的共和新路上面，所以陈良宇应该回到闸北区办理手续。
陈更华的这种聪明办法，果然行之有效。陈良宇在闸北区办了手续，如愿以偿地退伍军人的身份，进入上海彭浦机器厂锻工车间，当了一名普通的工人。
上海彭浦机器厂最早成立于一九五八年，由上海造纸机械厂、上海锻压厂、上海铸造厂三厂合并，当时称为“上海冶金通用机械厂”，一九五九年又并入华海矿山机器厂、东方钢窗厂和汇通机器厂，正式更名为上海彭浦机器厂。这家国营大厂，最早生产的是电气冷轧机和造纸机，一九六四年由国家统一安排，开始生产推土机和履带式推土机。陈良宇所在的工程兵部队所用的推土机，正是来自上海彭浦机器厂的产品。
上海彭浦机器厂是个国营大厂，地处闸北区共和新路三二零一号，当时属于上海北面的城乡结合部，离市中心较远，地段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