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全传- 第574部分

就这一天之别，妻儿相见，已有隔世之感。夜深人静，袁家父子俩加上一个张镇芳，重新商议善后。在这一天之中，袁克定已见了好些人，探听到好些内幕，袁世凯比较能放心了。

“庆王总算很够交情，特为派了振贝子来，说已照你老人家的意思，保那桐进军机。下午已经有明发了……。”

“那么，”袁世凯打断他长子的话问：“你去道贺了没有？”

“去了。我带着爸爸的名帖去的。金鱼胡同，贺客盈门，我不便久留，请过安要走，那相把我拉到一边说，‘请你回去，跟你老人家说，放心！回河南玩几个月，我跟庆王一定有办法。’又说，‘铁宝臣想揽权的心也太切了，迟早会栽跟斗。’”

“到底是不是铁宝臣在捣鬼呢？”张镇芳插进来问。

“是的！确凿无疑。不过，关键是在泽公身上。有人说，泽公那里最好疏通一下子。不知道爸爸的意思怎么样？”

“何必自取其辱？”袁世凯说：“盛杏荪蓄心已久，如今将泽公包围得水泄不通，怎么疏通法？有这个钱塞狗洞，倒不如在北府下工夫。”

“是啊！”袁克定很兴奋的说：“听说摄政王回府，福晋很埋怨他一顿，说袁某人是老爷子看重的人，老佛爷在世也常说，庚子年亏得还有象袁某人那种心地明白的人，否则大局不堪设想。摄政王说，他亦不是存心要跟袁某人为难，只是隆裕太后话中带着要挟，不能不迁就而已。”

“要挟？”张镇芳不解地问：“要挟什么？”

“那还不容易明白？”袁世凯说：“大行皇帝恨的第一个是我，第二个就是荣文忠。如果不拿我牺牲，就得翻荣文忠的老帐。”

“这也没有好翻的！她要翻老帐，人家还要翻她的新帐呢？”张镇芳突然问道：“天津有个说法，不知道京里听到了没有？”

“说那件事？”

“皇上驾崩啊！据说皇上肚子疼得不得了，就是中了毒！一死下来，脸色难看得很，皇后平时不到瀛台的，那会儿忽然凤驾莅止，让瑾妃退了出去，一直到皇上咽气入殓，连老太后病重都顾不得去伺候。为的什么！为的是有皇后在，什么人都不能走过去，揭开盖在大行皇帝脸上的丝绵看一看遗容。”

“这话倒也有道理。”袁世凯问：“是谁说的？”

“听说是肃王府里的人传出来的，大概假不了！”

这一打岔把话扯远了。袁世凯想了一下说：“此刻也无法细细打算，唯有抓住几个要点。”他看袁克定叮嘱：“你记好了！”

“是！”

“第一，务必保存实力，赵智庵我想是保不住，你告诉他，逆来顺受，要能保得住。第二，庆王一定要能撑得住，四格格当年既能把慈禧太后敷衍得很好，如今何不也去敷衍、敷衍太后。”

“是的。”张镇芳插嘴：“这一着棋很要紧，外面再敷衍好了小德张，就可以把泽公抵销掉。”

“不错！总以削弱泽公的势力为第一要着。还有，”袁世凯略略提高了声音：“铁宝臣一定会跟良赉臣争权，良赉臣是涛贝勒所赏识的，这中间就大有利用的余地了，你告诉振贝子，请庆王好好儿琢磨一下。”

袁世凯的意思是很明白的，铁良跟良弼争权，便等于跟载涛争权。支持载涛，再利用载涛在摄政王面前进言，就不难打倒铁良，削弱了载泽的势力。

这父子中表的一夕之谈，大致定下了交通官闱、维持旧盟、孤立载泽、抵制铁良，以及俟机打倒新仇旧怨，势成不解的盛宣怀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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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恩应趋宫门，但当然是不会召见的。袁世凯这由天津去而复回的一段秘密，知道的人很不少，对他的“盛名”自然有损。一段的清议，多喜拿他这一次的遭遇，与翁同龢、瞿鸿玑的被逐，相提并论。翁瞿都是在最红的当儿，一头从九霄云上栽下来，所予人的意外之感，以及身受者的打击，都比他此番奉旨回籍养疴，要重得多，但无不宠辱不惊，从容以处，真仿佛如孟子所说的，胸中有一团浩然之气。相形之下，见得读书人的尊贵，就算他们是矫情镇物，也是涵养功深，远非袁世凯所及。

不过，这一番张皇，亦有收获，至少可以证明，大权在握的载沣不为已甚，不但性命可保，甚至也不会象翁同龢那样，已经被逐，复有交地方官编管的严谴。因此，见风使舵惯了的一班人，觉得稍稍亲近，亦不自妨，锡拉胡同的袁宅，固不可复见臣门如市的盛况，却不似奉严旨那天那样的凄凉了。

计划当然改变了，袁克定留京供职，袁克文奉父侍母，全眷回河南。来话别的人，络绎不绝，最使得袁世凯感动的，自然是张之洞。

大开中门，迎到厅上，请张之洞升了炕，袁世凯命长子率领诸弟，一字排开，磕下头去。口不言谢，而意在叩谢张之洞保全的深恩，是很显然的。

“不敢当，不敢当！”张之洞欠身虚扶一扶，等袁家弟兄站起身来，他只跟袁克文说话：“豹岑近来看的什么书啊？”

袁克文绝顶聪明而学无专长，最近在看吴大澂、叶昌炽为潘祖荫捉刀的、有关碑帖的著作，知道张之洞很讨厌这些玩艺，所以答说：“在读杜诗！”

“你是第几遍读？”

“第三遍。”

“不够，不够！”

于是张之洞由杜诗谈到“盛唐”、“晚唐”，再由唐诗谈到宋词，滔滔不绝，一谈便是半个钟头，不容人张嘴。好不容易才让袁世凯插进一句话去：“中堂就请在舍间便饭。”

“不，不！”张之洞说：“琴轩约了我谈事，我该去了。”

“中堂这么说，我可不敢再留。”袁世凯说：“如果是前几天，我把那中堂请了来，也是一样。”

“如果是前几天，我就拉你一起去扰琴轩了。”张之洞面现悽惶：“慰庭，你这一走，就该轮到我了。”

“那是决不会有的事。中堂四朝老臣，又蒙孝钦显皇后特达之知，国家柱石，摄政王极敬重中堂的，听说曾跟中堂虚心请教，如此批折，足见是以师礼待中堂。”

“我请摄政王多看看‘雍正朱批谕旨’。”张之洞欲言而又止地，终于摇摇头说：“‘南人不相宋家传’，南人亦可哀也已！”说完，踱着方步往外走。

袁世凯带着他的儿子送到停在厅前的轿子边，看他上轿抬走，方始转回身来，一面走，一面问：“南皮刚才念的那句诗，我没有听清楚。”

“‘南人不相宋家传’。”袁克文答说：“仿佛是南皮自己做的一首诗。”

“你倒找来我看看。”袁世凯说：“何以南人可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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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全眷回籍，其实还是袁世凯先走，家眷随后出京。因为奉旨回籍，向例只比充军稍微宽一点。充军是旨下即行，出城找个地方暂住，再备行装，奉旨回籍虽不必这样急如星火，但亦未便多作逗留。

路局授瞿鸿玑之例，为袁世凯挂了花车，可是送行的场面，却不能相比。瞿鸿玑有一班翰林、御史的门生，捧老师的场，朝官亦知他的被逐回籍，只是一时不自检点，骤失帘眷，被祸到此为止，决不会有何株连，且很可能还有复起之日，不妨留个将来京华重见的余地，所以亦都衣冠送行。

而袁世凯不同。私宅致意，还不甚要紧，公然车站送行，顾虑甚多，亦因为袁世凯的仇人太多。因此上车之时，情景凄凉，除了家人至戚之外，只得两个僚友送行。

一个是学部侍郎严修。他在北洋为袁世凯专管学务，由此而得循资晋升为学部侍郎。就私谊而论，对袁世凯自不无知己之感，所以前几天特为袁世凯打抱不平，抗疏相争，说“进退大臣，应请明示功罪，不宜轻加斥弃。”其功当然不必再谈，其罪又何可明言？摄政王看的这个折子，唯有把它“淹”了。而严修因其言不用，且有兔死狐悲之感，已在考虑告病辞官。

另一个是杨度，现在以四品京堂派在宪政编查馆行走，九年立宪，细列按年应办事项的“清单”，就出于他的手笔。此人如在战国，早已肘悬斗大金印，无奈他得识袁世凯时，已无开府北洋的风光。不过以他策土的眼光来看，可成大事者，始终只有一个袁世凯。

这天特地来送行，一则有倾心结交之意，再则亦有自高声价的作用，“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他之来送袁世凯，若能予人以这样的印象，便是绝大的收获。

严修一上了花车就表示，要送到保定，杨度自然追陪。袁世凯却大为不安，“两位厚爱，我自然感激。不过流言甚多，连我都被中伤了。”他很恳切地说：“两位请吧！”

“聚久别速，后会又不知在什么时候，趁此机会，多谈一谈！”

“别自有说，祸不足惧！”杨度接着严修的话说。

袁世凯知道他“别自有说”是由于梁启超在善耆面前很下了工夫，所以立宪派的中坚分子，不管是到京请愿，或者著书立说，都在暗中很得善耆的照应。所以他敢大言：“祸不足惧！”

然而自己不也是立宪派吗？襄赞其事，很出了些力，也发生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善耆受了康梁的影响，处处跟自己作对。同样是立宪派，何可有两种绝然不同的待遇？

袁世凯由这一点联想到大行皇帝的哀诏初颁时，康有为竟发通电，指他“弑君”，益觉不平。于是徐徐说道：“立宪的呼声，高唱入云，这是千秋万世的一件大事，我袁某人幸参末议，对历史是交代得过的。我之被祸，未尝不由改革官制，设宪政编查馆而来，不过清夜扪心，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张四先生跟我交谊不终，通国皆知，而自朝廷宣布立宪，他写信给我，说‘昔日之窥公，固不足尽公之量’。二十年不解的误会，一旦涣然，实在是我平生的快事！”

这是指张謇与他绝交二十年而复交一事，袁世凯得意之情，溢于词色，临歧话别，而有此豪情快语，自然使人高兴，杨度不由得从马褂插袋中，掏出一扁瓶的白兰地，以盖作杯，快浮一白。

“不过，如今谈立宪，亦犹如三十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