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比起赌博输了或是干啥坏事花掉了强得多，不然，他那歪脖子咋没人给调弄就自个儿好起来了，这不明摆着是他办了善事，神灵在保佑他么？”
“日后阿通问起这笔钱呢？还是由我慢慢儿还吧。”
“你那点工资够个屁，一家人不要吃不要喝？你要积到猴年马月去？”若冰狠狠地瞪了达理一眼，说道。
“别争了，阿通以后问起这钱，我来回答，就说我用掉就是了。”
……
大家只顾说话，桌上的菜早凉了。她们无心去热菜，老文婶夹了一小碗素菜吃。达理吃了几口，上楼去了。若冰胡乱吃了点，草草地收拾了起来。
第三章（一）
垚垚把一万块钱抛撒掉了，对于一个曾经饱受了穷苦煎熬的人来说，她的心能不疼么？老文婶只是把疼痛的心情深深地埋藏起来，她明白，她要是像若冰那样又急又吵，这个家岂不要乱了么？她是这个家的主心骨。六十年代初困难时期，丈夫病倒了，去世了，她在临石板街的巷子口摆了个摊子，夏天卖九重粿和大米糕，冬天卖米时和元宵丸，挣了点钱，节衣缩食过日子，好歹把两个儿子拉扯大了。瞧着达理上了工农兵大学又有了工作，又瞧着达通去当了兵，复员后去了日本，她感到终于可以松下一口气好好歇歇了。垚垚小时候挺乖的，她疼得不得了，总是拿出最好吃的东西要他吃下去。她这辈子几乎都在这小镇中度过，她的娘家就在石头镇附近的蔗林村，解放前三年她嫁到了镇街上的文家。后来娘家人为躲避战乱搬迁到外地去，解放后，她多方打听却一直没能得到娘家人的消息。她的堂弟阿丕一家人仍留在庶林村，但阿丕的父母很早就先后病死了，他没有兄弟姐妹，又天生一副二等残废的身段子，没个谋生的本领，成了五保户。她时常让阿丕上文家来，给他一些钱和吃的穿的东西。
年轻时的她有过种种美丽的幻想，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能走出这小镇，到那不曾到过的好美好美的地方去走走看看，但最远她只到了离这儿约二百里外的省城，像上海啦，北京啦，那些大城市她终究没个机会去。随着日子的推移，两个儿子的出世及带来的繁杂的忙不完的家务琐事使她只能把年轻时的愿望深深地埋进了心底。一天忙下来的她累得腰酸腿疼，往床上一躺下来就呼呼睡去，有时夜半更深醒来，那埋在心底的愿望陡然升起，但她明白，自己已经被囿在了文家的小天地里，一天到晚有忙不完的事儿，哪有可能轻易离开这个家。老是呆在家里总有一种闷的感觉，她多么想到外头走走逛逛，不敢奢想去远的，就是在邻近地方玩玩也好，到底没个时间，总感到动身离家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当她烦闷已极时，有一次斜对面邻家老白婶送来了一张戏票，邀她一块上镇影剧院看戏去，她欣然去了，居然迷上了，隔三岔五就要上影剧院看一场戏。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戏禁演了，全国八亿人民八台样板戏，影剧院偶尔放映样板戏的电影，她也去看看。影剧院大多数时间闲着，成了开批斗会的会场。她晚饭后有时也上那儿去，坐在后排座位看着台上台下群情激昂的场面，听着一阵比一阵响亮的口号声，她不想去了解批判的什么内容，甚至连台上被斗的是什么人，发言的又是什么人她都不清楚，她只是觉得待在那儿比待在家里时间过得快，也少了那种闷的感觉，使自个儿晚饭后好歹有了个去处。文化革命结了，电影开禁了，影剧院天天晚上有了电影，隔天换一部片子，她也就跟着隔天看一场，使自个儿在晚饭后又有了个去处。电影看多了，她连片名都记不准了，更甭说演的啥内容了，有时还看了重复的片子，这对她无关紧要，她主要的目的是让自个儿累了一天下来有个去处，好排除掉一天积下来的烦闷，轻松轻松。后来，电视普及了，电影被人们冷落了，影剧院演电影的场次越来越少了，她就不再上那儿去了，就在家里看电视。有一段时间她成了电视迷，每晚都要看到荧屏上出现“再见”才关机，后来，孙子垚垚突然发病，搅得她对电视也无心看了。垚垚的病成了她的一块心病，为了这，她提起的心一天也没放下过。
岁月不饶人，一晃眼她六十七岁了，她感到自己消瘦的身子还挺硬朗的，也许是“千金难老来瘦”吧，只是头发白了一半多了。每天早晨四五点钟她就醒来了，然后洗漱干净，走进楼下跟她的卧室相隔的北侧房间，点燃三根香，向着桌上供放的观音菩萨塑像跪了下去，口中轻声念叨着：“菩萨保佑，保佑一家人平安，保佑阿通出门在外不生病，多挣钱，保佑垚垚病早好。”逢初一、十五，她要在菩萨塑像跟前摆上三五种水果，三五种素食，燃香点烛，随后到院子门外燃放一挂鞭炮。她虔诚地相信，只有菩萨才能救垚垚，在菩萨面前不能有半点的私心杂念，要真心实意。到菩萨跟前烧香跪拜成了她每天生活中的一项重要的内容，有时她感冒了，早上睡过头了，也要挣扎着下床去，到菩萨跟前点上香，跪拜一会儿。
春节很快过去了，文家上下对垚垚盯得紧，他也不再闹出什么事儿来了。他口中常嚷嚷着“墙！墙！”的胡话，老文婶、若冰听多了，习以为常，并不去理会。他在家一待久就感到憋不住，吵着要出去。老文婶只得吩咐阿丕来把他带到蔗林村玩上一天。阿丕来时，老文婶让他带点吃的东西去，又给他几块钱。
瞧着垚垚这副样子，老文婶把文家传宗接代的希望移向了达通身上。达通去日本打工快五年了，走时他二十九岁，如今三十四岁了。那年他临去日本前，老文婶给他物色了个这石板街上苗姓姑娘，小他五岁，彼此都认识。在老文婶的一再劝说下，他俩见过两次面，但达通态度暧昧，不置可否。达通去日本后，老文婶让达理写信提了这事，还把苗姑娘家的地址寄去了，希望他能给她写信。苗姑娘等了一阵又一阵，太阳依旧东升西落，却不见达通一个字儿信来，就嫁人了。如今她常常牵着两岁多的儿子走在石板街上，见了老文婶大老远就打招呼，老文婶心里很不是个滋味。老文婶又气又恼，向达理要了达通的电话号码，到镇南头邮电局挂通了往日本的电话，要达通立马考虑婚姻的事儿，不管在哪儿找对象都行，反正不能再拖了。达通找了各种理由辩解，老文婶听了更气了，在电话里狠狠地骂了一顿。
老文婶骂归骂，达通但凡大小事儿自有自己的主张。他打孩提时代起遇上事儿就要按自己想的去做，不喜欢大人插手，更不喜欢大人包办。上小学了，第一次新学期注册由老文婶带他去，他老大不高兴，嘴巴翘了老高，跟老文婶怄了几天气。后来每逢新学期开学前注册，他总要自个儿拿了钱上学校去。老文婶不放心，说：“你还小，把钱丢了咋办？”“人都不会丢，钱咋会丢？”达通应道。连续几个学期他都独个儿拿钱去，倒也没出差错。新学期又开始了，这天达通拿了钱上学校去。他沿着石板街连蹦带跳朝东北头镇中心小学走去，走到十字街口，看见一位衣衫褴褛的妇人牵着个流鼻涕的男孩正在向过路人乞讨。达通走到近前，那妇人把手伸向他面前，哀求着：“小弟弟，能给点钱吧？”说罢，眼珠儿竟掉落了下来。那小男孩一张脏兮兮的脸蛋，眼睛睁得圆圆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像饿极了的样子。达通停住了脚步，心想，她俩肚子一定很饿很饿了，应该要帮助她俩。围观者中有人对达通说：“小孩，你手上的钱被她看到了，她在向你讨哩。”达通下意识地攥紧了手中的钞票，很快又把手心松开来，拔出惟一的那张十元钞票，迟疑了一下，还是递了过去。妇人吃了一惊，泪眼里放射出喜悦的光彩，有点不大相信地收了下来，忙不迭地点头致谢。围观者和过路行人惊奇地观看着他这小孩竟然把市面上流通面值最大的钞票送给了乞丐，倍感不可思议。达通感到了人们惊诧目光的扫视，挺不自在，转身急急忙回家去了。
达通回到了家里，老文婶见他这么早就回来了，正感疑惑，达通开口了：“妈，给我钱注册。”“钱丢了？”“没丢，我看见乞丐又饿又可怜，给她了。”“你呀你，你哥要读书，你也要读书，家里钱刚刚好的，你给人了，哪再来的钱？你同情人家，又有谁来同情咱家？妈只能借钱去了，你下午再去注册吧。”
长大后达通才知道，那时十元票是最大面值的钞票，有工作的人要用二十几三十来元月工资养活一家子，黄金一钱才值九元多，钱可真是来之不易呀。
达通每天背着书包走出石苔巷，往北穿过长长的石板街到镇中心小学去，放学了，他又穿过长长的石板街，钻进石苔巷回家来。有一天，校园里忽然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纸张儿，石板街上出现了一拨又一拨游行的人们，小学二年级功课就要结束的他和同学们被通知不用上学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今日的人们跟昨日比都变了个样儿，他不明白。长长的游街队伍走过来了，他挤在巷子口人丛中观看，那戴高帽子挂牌子不是校长吗，还有几个戴帽挂牌的人他不认识，这到底怎么啦？
游街队伍一拨又一拨，辩论争吵一场又一场，达通看腻了，也懒得上街观看了。也不知过多少日子，有一天，一个小伙伴来家喊，复课了，上学去。他又背起了书包上学校，但每天只学语录。又不知过了多少日子，达理下乡去了，达通上了中学。镇中学里老师无心教，学生也无心学，没有作业也没有考试。几年后达通高中毕业了，下乡去了。当了几年知青，有一天部队招兵来了，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报了名，没想到竟那么顺的，体检政审一关关都过了，居然穿上了军装。到了部队，他满怀希望能当个文书或是掌握一门技术的兵，岂料上头却派他当了个伙头军。他一下子泄了气，真想溜号回家去，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