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再有了。这就是美国的立国哲学 Pragmatism （实验主义）利弊之所在的具体表现。当年在中国大力推荐实验主义的胡适老师，实未尝参透也。盖实验主义一定要有个有「定型」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为基础，始能搞「一点一滴的改革」。美国今日这个「独立检察官」之存废，和两党在绯闻案中的斗争，若没个有定型的法治民主的社会为基础，那就要像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而人头滚滚了。姑引目前这段时事，来帮助说明，在我国民国初年，民主学步初期，政治转型过程中，那桩画虎不成的小插曲。关于近年美国极右翼保守主义之滥觞，及其对美国政治社会之影响，下列论文，颇堪一读： Andrew Sullivan，“ Going Down Screaming”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 11， 1998。 pp。 46ff。 】
长话短说，古德诺在华的一年半载，正值中国政坛，总统制与内阁制争辩最烈之时；也正是袁总统与国民党拔刀相见之时，而古教授的适时出现，无意中也就变成总统制最有力的辩护人（ defender ）。既然代表总统制的是袁大总统，而代表内阁制的是国民党，在这场南北战争中，在国民党和亲国民党的社团看来，古德诺很自然的便被看成袁世凯的「魔鬼辩护士」；而在袁氏和亲袁的政团里，古氏很自然的也就变成总统派（和后来的帝制派）的最有力的理论「中坚」。因此在二次革命结束之后，袁氏所推动的一系列的变法改制，如上篇所述的新的「大总统选举法」、「解散国民党训令」、「停止国会议员职权」、「废弃天坛宪法」、「增修临时约法」、「颁布新约法」、「实行一院制」、「废除内阁制」和「总统世袭制」等独裁政策的推动，古氏的理论，纵无决定性的影响，至少也是被袁派引为借口的，尤其是一院制「新约法」的颁布，古氏且以吾道得行，引以为慰呢。【古氏于一九一四年八月返美出任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校长新职，同年十一月十九日曾出席在纽约举行的政治学会年会，作主题演说（ Keynote speech ）时，即以当时的中国的宪政改革为题，对「中华民国约法」（新约法）推崇备至。汉译讲辞全文见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九三九─九四五，原存顾维均私档；英文原稿见美国政治科学院所发行一九一四年年刊；摘要见十一月二十日，纽约时报： Dr。 Goodnow Speaks on Birth of Chinese Republic at Dinner of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
虽然古某也一再坚持，他对中国国体和政体的建议（ advice ），是从纯学理的立场出发的，但是总统派（和后来的帝制派）则对他的「纯学理」毫无兴趣。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古顾问对「总统制」和「中央集权制」的大力宣传。为将来实行帝制铺路，使这位来自美国的权威教授，变成中国未来皇帝的「御用文人」，而古氏由于初临东土，对诡谲的中国政坛，毫无认识，乃被无辜的卷入中国的臭酱缸，作帝制派的替罪羔羊，几至不能自拔。其被栽赃，栽得最惨，而百口莫辩的，则是他那篇著名的所谓「帝制优于共和论」了。
「帝制乎？共和乎？」的英文原著
原来当古德诺于一九一五年七月第二次来华时，正值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完全结束，袁政府大难不死，外患稍纾，喘息方定，乃又回头为内政国体，重作旧梦。当初曾力主中央集权的古德诺顾问，既然适时归来，袁大总统乃纡尊降贵，请古顾问就以评议「天坛宪法」为题，就世界各国现时所实行的国体，一评共和政体与帝制政体之优劣，以为袁氏本人，以及中国推行宪政前途之参考。这本是古某在二次来华之前早有心理准备的暑期作业，万里归来，所为何事？因此乃尽展所学，为袁总统上了一篇万言条陈，以报知遇。古氏这件备忘录是专为雇主袁大总统撰写的「密件」，以供袁氏个人参考的。不意此文后来竟为袁党汉译为「共和与君主论」，文中并强调「君主制优于共和制」，发交华文媒体广为宣传，它就变成杨度等人所组织的推行帝制的「筹安会」的圣经了。后来袁氏帝制不成，身败名裂而死，遗臭后世。古氏因之也颇蒙恶名，有人甚至怀疑他受贿执笔，使古老头跳到黄河洗不凊，他本来在美国政坛也是宦途似锦，竟因此一败笔，而前功尽弃。原来在古氏出任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校长之时，声望之隆，原不在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威尔逊之下，共和党固有意提名古德诺为总统候选人，与威尔逊一争高下也。不幸古校长竟因「助袁称帝」之嫌疑被黜，使他合恨终生，也真是无妄之灾。
笔者抗战期间在重庆读大学之时，即颇思一读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之原著，以见其真相。无奈战时大后方无此治学条件，未能如愿。战后留学来美，曾在古氏寄存于哥伦比亚大学之私档中细索之，还是一无所获，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所存古氏遗文中，此件亦无踪影。真是踏破铁鞋，所幸上引美国国务院旧档中却有一复印本【见上引 Foreign Relations， 1915。pp；53─58】与原汉译本互校之，颇开茅塞也。【中文谡稿原载一九一五年九月全国请愿联合会编，「君宪实录」。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九四六─九五一，和上引郅玉汝讲辞，均收为附录，可供参考。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应存有原件也。】
承继式的寡头制，优于非承继式寡头制
古德诺这篇论文，在近代革命史家的诅咒中，不用说是反动透顶了。纵是在开明史家，如不才的老友李新、李宗一（已故）两教授笔下，也是篇大大的「谬论」【见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下，一九八七年，北京中华书局版，页五七一，末段】。其实从法理、学理和史实的角度来看，古老头这篇「谬论」，还不算太「谬」。他的谬，是谬在他老学究的政治天真（ political naivety ）……。他不该在那个紧要关口，写那篇助纣为虐的文章。学术虽是中立的，但在那个没有中立地区存在的是非时刻、是非之地，客观是非的标准就不存在了。我们今日如重览斯文，把它当作一篇「史论」来读，觉得他也颇能言之成理嘛。
提要而言之，则是古某认为各种政体制度本身，如帝制也，共和也，固无绝对优劣之可言。其所异者端在其采用之各族群国家是否能适用之也。即以共和政体（ Republicanism ）来说吧，百余年来之大国，行之最有效者。实只美法二国而已。美国立国之初，其志只在独立，本无一定实行共和政体之初衷也。只以移民海外，侨民之间独缺有统治历史与训练之皇族。加以开国诸贤均颇有老英伦议会政治之素养，更以开国元勋之华盛顿未尝生子、纵接受黄袍加身，登基为北美王国之乔治一世，亦无美王乔治二世可传。故坚守共和政体为立国之本者，偶然固大于必然也。加以北美地广人稀，生活条件优厚，教育发达，民智大开，人民视参政为义务，以故共和政体竟能一成不变，浸为民主大国，适者生存故也。非共和之优于君主也。
再看法国：法国革命（一七八九）直承美国革命（一七七六──一七八四）之余波，原亦醉心于自由民主，然法国无议会政治之传统，人民对共和政体殊难「适应」，亦可说共和政体不适合法国国情也。以故时不旋踵，革命将领之拿破仑遂加冕称帝矣。其后帝制独裁更翻扰攘，至一八四八年革命再起，建立第二共和，旋因人民自治能力不足，原革命将领、老拿破仑之侄，竟背叛共和，恢复帝制。直至一八七○年之普法战争，首都巴黎陷敌，帝国崩溃，法人乃建立第三共和以迄于今。固知法国人民在共和学步中，三起三落，实未能一蹴而几也。
其后拉丁美洲之西葡两国殖民地，由于摆脱两国之统治而次第独立，因受美法共和政体之影响，乃相率建立墨西哥、阿根廷、秘鲁、巴西诸共和国。然南美诸国缺乏美法两国的文化教育，和社会经济等共和政体所必需的条件，因此画虎不成，共和政体竟相率变成寡头独裁政权。然各独裁政权，如有深具统治能力之强人统治，有时虽亦可相安数年至数十年之久，然若斯强人一旦老迈或死亡，因无固定继承人，则往往群雄并起，争夺政权，就弄得全国大乱，民无噍类矣。古氏且特别举出墨西哥的独裁者爹亚氏（ porfirio Diza ）为例。爹总统统治墨西哥逾三十年（一八七六─一九一○）。最初亦能相安无事。然在爹氏日益老迈昏聩之时，由于没个法定继承人，而弄得群雄并起，一国之内总统五人，墨西哥就不成个国家了。所以古老说，一个国家如果搞共和政体画虎不成，与其落得个个人独裁的寡头政权，倒不如干脆实行帝王专政之为愈也。因为搞帝王专政，它还有个老香火、老法统可依法行事。老王晏驾，自有小王按老法统，和平接班；不像个人专制的寡头政权，一旦老寡头死了，众多小寡头，必需大打出手才能接班也。【笔者按：不信试看二战前后的极权国家的表现：列宁死后的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孙中山死后的汪、蒋；斯大林死后的马林可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毛泽东生前死后的刘少奇、林彪、四人帮和凡是派；邓小平生前死后的胡耀邦、赵紫阳和江泽民……】所以古老头说与其画虎不成搞假共和，倒不如干脆开倒车，搞真帝制。因为承继式的寡头政治（ Hereditary Autocracy 帝王专制），实远比非承继式的寡头政治（ Non─Hereditary Autocracy 个人独裁制）要高明多多也。
英国由共和复辟帝制
古教授为此曾举出个英国历史上的实例：搞废除帝制、建立民国，英国佬实在是天下第一。远在十七世纪中叶，英国就发生过一次「辛亥革命」。那位领导武装斗争的英国黎元洪，名字叫克伦威尔（ Oliver Cromwell， 1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