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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没等着。我在大街上逛来逛去，吃了个面包喝了杯糖水似的咖啡。下午我第一个坐在长条凳上。上班约一个小时之后，一位气字轩昂的银发老人走进办公室，门口的接待员给我使了个眼色，我以为这就是那位贾律师大驾光临。我走上前，紧张地盘算在大庭广众之下如何拿出烟来。接待员赶紧说：“主任，有人请贾律师，等了大半天了。”
我的手及时地从包里收了回来，顺势向主任礼貌地欠了欠身。
主任说：“你认识贾律师吗？”
我说：“不认识。”
主任说：“贾律师目前不接案子，除非大案要案。”
我说：“我的案子不小，人命关天。”
主任说：“你简略谈谈吧。”
主任没有坐下的意思，我也就尽量简洁地讲事情经过，没有感情色彩的事情经过显然是枯燥的，果然我还没说完主任就摆了摆手。
“好。我明白了。”他说，“贾律师目前不接案子，除非大案要案。现在我们律师忙极了，不过，我还是可以给你安排一个。”
不由分说，我就被带到一张办公桌前，一个年轻得像刚取下红领巾的姑娘板着脸对我说：“你谈谈情况吧。”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谈了。她听着听着咬起了指甲。听完之后她问我：“这么说是你的玩忽职守罪却抓了李剑辉，是吧？”
我起身告辞了。看来只有接待员还同情我，我请她告诉我真实情况：我到底能不能在这里请到名律师？我摸了两盒烟放在她抽屉里。她说：“没希望。这么一桩小事，当事人又没来头。”看我茫然的样子，她给我指了一条路：委托法院推荐律师，这样至少不会上些业余律师的当。
我真不愿意再去法院，但在一连串的碰壁之后，我硬着头皮又见了瘦小苍黄的庭长。我尽量放低声音，求他不计前嫌。但他还是用一个个十分合理的理由拒绝了我，言下之意责备我在多管闲事。最后他说案子拖了不短的时间，很快就要开庭了。
我从法院出来，一路将沙石踢得乱飞。一辆自行车从我身边骑过去又弯了回来，女法官拦住了我，对我微笑。我没对她笑，我已经没有笑了。
她说：“别泄气。找找你们医院领导，组织出面比个人有力量多了。如果李剑辉的确是工作一贯认真负责，这次只是个失误，你们组织可以拿出一份材料配合我们办案。哪有组织不相信组织的呢？我们之所以逮人，也就是因为死者厂里、妇联、团委等组织都来了材料强烈要求，公愤太大嘛。关键是你们医院态度要鲜明。”
我说：“谢谢！”
原来官司还可以这么打，那就再试试吧。
我回到院里，找到院长大谈一通。我像回到娘家，尽情倾吐了在婆家受的欺侮，一心指望娘家的人会拍案而起，替我出口气。谁知院长一句话就堵死了我。
“作为一级组织，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写任何不着边际的证明材料，以免干扰法院的独立审判。对吗？”
他还彬彬有礼地说：“你呀，太冲动了。我们要相信法律呀。只讲义气怎么行？”
一股凉气顺着我的腰椎往上冲，我的手脚都发麻了。苍天有眼！让他的女儿再怀一次葡萄胎吧。去年这个时节，剑辉得重感冒在家休息，院长冒着大雨亲自登门请剑辉为他女儿做手术。剑辉二话没说就上了手术台，做完手术，她都要虚脱了，躺在急诊室输液。我说：“剑辉，你可学会做了。”
“什么呀！”剑辉说，“院长是信得过我这双手，这叫报知遇之恩。”
我感到我们被人欺负了。谁欺负了我们我说不清楚，但被欺负的感觉是这么强烈。我只不过想请个好律师，剑辉有权得到辩护。我愤怒地下了决心，我要求遍我所认识的人，我愿挤遍全市的公共汽车，我舍得花掉我全部的积蓄，也要找一个能给我指点迷津的行家，把这场官司打到底！
曲曲折折，反反复复，我终于找到了这么一个人。他也是个法官。自称姓贾名方。我明白这是一个假名。他说第一我不会去为你开后门，第二我与你谈话的身份不是法官。
我说我懂。他说你详详细细谈谈情况。
我谈了一个多小时，连剑辉平日的为人也谈了，他听完朝我作了个会意的苦笑，我的泪水差一点就滚出来了。
贾方说：“我谈三点。”
“第一，不要指望你们医院了。法院办案有一条原则是相信和依靠基层组织和群众；另外也有一条：法院具有独立审判权。你们院长显然是个老滑头，他用了后一条对付你。你何必还在他们身上花精力。”
我说：“那我怎么办？”
“你别着急。我说第二点了。你要分析对方。既然李剑辉不构成犯罪，可怎么立案抓人了？这就证明死者家属很老辣，懂得利用妇联等组织的力量，很有可能在法院也找到了熟人关系。”
“法院也……”
“哪个行当都不是真空。不过我只是假设。从不涉及司法界的一个工人能这么有步骤地打官司一般是有内行为他参谋的。”
“哦！”
“你现在必须明察暗找，看对方是否有关系，有便可告他个徇私枉法。另外，你也要找组织找依靠，如市政法委员会，市人大，检察院等等，向他们申诉冤情，求他们明察，只有他们才能过问法院的办案情况。”
“是这样，我如何明察暗找呢？”
我想我又不是外国影片中的私人侦探。
贾方说：“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了。你不要迷信名气大的律师，你自己做辩护人。你充当辩护人，与法院办了手续之后，你就可以看案卷，会见被告，四处调查，这不是很有利的机会吗？”
“明白了。”
“关键在于你要胆大心细，要格外冷静理智，一言一行要依据法律去做。你得在开庭前准备好一切，庭审时发起进攻。你干吗？”
“当然。”
我握了握了贾方的手，起身告辞，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
走到街上，已是深夜。这是本市最繁华的一条街。马路上行人寥若晨星，霓虹灯却繁星闪烁。我走在霓虹灯的甬道里，眼前一片灿烂，主宰着我的是一种十分悲壮的情绪，我不由得挺直腰杆，高高迈着步伐，我勇敢地走向一个陌生神秘的地带——律师的领域。
今天上午，九点三十分开庭。
关键时刻到了。这是决定剑辉命运的时刻。
我还瞪着天花板干什么？天正在发亮，我该起床了。我要再温习温习辩护词，要对着镜子演讲一番；我担心我发向有关报社的邀请会不会有人接受，我还要事先去剑辉家替她亲亲她的女儿丫丫。
我能很有尺度地控制自己的感情吗？我能临场不怯思维敏捷能驳善辩吗？我穿什么颜色什么式样的衣服出庭？这一切都与剑辉的命运密切相关，剑辉！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辈子还会充当一次律师的角色。
重重的负载使我久久起不了床。
2
深灰色西装，红领带，黑皮鞋，这一身很庄重。
法庭本身是个庄重的地方。据说现在律师们出庭都是西装革履。
我穿好这身衣服，往穿衣镜前面一站就动摇了。我这身西装料子太高级，做工太讲究，我的皮鞋太尖，后跟太细，我好像要去参加一个什么庆典似的，这太脱离法庭了。受了委屈的人穿一身好衣服就跟没受委屈一样。
我换上一条旧牛仔裤和灯心绒夹克，这似乎又嫌随意和新潮了些，法官们一定会反感的。
贾方提醒说为了这场官司能打赢，我必须连最小的细节都注意到。决不能因小失大。
我索性拖出了床底最深处的一只木箱，里头全是遭淘汰的衣服。我选了一件蓝涤卡布上装，布鞋。全都肥肥大大没有曲线没有腰身。
捋下头发上的绸带，用皮筋箍上，因为睡眠不足脸上黯淡无光，再背上一个黄帆布挎包。镜子里是一个本份平朴而且可怜的黄脸姑娘。
我出门了。我准备步行去法院，以便路上深思熟虑。
老楚开门，看我这副装束，吃了一惊。
小丫还没起床，睡得熟熟的。我在小丫床头停留了一会儿，心里和她讲了一句话：小丫，阿姨要去看你妈妈，等着阿姨的消息吧！我怕弄醒小丫，没有亲她。剑辉要我在开庭之前替她好好亲亲小丫，我答应了。但我认为大可不必非亲不可，答应剑辉是宽慰她，实际上亲不亲就看情况了，我毕竟不能代替剑辉亲谁，这个替不了。
“我就不去了。”老楚说。
我说：“好吧。”
他一直说是想去的。
老楚又说：“我怕自己受不了。我等你的消息。”
我说：“好吧。”
我之所以还在磨蹭，是巴望老楚能让我捎句问候给剑辉。昨晚我又一次将辩护词念给他听了一遍，经过一夜，我希望他多少有些补充意见。
他举着香烟，扫视着狼藉满地的房间。说：“医院为什么不帮剑辉说话？唉？如果我出了什么事，我们学院绝对出面保我。剑辉在单位到底怎么回事？大概也和在家一样，一意孤行，为所欲为，不计后果，不听人一句忠言，不然，哪至于大难当头，落得个孤家寡人！这次她那颗小姐的心该知道疼了吧？”
有多少话可以说，他偏偏说出了这种话。这下轮到我大吃一惊了。可我不想让他看出我吃惊。鲁迅真是刻薄到家了，他说：最高的轻蔑是眼珠都不转过。我就像鲁迅说的那样走了。
我想走一条路边开着黄色野菊的泥土小路，想四周安安静静，空气里充满了清晨泥土的潮腥味，好让我有条有理地思想一下今天重大的辩护问题。但事实上我正走在早晨上班高峰期的城市人行道上，拥挤嘈杂的早点摊的油烟煤烟直呛口鼻，我脑子里杂乱无章地跳动着剑辉往日形象的碎片。
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