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不要他玩，而他一旦和大家玩起来，也非常乐意为大家服务，组织大家有秩序地进行游戏，还经常充当小朋友们的保护者。有一次，一个男人骑自行车碰倒了我们居仁里的一个小孩，男人没停下，曾实飞身追上自行车，在大街上将男人拉下来扯到警察亭，警察笑着拍拍曾实的头，说：“算了算了，我们只管交通。他嘛，向你们道个歉就行了。”
曾实说：“你们只管交通？那我捡到钱交给你们，你们怎么要了？”
曾实跳起身给了男人脸部一拳。在满街大人的惊讶中率领居仁里的孩子们扬长而去。
曾庆璜在农村一连两年没回武汉，在牢固地获得了贫下中农的好评之后才开始不定期回家。起初他对儿子的健康成长感到满意和高兴，很快他就发现了一种来自儿子的威胁：儿子瞧不起他。
曾庆璜每次回居仁里都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裤边挽着，球鞋上有泥，扛着微驼的背，耷拉着双臂，极为小心谨慎地贴在路边走，逢人就弯腰点头，也不在乎别人的态度。
曾实在里弄玩耍，一看见父亲回来就扭头跑回家。经过了几次之后，父子俩就有了人生第一次不愉快的对话。
曾庆璜说：“曾实你干什么鬼头鬼脑的，看见了我也不叫。”
曾实说：“瞧你那样子，我看了不舒服。”
“你不舒服？我什么样子让你瞧了不舒服！”
“你不能精神点儿，弄干净一点儿吗？”
曾庆璜张着嘴，回答不出来。几年的劳动改造使他忘掉了儿子所用的词汇。他注重的是世界观的干净而不是身上有没有黄泥巴。他的灵魂深处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自己委屈，因而尽力装出老实接受改造的样子，以免被痛打落水狗；一方面，在农村改造之后，他又感到知识分子的确有许多缺陷和世界观的错误，而贫下中农的确是伟大的阶级，知识分子是需要改造。因此曾庆璜的外表既有人为的委琐邋遢也有真心诚意的悔过和谦卑。
“你懂个狗屁！”曾庆璜说。
曾庆璜一回来就主动打扫居仁里的公共厕所，掏堵塞的阴沟，弄得居委会非常赞赏他，再三号召居仁里其他犯过错误的人向他学习，并且每次都给他写个探亲表现鉴定带回农村。
这个“其他犯过错误的人”里头包括我爷爷。我爷爷淡然一笑，说：“如果我的职业是打扫公共厕所，我会尽力做好本职工作。不过即便我扫完了厕所也要洗干净手，换上我整整齐齐的衣服还有皮鞋。”
我奶奶被爷爷这些话骇得够呛，一双小脚急颠颠去关大门，又急颠颠回来求爷爷少说两句。我是支持爷爷的。我为他那一头往后梳去的花白头发骄傲，为他黑亮的皮鞋、整洁的衣服而骄傲，为他每天坚持读书看报而骄傲。而他也是因为从前的错误没说清被发配在一个堤防材料仓库当门房的。他一上班就罩上一件工作服，换上球鞋，认真地工作，下了班就是本来的模样。街坊们也都挺喜欢他。
曾庆璜打扫女厕所的模样恐怕已被历史定格，居仁里没人会忘记。他一手提只铁皮水桶，一手拎把扫帚，扫帚上还挂着小铁铲；耸肩勾脑，眼睛只看着地上，鼻尖下戴只肮脏的小白口罩。“喂，有人吗——”他就这样站在女厕所门口低声下气地问。
有的时候就有一群女孩在厕所里尖叫：“别进来！别进来！”不一会女孩子们涨红着脸冲出厕所，跑出老远又回来，叫道：“右派，流氓。右派，流氓。”
终于有一次曾庆璜的这套工具失踪了。曾庆璜在家四处寻找并迁怒于他的姑妈。曾实这才说：“是我扔了。”他的姑奶奶着了急，说：“那是居委会的东西，我们赔不起。扔到哪里我去捡回来。”
曾实说：“我扔进长江了。”
曾庆璜不相信一个孩子会拖着沉重的铁桶步行四十多分钟去江边。他姑妈对他说： “曾实说得出做得出，你就依了他吧。”
“依他什么？”
“不要再去扫厕所。厕所归金老头扫。”
曾庆璜吃惊地看着姑妈和儿子，说：“这是我的事，你们也管得太宽了。”
“不要脸。”曾实说。
“你再说一遍。”
“丢人。不要脸。”
曾庆璜扬起巴掌，他姑妈挡在了曾实面前，说：“黑皮他说的实话，不是骂人。”
但是，曾庆璜很快又弄到了一套打扫厕所的工具。
第四节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五十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的童年乃至少年时代是特别的也是很有意思的，已经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则只能说也许。不过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来者。
那时候，我们最关心的不是漂亮衣服和奶油巧克力，不是孩子们天性所喜欢的游戏场、夏令营和鲜花绿草。当地球西边的米老鼠唐老鸭为西方世界的少年儿童所心醉神迷时，我们羡慕的是王小憨。王小憨的父亲王憨子是居仁里唯一最正宗的工人阶级。家里五代人都是人力车夫。居仁里在英租界里头，所以解放以后成份普遍较高。王憨子住进居仁里是因为他有个聪明的父亲，那老爷子看在外面踩人力车既辛苦收入又不高还竞争性强，就设法投靠了居仁里的一个亲戚，每日送职员们上下班，收入非常固定。谁知到了王憨子这辈人，红旗指处乌云散，翻身做主人了。
我们从小学开始就听王憨子在台上给我们作忆苦思甜的报告，吃忆苦饭也是请王憨子的老婆来做。上语文课学到鲁迅先生的散文《一件小事》，老师举例也是举的王憨子的父亲。被鲁迅先生写进文章里歌颂是多么值得人自豪！王小憨真是自豪得不得了，脸蛋总是红扑扑的。
曾庆璜扫女厕所，我只和女孩们骂过他一次。奶奶生气说了我，我就不参加骂了。奶奶说：“人家是做好事，你们怎么能侮辱人呢？他虽然是右派，右派做好事也是应该表扬人家的。别的孩子骂就不说了，你怎么可以骂呢？”
我十分敏感，我意识到奶奶最后一句话是暗示我们家也是犯错误的人的。
曾实自他父亲扫女厕所之后就不再理睬居仁里的许多女孩。理我，还理其他两个右派的女儿。曾实比我们大几岁，常保护着我们去江边运输码头附近玩耍。荒草连天的江边到处堆着建筑材料和破烂船板，我们几个背着书包的小孩就坐在那些船板上，望着浩瀚的江水想象自己可以重新选择父母。有的希望母亲是纺织女工，父亲是炼钢工人。有的愿意父母都是公社社员。也有的设计父亲拉三轮车，母亲卖冰棍。曾实说他宁可不要父母，是他姑奶奶随意摘了树上一只桃吃了就生了他。我则希望我爷爷没犯过错误，人还是现在这个人。
我们互相询问彼此的家里人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共同憎恨大人们对我们支支吾吾，隐瞒历史。我说：“我最怕我爷爷犯的是生活作风错误。男女关系，最丢人。”大家一致同意我的观点。曾实说：“我爸爸是右派。政治错误。好在这点很明确。”
有个小孩说曾偷听到大人的议论，说我爷爷是有作风问题的，我低下头，眼泪一串串落到地上。
曾实说：“别听人瞎议论。一般犯了错误，组织上会下结论的。以组织结论为准。”
我说：“我要找机会问我爷爷一次。他们不能再把我当孩子哄。王小憨都已经被破例吸收为共青团员了。”
王小憨和曾实一样大。曾实说：“那没有什么了不起，革命不分先后。出身不由己，道路可以选择，毛主席都说了。关键在于将来到底谁真正能挑起革命的重担。革命是件相当艰难的事业，它不仅需要阶级觉悟、胆量和牺牲精神，还需要有很大的学问。我看过好几本书了，毛主席很有学问。周总理他们一大批人都是留学生。王小憨成绩太差了，又不爱读书，将来是很难说的，我们应该有信心！”
晚上我把曾实的这段话写进了日记里。那时曾实十三岁。我不到十岁。我们都对中国的革命无比关心。尽管大人们给我们的履历表点上了污迹，我们却盼望着将来在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劳动人民的战争中建立功勋，以表明我们对党的赤胆忠心。
我和爷爷约好了时间去他单位吃食堂的饭。但我不是单独去的，我带曾实一块去了，我怕自己没有勇气向爷爷提问。
食堂的饭是用陶钵子蒸的，很好吃。因为太紧张，我没吃几口就肚子疼。爷爷说： “慢慢吃慢慢吃，吃完我们不着急回家，沿着江边散步看船，一直走到江汉关。”
吃完饭我们在门房里坐着。爷爷逐一检查了仓库的锁，扫干净了货场，又把他一巴掌大的门房收拾好，最后脱掉那蓝色帆布工作服，换上皮鞋，说：“走吧。”
爷爷牵着我的手，搭着曾实的肩，在江边法国梧桐的浓荫下不慌不忙往江汉关钟楼走去。
爷爷对我说：“最近我一直想有这么一个机会和你走走，聊聊。我发现你已经长大了，很关心国家大事了。那么，我们家里有些什么事你想知道，也应该让你知道了。”
一切顾虑、胆怯随着爷爷的一番话烟消云散，我挺着胸脯，觉得自己非常重要，非常受信任那感觉真是好极了。曾实要走，爷爷留住了他。说：“我很高兴你能参加我们的谈话。你是我对我的孙女说真话说实话的见证人。”
曾实顿时也容光焕发，十分郑重地点头。
就在那夭傍晚，在长江边的人行道上，我详细地知道了爷爷的历史。我爷爷读过两个大学，犯过三个错误。一是在工人运动中犯过右倾错误，二是在国共合作时犯了左倾错误，三是所谓生活作风错误，擅自和家庭出身不好的奶奶结了婚。他被降职三次并有党内记过处分，他学过化工专业和医学，一个专业都没用上。爷爷说：“我还喜欢文学，在延安时发表过十多首诗呢。”
曾实说：“结婚了就不算错误，不结婚就是打皮绊的错误。”
爷爷摸着额头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