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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马尔萨斯提出了所谓的两个“固定法则”作为他的理论前提。
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
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
葛德文在《政治正义论》中曾预言人的『性』欲可以自我控制，这已为科学发展的客观现实所证实。而马尔萨斯认为第一个前提是不证自明的，第二个前提也是葛德文等人无力予以驳诘。马尔萨斯说：“在消除两『性』间的情欲方面，迄今却尚未任何进展。两『性』间的情欲今天仍同2000年或4000年前一样强烈。现今同以往一样，也有个别的例外。但是，由于这种例外的数目似乎没有增加，因而，若仅仅从存在着例外就推论说例外最终将成为规则，规则最终将成为例外，则很显然，这种推论是很不讲究辩论的哲学的方式的。”马尔萨斯断言他所提出的两个法则是永恒不变的，自从我们有任何人类知识以来，似乎就是我们本身的固定法则。既往，他不曾看见此等法则的任何改变，我们当然没有权力可以断言，于今日为然者，于将来当为不然。
马尔萨斯从上述的所谓人类本身固定的两个法则，引申出两者之间的增长不平衡。他认为男女之间存在着不变的情欲，人口必然不断增加，而维持这些不断增加的人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是怎样增加的呢？他说：“一旦接受了上述两其公理，我便可以说，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限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懂得一点算术的人都知道，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多么巨大”。
马尔萨斯认为：“在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大自然极其慷慨大方地到处播撒生命的种子。但大自然在给予养育生命种子所必需营养方面，却一直较为吝啬。我们这个地球上的生命种子，若得到充足的食物和空间，经过几千年的繁殖，会挤满几百万个地球。但贫困这一专横而无处不在的自然法则却可以把它们限制在规定的范围内。植物与动物都受制于这一伟大的限制『性』法则。”他从两条“公理”出发对人口增长和食物增长之间的对比作出了如下论断：“设世界人口为任一数目，比如说10亿，则人口将按1、2、4、8、16、32、64、128、256、512这样的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将按1、2、3、4、5、6、7、8、9、10这样的比率增加。225年后，人口与生活资料之比将为512比10，300年后，人口与生活资料之比将为4096比13，2000年后，两者的差距将大得几乎无法加以计算，尽管到那时产量已增至极高的水平。”
按马尔萨斯的描绘，第一种力量大大超过第二种力量，这样一来，任何人间乐园都不可能实现，人类只能永远生活在贫穷困苦之中。而事实并非如此，如美国在1950年时，每个农民的生产只能供15个人消费，当时人口为14亿；到1978年时，每个农民的生产足够57个人消费，而人口只增加到22亿多。可见，这段时期美国生活资料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率。
事实胜于雄辩。如果世界人口每25年增加1倍，那么从马尔萨斯的理论出世算起，现在世界人口应该是500多亿，而不是现在的50多亿。
为了使虚构的“定理”有一个说得过去的基础，马尔萨斯从安德森（james。anderson；1739…1808；英国农场主和经济学家，
在李嘉图之前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级差地租的原理，是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先驱者）那里引述了“土地收益递减规律”。马尔萨斯认为人类生活资料是由较低形式的动植物所组成，如果土地的供给大到足以与膨胀的大概相适应，在没有阻碍的情况下，“它可能永远增长并且增长得大于任何可指定的数量”，人口与食物的供给可以均衡发展。但由于地球表面的有限『性』，按照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在单位面积的土地上递加投资，农产品的产量不是相应地增加，而是递减，食物的供给终于变得越来越吃力。而人口的繁殖并不受到这个规律的约束，“人口的力量在每一个时期里仍然占着那么大的优势”，人口的增长率与食物的增长率能平衡发展。由此马尔萨斯断言，即使能创造出像葛德文所想象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在那个社会里，如果丧失阻止人口增长的压力，它也不会长久存在下去。因此人们的贫困和饥饿不是人的过剩，而是因为土地的生产力没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扩大，无力供养的结果。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人类社会由贫穷所产生的不幸，是顽固的自然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与社会制度无关。
马尔萨斯在把世界描绘得天昏地暗不可终日之后，这位“悲天悯人”的神甫提出了解决人口过剩及其所导致的饥饿和贫困的妙术。这种妙术就是两种“抑制”：积极抑制和预防抑制。
马尔萨斯认为，人类生存必需食物，这是普遍规律，人类的情欲必然导致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在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两者不平衡的时候，人口自然规律要求两者必须保持平衡。这就必然产生一种强大的妨碍来阻止人口增长，这种妨碍就是贫穷与罪恶，它表现为失业、疾病、饥荒、瘟疫、暴行、战争等，即所谓的“积极抑制”。
马尔萨斯说：“对人口的积极抑制是极其多样『性』的。它包括产生于罪恶或苦难的各『色』各样的原因，或多或少都会缩短人的寿命。所以，在这一类里可以举出各种不卫生的职业，剧烈的劳动和受严寒盛暑的煎迫，极度的贫困，对儿童的恶劣保育，大城市的拥挤，各种各样的过度行为，连串整套的普遍疾病和传染病、战争、瘟疫和饥荒。”简单地说，所谓人口的积极抑制，就是用提高人口死亡率、消灭现存人口的办法，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保持平衡。尽管马尔萨斯非常『露』骨地鼓吹饥饿、疾病、战争、溺婴、贫困、阻碍增殖的社会习惯等，在抑制着人口增长倾向中有所谓“巨大”的作用，但他对别人的反对和谴责感到很委屈，痛苦万分。他认为自己并不同意疾病和溺婴，更不是鼓励战争和饥饿。他辩解说：“把我判断为人口的敌人是完全误解我的议论的。我只不过是罪恶和贫困的，从而是产生这些在人口与食物之间不利的比例的敌人而已”。
马尔萨斯在第二版中放弃自己是一个批评者，俨然以一个社会改良者的面目出现，在人口抑制方面作了一些新的补充，那就是他给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找到了一个摆脱贫困和罪恶的“妙法”，即所谓“预防抑制”。
预防抑制包括道德节制和罪恶抑制，其作用在于使出生率减低，防止新的人口增加。道德节制就是节欲，推迟结婚，直到具有赡养一个家庭的能力时才结婚，并且避免不规矩的满足。罪恶抑制指避孕节育、独生主义、打胎、不正当不自然的交接等。他认为道德抑制是上策，罪恶抑制是下策，因为牧师的观点看，后者是不道德的、不自然的行为。为了防止人口过度增长，关键在于做好及早的和充分的“预防抑制”，以免将来出现“积极抑制”。马尔萨斯的这个观点多少有一点参考价值。
按照马尔萨斯对道德抑制的解释就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无力赡养子女就不应该结婚，而且在婚前要保持贞『操』，不然就要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因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应该晚婚、独身、禁欲，这就是马尔萨斯所标榜的“黄金道德”。否则，按马尔萨斯所说，由于人口增殖超过生活资料增长而产生的贫困和罪恶就不可避免，作为人类病患的战争也无法解除。马尔萨斯认为战争的一个主要原因和最强烈的刺激无疑是生存空间和仪器的缺乏，子孙的繁殖既是战争不息的结果又是它的原因。在马尔萨斯看来，战争的根源就是人口迅速增加。因此必须对人口采取积极的抑制和道德节制，似乎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保持平衡，就可以消除一切灾难。马尔萨斯的荒谬理论成了统治阶级发动战争的幌子和引以开脱罪责的牌子。
人口必须抑制，他引用一个寓言来作比喻：食物与人口的增长，就像乌龟和兔子赛跑一样，只有使兔子乖乖地睡觉，乌龟才能赶上它。在食物与人口生产的比例关系上，不管什么国家要发展经济都要求两者相适应。马尔萨斯建议让兔子去睡觉，就是要求两者的速度按一定的比例关系保持平衡。在今天，这一点仍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像非洲的一些国家，其意义更为明显。马尔萨斯认为使兔子乖乖睡觉的最好方法，就是道德抑制。如果不向人们灌输道德节制的责任感，势必促进罪恶的滋生，而鼓励婚姻和人口的增加，则又促进灾难的滋生。他认为罪恶和灾难等是古代社会的抑制方法，现代文明社会是道德抑制占优势。现代社会（指资本主义社会）所以能够保证道德节制的良好效果，是因为存在着私有财产制度。这样，人们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能够通过自我克制来阻止人口增长。
马尔萨斯歇斯底里、大喊大叫：饥饿和贫困是因为人类增殖过快，人口绝对地过多，多余人口的饥饿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