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算是最小的手术了，和普通外科手术中的切除盲肠差不多。你要考虑好，如果
你坚决要求手术，我们还是可以给她做的。”
我立时心乱如麻：“如果不做手术还能坚持多久？”我当然首先想到的是妈在
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日子。
他说：“一两个月吧。”我的眼泪刷地一下掉了下来。世界上还有什么打击比
这更为沉重？当你知道你所挚爱的人还有两个月就要与你诀别的时候。
妈去世后我向他多次探询过可能造成妈猝死的原因，在一次谈话中才知道他说
的“一两个月”指的是妈的视力。
造成这个误会是我的怯弱。我听了他的话之后就被吓住了，连追问一句的勇气
也没有：一两个月究竟指的是什么？
既然妈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而手术这条路也许有希望挽救妈的话，我为什么
不背水一战呢？
这个错误的理解，也是后来下决心手术的原因之一。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安慰我，又说：“也可能是一两年。不过不做手术也没
有什么大关系，顶多就是失明。”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每位大夫在和病人家属谈判
手术问题时的套话。这也难怪，见我那样提问，他的回答只能模棱两可。万一将来
手术出了问题，我要是赖上他们怎么得了。我说：“您这么吓唬我，我不敢签字了。”
他问：“难道你没人可以一块商量商量吗？”我说：“没有。”甲大夫在一旁说：
“她只有一个女儿，还在美国。”我不是没人可以商量，朋友们、还有先生，都可
以提出他们的建议，但是大主意还得我自己拿。问题是我拿不了！我在人世间闯荡
了五十四年也从没感到、或者不如说从不在乎的孤独，就在那一刻猛然地袭上我的
心头。就在那一瞬间，我懂得了什么叫孤独！它一上来就把我打得落花流水，让我
生出无法抵挡的恐惧。
“看来我只能和她本人讨论这个问题了。”
罗主任说：“你怎么可以和病人谈这个问题呢？”
我说：“我妈行。”
我不是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事到如今，我不和妈讨论还能和谁讨论？谁
让妈生了我这么一个到了这种节骨眼上，还得让她自己来拿主意的女儿呢？不但不
能像一般人在这种时候常做的那样，对病人隐瞒起真情，让病人情绪稳定以利治疗，
反倒让她自己拿起笔来，在吉凶难卜的生死簿上给自己画个钩。
我不能老在医生办公室里哭个不休。我得赶快找个地方先把无法收住的眼泪排
泄一下，不然我就没法回病房去见妈。我拿起母亲的核磁共振片子，说了声：“谢
谢大夫。”就走出了医生办公室。
我料到妈会在医生办公室外等我，她若看见我眼睛里的泪水，那就什么都明白
了。所以出了医生办公室的门，我头也不回地顺着走廊向综合二病房外走去。我用
眼角的余光向后瞥了瞥，果然见妈站在她的病房门口等我。
我没走几步就被她叫住了。也曾闪念，是不是应该拔脚就跑？可是那和让她看
见我眼睛里的泪有什么不同？我只好站住。
她到底看见了我的泪。
回到病房，妈就盘问起医生和我的谈话。
入院后，妈对自己的病情、治疗，一直不闻不问，好像不是她生病一样。是对
我的无限信赖吗，把她的性命全权交付给我？或许她也明白，探讨这个问题令我痛
苦难当？抑或她知道自己的寿数已尽，问又何用？
我无法瞒住任何时候都比我明白的妈，只有照实对她说：“不手术也没什么关
系，顶多就是失明，我再请一个阿姨专门服侍您。我也可以充当您的眼睛。虽然大
夫说在脑手术里这是最简单的手术，只相当于普通外科手术里的切除盲肠，但您的
年纪毕竟大了，何必冒这个险呢？”
妈说：“别、别、别，我一定要手术。我可不愿意那么活着。你不签字，我自
己签去。”
我说：“您签字不管事。”
妈说：“好孩子，你就听妈这一次话吧。”妈要这样说我就没辙了。
我一辈子都没听过妈的话，尔后的事实证明，都是我错了。
前不久我还就一生的婚嫁哭着对妈说：“妈，我从没有听过您的话，现在证明，
都是我错了。”
妈辛酸地劝慰我：“事情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嘛！”
这次该不该听？
既然每一次分歧的结果，都证明不听她的话是我的错，这次就应该听她的活。
可要是这一次偏偏就听错了怎么办，
也许我还是应该坚持不听她的话？
万一又是我错了怎么办？
这真像押宝，不论押在哪一点都险象四伏。
妈说：“我自己找大夫去。”到了这种时候，还是妈来充当我们这个家的主心
骨。
我拉着她的手向医生办公室走去。
刚走到医生办公室门口，正巧甲大夫出来，我们便站在走廊里谈话。
妈的手在我的手里剧烈地抖动着，在这抖动的颠簸中我慌乱地迷失了心智。我
迷乱地牵着她的手，像牵着一根系在我和妈、或是妈和这个世界之间的，不论怎样
小心翼翼、也难保不会随时飘扬而去的游丝。
身材矮小的妈仰着头对甲大夫说：“我不愿意那样活着，我坚决要求手术。”
她的声音不大，但头脑清楚、咬字清晰。从容不迫地安排了自己的结果，就在那一
瞬间，我心慌意乱地朝她全身看了一眼。
看上去，妈仍然是一位知深知浅、自尊自爱的老夫人。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她那
样面对人间的万千风景？
她穿着唐棣在美国给她买的中间开口的黑毛衣，这件毛衣妈去世后唐棣又要了
回去，时常穿着御寒，我想她也和我一样，需要寻找一种仍然和姥姥相近的感觉。
贴身是一套我们从美国回来后新给她买的睡衣。要不是因为住在医院，我从家里给
她拿什么她只好穿什么的话，这些衣服她还舍不得穿呢。她老是存着，攒着，准备
再到美国去看唐棣的时候穿。不过自从她住进医院以后，就再也没有表示过任何意
愿。有了一种万事皆空的超脱。
走廊里的灯光如此昏沉，一种离我虽已渺远却永远不会忘怀的、关于灯光的记
忆在我心里涌动起来。
我们的苦情为什么老和这种灯光联在一起？现在，它又来了。像过去一样地挤
压着我们。在它的挤压下，妈显得更加矮小、老迈，也更显得孤助无援。想必我亦
然。
甲大夫说：“我们会考虑本人的意愿。”
妈听了以后，伸出右手和甲大夫握了握，说：“谢谢了。从今以后，你就是我
的亲人了。”
妈为什么对甲大夫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人了”？是把自身的安危托付给
了甲大夫，或是替方寸大乱的我负起托靠大夫的责任？还是说，从此以后，她的命
运就紧紧地和甲大夫连在了一起？
甲大夫也动情他说，“你也是我的亲人了。”跟妈一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常
以为妈是胆小怕事的人。从记事起，就老是听见她说：“小声点儿，小声点儿，别
让人家听见。”到了生死关头，却见到了妈所不为人知，甚至也不为我知的大勇。
妈去世后小阿姨对我说，手术前她问过妈：“姥姥，做手术您怕不怕？”
妈无谓地说，“不怕，一点也不怕，是死是活由命了。”
这真是个太伤人、太不懂人情事故的提问。她怎么能这样问妈！
我从不敢、不忍问妈一句怕不怕，也不敢就此抚慰妈一句话。我怕那会给妈增
加更多的压力，懵懂中我还觉得，这样避而不谈似乎就可以躲过这场大祸，可我还
是没能躲过。
其实妈对疾病还是相当恐惧的，记得有一年她得了食道炎，她总以为得的是食
道癌。在等待进一步检查确诊的时候，每天晚上待大家睡下后，就悄悄地坐起来拿
块馒头一口口地嚼咽，以试验她的食道是否已经堵塞，她永远都不知道，我是如何
用棉被捂着自己的呜咽，看她坐在黑暗中一口一口吞咽馒头的。
她对疾病的恐惧倒不是因为贪生怕死，更不是留恋人间的荣华富贵。我们的生
活何曾荣华富贵？一九四九年以后算是有饭吃了，但也只是吃了三十年社会主义的
咸菜，直到我有了稿费收入，方才有所改善，如此，她已经心满意足。特别在搬到
西坝河以后，暖气烧得很热，不像在二里沟住着的时候，一到冬天房间里冷得连毛
衣，毛裤、棉袄、棉裤，大衣、围巾、口罩都得穿齐戴好，那还冻得妈浑身直抖。
她不只一次拉着胡容参观西坝河的房了，说：“你看多好啊，比起过去的生活，真
是天上地下了。”
她只是不放心把我一个人丢下，她老说：“我不能死，我死了你怎么办呢？”
她深知我在各方面对她的依傍，没有了她，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依靠的
呢？在我漫长而又短促的一生里，不论谁给我的支撑，都不能像她那样的穷其所有，
都不能像她那样无时无刻不左右在我的一旁。
她是为了我们才分外爱惜生命、恐惧疾病的呀。
当时我仅仅以为她是怕我为难，以她老迈的有病之身，自己承担了自己手术的
责任。
其实她坚决要求手术还有无法衡量的大爱在里面——但她觉得再不能呵护我，
不但不能呵护，反过来还可能成为我的累赘的时候，就宁肯冒着下不了手术台的危
险，也不愿那样活着连累我。
回到病房以后，我趴在她的膝上再也忍不住地大哭起来。她一动不动地坐着，
好像没有听见一样，似乎又进入了精神麻木的状态。我还暗暗地想，幸亏她的精神
已渐麻木，否则这生离死别的痛苦给她的刺激就太大了。
可是手术后的一天她突然对我说：“那天晚上，你哭得我心里好难受啊。”
原来她心里什么都明白，她不过是强忍着自己的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