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合生活的逻辑。李希凡和肖林也承认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痛苦的无爱情的
婚姻，并说对于这种“社会生活的不完善”之处，“作家完全应该进行批判”，可
是具体谈到作品的男主人公时，却自食其言，硬是认定他的婚姻不可能无爱情。这
显然是不妥的。
其次，他们不知根据什么逻辑，一口咬定男主人公的婚姻即便是无爱情的，他
和钟雨产生爱情也属于不道德的行为。肖林为了论证这一点，竟不惜歪曲恩格斯的
话，说什么恩格斯指出“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就是没有
第三者的男女两人而言，决不应理解为只要有爱情，第三者的插入也是道德的”。
如此妙论，就是用形式逻辑也讲不通。仅就男女两人而言，如果他们的婚姻并无爱
情，即并不合乎道德，却又硬要让这种不道德的无爱情的婚姻永远保持下去，那么，
林道静不就得永远给余永泽当老婆了吗？我们的婚姻法中所规定的可以离婚的条款
不就得废除，而代之以封建礼教所规定的“从一而终”了吗？恩格斯那句话不就毫
无意义了吗？肖林自己所说的“作家完全应该批判！”“社会生活的不完善”之处，
不也同样毫无意义了吗？实际上，这是把婚姻当成了交换或者买卖的结果，把一方
当成了另一方的不可变动的私有财产。这样，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人的平等关系，
也就消失殆尽了。李希凡在讲到这一点时，来得更为彻底。他直言不讳地说：男女
主人公既然有了或者有过家庭，那么；不管是否幸福，也只能“结成知音或者知心
者的深挚友情”，而不能“是爱情上这样痛苦地‘占有’”。其理由是“我们不能
背弃革命的道德，革命的情谊！”这同样是讲不通的。第一，“革命的情谊”和爱
情是丙种不同的东西，既不能互相代替，又不会互相损害，怎能说一有爱情就是背
弃“革命的情谊”呢？第二，强令人们死守那种无爱情的婚姻，不许纠正错误，不
许寻找和产生应有而未有的爱情，这算什么？难道不正是西方在文艺复兴时代就己
提出要反对的禁欲主义，中国在“五四”时代就已提出要打倒，李希凡自己也表示
反对的封建礼教吗？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诚如李希凡所说，封建主义的余毒本来就
多得很，清除犹恐不及，怎能再把这样的东西误认为革命的道德规范，要人们信守
不渝呢？
说到这里，我不禁也想“顺便举一个例子”。李希凡和肖林不约而同，都举了
保尔与丽达割舍爱情的例子，要大家奉为典范。这并不错。但是人的爱情是同自然
界一样极为复杂多样的，似乎不能只用一个典范供人学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
小说《怎么办？》中，女主人公薇拉同罗普霍夫结婚后，发现自己对罗普霍夫的感
情不是爱情，她真正爱的是罗普霍夫的朋友吉乐沙诺夫。罗普霍夫看出了这一点，
就伪装自杀，主动出走，让薇拉嫁给了吉尔沙诺夫。后来，罗普霍夫同卡杰琳娜结
了婚，他们与吉尔沙诺夫家仍和从前一样友好往来。请问，这深受列宁赞赏的《怎
么办？》是不是也足以成为学习的典范呢？它批判了旧社会个人主义的道德原则，
在婚姻关系中反对一方把另一方当作私有财产占有和支配，坚持人与人要互相尊重，
而且明确主张结束那种无爱情的婚姻，以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新的婚姻关系取而代
之，这正好是恩格斯观点的具体化，不是很正确、很合乎道德、很值得提倡么？我
想，如果这能成为一个原则普遍实行，那就标志着社会有了很大发展，人类有了长
足进步。
从共产主义的道德标准和社会生活的理想境界来要求，张洁的男女主人公无疑
应效法《怎么办？》中的主人公们。这样，他们的命运就不会是悲剧而只能是喜剧
了。然而张洁没有给他们以这种幸福。
李希凡和肖林举出保尔和丽达的例子，是要以此否定张洁的男女主人公。其实，
后者尽管和前者有许多区别，但在基本点上却是相同的。他们不是也割舍了自己的
爱情吗？
诚如人们所说，张洁的小说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彩；但她毕竟严守着现实主义
的原则。她把握住了现实生活的逻辑，把握住了人物性格的逻辑，因此，既让自己
的男女主人公去追求理想，又让他们服从现实。于是，这一对在精神上生死相依的
情侣，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只是为了不“影响另一个人的生活”，就那么顽强地
克制自己，那么残忍地割舍了自己的爱情！他们以“互相忘记”相约；他们互相躲
避；他们连手也没有握过一次；甚至“把他们这一辈子接触过的时间累计起来计算，
也不会超过廿四小时”！要讲舍己为人，这真应该算极限了！
肖林为男主人公的妻子鸣不平，指责“作者每每忘了这个不幸妻子的存在。”
这真是天大的冤屈！事实上，作者和她的男女主人公不仅每每惦记着那位妻子，而
且把她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假如不是这样，作者何苦让男女主人公受那么大的罪，
作出那么痛苦的自我牺牲？
这里，值得我们思考的倒是：既然象《怎么办？》的主人公们那样解决爱情与
婚姻的矛盾是最合乎道德的，既然张洁笔下的男女主人公同样可以而且应该那样做，
他们又为什么不那样做，而是牺牲理想，屈从现实呢？从本质上看，这样的自我牺
牲，不是既错误，又愚蠢么？
确实如此；但在现实社会里，他们却非作出这样的自我牺牲不可；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为现行的道德、法律、舆论、社会风习等等所容。
这正是他们陷于悲剧命运的根源所在。
我们一定都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张洁在小说中特意点出那位老干部的婚姻
是以阶级情谊为基础的，而且几十年里一直生活得和睦、融洽；他的妻子看来也没
有什么可以指责之处。这样，他和钟雨发生爱情，用“普通意义上的道德观念”来
衡量，就显得很不应该，很容易招致非议了。张洁为什么要这样写呢？她把造成悲
剧的矛盾的对立面安排得那么合理，不是自找麻烦吗？
殊不知这正是张洁思想的深刻之处。
黑格尔在谈到艺术美时指出：“在真正的美里，冲突所揭露的矛盾中每一对立
面还是必须带有理想的烙印，因此不能没有理性，不能没有辩护的道理。”《爱，
是不能忘记的》作为一幕社会悲剧，在揭露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冲突时，正好体现了
黑格尔的这一美学思想。从本质上看，理想显然是合理的、道德的，现实则是不合
理的、不道德的。但是，现实为什么能存在，人们又为什么必须遵循呢？原因就在
于它们还包含着某种合理的因素。这是由历史条件决定的，归根到底则是由经济基
础决定的。长期以来居于正统地位的道德观念，以及在这种道德观念规范下的爱情
与婚姻关系就是如此。例如，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爱情与婚姻分离的现象仍是比
较普遍的，有许多人还不能把婚姻关系建立在纯真的爱情基础上，而或多或少地要
受到金钱、财产、地位等因素的影响，甚至还有人把婚姻关系搞成各种形式的交换
或者买卖关系。这一切无疑是不道德、不合理的。但是，由于我们的社会生产力远
未发达到可以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的需要，因而这一切对于它所产生和维护的经济基
础来说，又不仅是合理的，而且必需。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它们才受到法律的保护
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倘若张洁在小说中把现实表现得毫无合理之处，就
必然会成为对生活的歪曲，男女主人公屈从现实的自我牺牲也就毫无积极意义、甚
至是反动的了。张洁深知这个道理，深知文学反映现实必须力戒简单化，防止片面
性。她在小说中揭露和展示的矛盾，是建立在对现实的辩证认识的基础上的。她毫
无顾忌地充分表现出了男主人公的婚姻在本质上的不合理性，同时又不加掩饰地充
分表现出了这一婚姻在现实条件下的合理性。这样的婚姻显然是具有二重性的，并
且由于这种二重性，决定了男主人公和钟雨的爱情也具有着二重性：由于这一婚姻
在本质上不合理，这一爱情就成为合理的了；由于这一婚姻在现实条件下又有着合
理性，这一爱情就成了难以实现的了。而男女主人公同样不可避免地具有了二重性；
他们是“痛苦的理想主义者”，又是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是理想的忠实信徒，
又是现实的可怜囚徒。为了理想，他们至死忠于自己的爱情；拘于现实，他们只好
恰守现行的道德。由此构成了爱情与婚姻的矛盾冲突，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
对立双方都有其合理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都有为自己“辩护的道理”，但又势
同水火，彼此不能相容，真叫人进退维谷。有什么办法呢？男女主人公硬是无法享
受尘世的爱，只好到天国去追求。这是一种多么复杂的心理，又是对现实生活的多
么深刻的揭示！李希凡说，要是到了天国，就得见马克思。在他看来，马克思好象
要批判这一对情侣呢。其实，马克思恰恰是主张爱情与婚姻统一的，所以我们说，
男女主人公一定可以在马克思的祝福下幸福地结合。可惜的是，所谓天国并不可能
真有，那只不过是人在无法实现理想时所产生的幻想罢了。男女主人公的结局毕竟
是凄惨的，他们怀着理想，倒在现实的祭坛上，双双做了理想的殉葬品，现实的牺
牲品。这才是他们的真正的悲剧！张洁自始至终紧扣住这一点，浓墨重彩地表现这
一点，尽管为自己增加了许多麻烦，而且招来了别人的莫大非议，但却使作品的历
史真实性和深刻性得到了具有何等重大意义的加强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