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守诚从里间走了出来，把准备在厅局长会议上用的讲话稿还给了肖宜，说道
：“肖宜同志，这篇东西我看过了，具体的我也提不出太多的意见，只觉得说得还
不透，你是不是再和调研室的同志们研究研究，结构再调整一下，语言再凝炼一些，
内容再充实一些。
文字不能太严肃，可也不要太活泼；要站得高一点，但也不要太空。
请你再辛苦一下。好不好“
田守诚总是这样，自己从不动手，也不把自己真正的意图、观点，清楚、明确
地告诉经办的IS＇志。刚开始给田守诚当秘书的时候，肖宜真是吃了不少苦头。一
个讲话，总是左改右改。根本搞不清楚为什么改，以及应该改些什么。田守诚作一
个报告，肖宜总要累掉几斤肉。渐渐地，他也摸出了一点规律，想出了一点办法。
现在，肖宜毕恭毕敬地听着，认真地翻着手里的文稿，不断地点着头。等田守
诚说完，立刻说：“是，一定按您的意见改好。”其实，他心里正在琢磨如何剪剪
贴贴、勾勾划划，把第一页变成第三页，第九页变成第七页，拖上几天，什么都不
用改，等到作报告的头天晚上十点钟送到田守诚家里，再说句：“我们按您的意见
改了。”
也就行了。每每田守诚讲完之后，还会对他说：“这次改得不错，比以前的好
多了。”
“还有，这几份文件我看过了，请你转给有关同志吧。”
这时，林绍同走了进来。默默地看了田守诚一眼，田守诚立即会意地走进里屋，
林绍同随后跟了进去，并且随手把里屋的门关上了。
真可笑！好像谁会对他们这种见不得人的活动感兴趣。肖宜早就感到，田守诚
和林绍同的关系亲呢得不正常。他立刻以送文件为由走了出去。肖宜正巴不得离这
种不正常、没原则的东西越远越好。
纪恒全把贺家彬那份人民来信送给郑子云：“田部长那里转来的。”
郑子云匆匆地翻了翻，然后，朝站在一旁的纪恒全斜睨了一眼，便把那篇东西
往写字台里一塞：“好吧，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是郑子云表示谈话或办事到此为止的意思。
看着纪恒全走出房间，郑子云又从写字台里拿出贺家彬写的那份东西，认真地
再看一遍。他一面看一面微微地点头。
渐渐地，他感到被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紧紧地攫住。那东西用它看不见的肢爪
扼他的脖子，挠他的心。
那是什么呢他非弄清楚不可。郑子云不喜欢不明不白的东西。他潜下心来审
度自己。
第十八章
近了，近了，好像看清楚了。那东西竟有些令人难堪。他犹豫了一下，它立刻
滑了过去。
“你没有勇气正视它吗”他尖刻地反问自己。静静地想了一会儿，然后像斗
牛那样扎下自己的脑袋，硬着头皮，猛地一下扑了上去。
他终于明白。他绝不可能写这么一篇报告，去明明白白地阐述自己真正的看法。
当然，按照他的身份，不必这样去办事。但只是身份吗他能无愧地说，那难
能可贵的，使一个人懂得如何生、如何死的信念、良知．一如当初那样未被世俗利
禄的尘埃所遮蔽吗从干校回来之后，很久没见过贺家彬了。当郑子云还被作为“
走资派”审查的时候，他们曾在一个班里劳动过。那时，贺家彬很有些和别人不一
样的地方：众目睽睽之下，竟敢分担他力不胜任的担子；甚至和他讨论恩格斯的《
自然辩证法》；谈论蓝眼睛的白猫为什么是聋子，应该验证一下，但他们谁也没见
过蓝眼睛的白猫；告诉他学习小组长的外号叫“发了疯的钢琴”，连长的外号是“
拱形的线”。因为他给大家分菜的时候，先是舀上满满的一勺。你以为他是那么慷
慨吗不，接着他就把菜勺抖了又抖，直抖到剩了半勺，好像就要因此而破产，一
咬牙、一跺脚地扣在你饭盆里。要是他发现领菜的队伍里有值得拍马屁的人，情况
就不一样了。他会从那人的前三位起，逐渐增加份量，至那人时，达最大量，然后
又逐渐下降至半勺。当然，也有人叫他“张半勺”，不过贺家彬说，那个外号就不
能说明连长的特异性了，等等、等等。和贺家彬在一起的时候，郑子云有一种变得
年轻的感觉。贺家彬有一种特殊的、摆脱不愉快的心境的办法——不停地说着刻薄
的玩笑话。
回到部里，人人各就各位之后，那种亲密感好像消失了。有次去部里看电影，
在公共汽车上，郑子云遇见了他。他竟不无讥讽地对郑子云说：“您体验生活来啦。”
工作、工作，忙、忙。把郑子云的什么都挤掉了。应该和贺家彬聊聊，即使不
谈这封人民来信，谈谈“拱形的线”和“发了疯的钢琴”也好。听叶知秋说，她准
备和贺家彬合作，写一篇报告文学，宣传一下像陈咏明那样有魄力、有胆识、一门
心思干“四化”的厂长。
不知道他们写得怎么样了。叶知秋那个人似乎有点神经质，忽而要研究经济体
制的改革，忽而又要写报告文学。文人嘛！心血来潮。也许这就是灵感吧。郑子云
拿起电话筒，本想拨个电话给贺家彬，约他聊聊。已经拨了三个号码，又把话筒放
下了。他觉得不妥。已经不是在于校的情况了……郑子云和部内任何一位同志的交
往，始终保持一种不近不远的工作关系。他觉得，过分亲昵的关系，会给他那一贯
坚持原则的形象造成一定的错觉，招致非议。
这封人民来信如何处理呢田守诚显然是把难题推给了他。
目前情况仍然十分复杂，力主改革和力主按老规矩办事的两大派别之间，斗争
相当激烈。那些吹牛家们，靠空喊政治口号吃饭发家的人，成帮成伙地纠结着，从
上面到下面。贺家彬的话说得很对。
经济上不顾客观的可能，不顾人民的负担，向国家大量要钱。
宝钢二百个亿，武钢几十个亿。搞什么高指标，一九八五年六千万吨钢，二亿
五千万吨油，说梦话吧！再搞高指标，长战线，重蹈大跃进的覆辙，这点家当就要
完了。
到现在，仍然对改革持抵制态度。对实践是检验客观真理的惟一标准，还是不
懂。听说有个单位搞政治测验，什么是检验客观真理的惟一标准百分之三十的人
回答是实践，百分之七十的人回答是权力。真是让人啼笑皆非。难怪有人紧紧地抓
住权力不放。改革之所以困难，相当大的原因是在这里。
对生产目的性的讨论冷嘲热讽。这样一个在共产党的纲领里开宗明义便明确了
的问题，现在却不得不重新拿出来讨论。有人偏偏不愿意懂。这个问题不解决，工
业生产的方针就不可能正确，工业发展的速度就快不了。到处都在办工厂，老百姓
却没有房子住，可是工厂呢倒空着，长期不能投产。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不外乎两个：一叫国强，二叫民富。国强民
富总有一个本末、先后的问题。只讲国强，不讲民富，国也强不起来，民也富不起
来。这和很多具体问题有关。比如计划，能不能反映客观实际的需要虽然毛主席
多次提出农、轻、重的比例，实际上却是重、轻、农。赞成高指标，计划本身就是
不平衡的，有缺口的。而直到今天还有人认为，计划可以有缺口，可以不平衡，财
政可以有赤字，通货可以膨胀，这才能促进人的主观努力，产生积极效果。有人甚
至说：“世界上的货币史，就是一部通货膨胀史，因此我们应该多发票子，历史上
历来如此。”不知马克思对此公的宏论会作何感想。
一定要把人民的生活搞上去，多还点账。生活上去了，积累多了，重工业自然
而然就上去了。只有民富才能国强。要考虑计划的平衡，考虑市场，不能有赤字，
不能有通货膨胀，不能影响人民的生活。
在基本建设计划的制定上，不考虑项目的可能性，不作详细的、科学的技术分
柝，不进行几种方案的比较，不尊重科学家得出的结论，一拍脑袋就是多少、多少，
上这个、上那个，谁都可以随便批东西、批项目，这个人也能决定问题，那个人也
能决定问题。这完全是封建的办法。即使你这个人有十分的天才，也不是全能的。
对企业的管理，还沿袭着家长式的、行会式的管理办法，没有科学的组织、科
学的方法和科学的计算，不看经济效益，不抓经济核算，下死命令，限期完成，用
大嗡大轰的群众运动、简单的口号，代替科学的均衡生产，代替科学的管理……自
以为这是有魄力，有办法，管理就是个“严”字喽，结果是一塌糊涂。
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成风。什么十个大庆，大庆下面还有个大庆，大庆周
围还有个大庆。没过多久，又说松辽平原没有大油田了，只有分散的小油田。而后，
在国务院会议上说，十个大庆是中央决定的，把责任又推到中央去了。这是什么作
风。
矛盾是错综复杂的。困难哪。困难在于，这场斗争，不像战争时期那样敌我分
明。有些说法表面看来好像还是对的，实际后果却是严重的。它造成千百万人的贫
困和因之而来的大量的社会问题。比如，对生活的失望、悲观、因为你提我不提的
几块钱工资冷酷相待……谁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了资本家、没有了地主生活还是那
么贫困，这像是没有尽头的贫困根源到底在哪里生活的目标是什么……人的灵魂
将在这旷日持久、为每日的食物而竭尽全力的挣扎中遭到腐蚀。它引起激愤、忧虑、
人的尊严的丧失以及对自身生存价值的怀疑……
不．一定得让老百姓像个人那样活着……
如果说过去有许多事情曾让郑子云感到忧虑，那么现在，在三中全会以后，他
恢复了信心。
郑子云认为，三中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