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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事实却并不如此简单。契丹发源于东北之辽宁吉林，中国古籍称他们为“东胡”，实际则属于蒙古语系。他们在隋朝即见诸典籍，在七世纪武则天时代即已蹂躏河北。唐朝末年，他们的首领阿保机（生于公元８７２年），开始引用汉人，建造城郭，奠定了农业基础，又创造文字，开盐铁之利。在朱温称帝的同年（９０７年）称帝，虽说还要待四十年后才正式立国为辽，但此时已有适当的典章制度和南朝抗衡。
同时我们还要看清：当日华北沿长城一带是一个汉人的多数民族的农业社会与少数民族游牧社会互为出入的地区，终唐之世没有一方取得绝对优势。《新唐书》的“北狄传”还说最后的一个庐龙节度使刘仁恭，曾和契丹订约，以牧地换战马。而且９３６年之前，契丹之侵略山西北部也见诸形迹。所以这一套的发展，并不完全由于石敬瑭之开门揖盗，契丹立国后进出华北，已是迟早间事，只是阿保机和耶律德光父子利用中国国内的间隙作拓土的根据手腕灵活而已。
从长时间远距离的观点看来，则是中国的政治中心由长安东移，其国防重点也同时东移，以后不仅契丹之辽，而且女真之金、满州之清都发源于东北，即蒙古部落发迹的克鲁伦河也仍是正北偏东。这中间的一段没有被人注意的发展则是当日河东地区的沙陀势力虽有分化作用，可是经过五代十国的阶段，已渐为次要，以后北宋之征北汉，并不费力。而侧面的契丹问题，则又成为主要。同时宋朝对付这种问题，开始采取一种竞争性的体制。敌方既已成为一个死对头，则不能再以蛮夷戎狄的名义一味轻视，这种态度为汉唐之大帝国之所无，也不是兹后明清两朝所能承袭。
按其实则一个国家和一社会采取军事体制，即已经不期而然的采取了竞争性的态度。中国之如此，也不始自北宋，也不始自五代，而是在唐末藩镇跋扈的时候，已具其端倪。当时各节度使，割地自守，都在他们掌管的城市里，创设“牙军”。牙军原系衙内之军，不过是节度使的随身卫队。便是一经各藩镇提倡变成掌管者的亲军，如田承嗣在魏博时，“重加税率，修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数年之间，其众十万，仍选其魁伟强力者万人。以自卫，谓之衙兵”。
其他各地不一定能进展到这程度，但是牙军，成为优秀部队，有特殊的饷项给养。内中的将校，又成为节度使的“假子”和“养子”，不仅职位世袭，而且队伍一扩充时，他们就升任高级指挥官。其他的“外军”和“团练”，则作为第二线和第三线的军备。这样造成一个全国皆兵的姿态。藩镇的军事力量也由所在之镇辐射而达于全道，要不是完全代替了州县的文官组织，至少也构成一种平行的机构，干预或独断民政。
这些藩镇内的节度使对于“长史属官任情补署”，则其经理税收，已无一定的法则。不过照现存的史料看来，他们并没有全部创设制度，而是按“两税”的原则大规模的扩充修正。田赋则一般的提高，房屋也有地产税，盐樊专利惩罚严峻，酒醋官卖，及于曲蘖，货物的进出则在各地设有转口税，通常由军人掌握，即所谓“部曲主场院”。唐制节度使和副使各有判官之外，各道另有“军事判官”，这时候各牙军也有“押牙”，掌管经理与后勤。这些人员于是利用军事组织，造成财政税收的系统。五代时承袭这种体制，一般将税收增加到最高限度，为传统中国历史所无，经过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指出，也见于各地方志的记载（有如１５６６年的徽州府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只是因为藩镇官员一般世袭，他们与所割据的地方，有同的利害关系，他们也能够窥测到财源的所在，双能负责作主，不致因征敛而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为官僚制度一切由中央遥制只顾系统之完整，漠视各处实情之所不及。
五代对这种军事财政体制，一方面给予承认，一方面也在逐渐加强中央的管制。唐朝的中叶以后，常备兵以名称作番号，有如“威武军”、“长兴军”。五代时因袭这种办法，节度使所管辖者为军，也各有指定的防区。于是全国构成几十个军管区。《五代会要》列举三十六个州改隶于各军节度使的经过，证实其整个组织，实系一个庞大的军政府。而枢密使的设置，则表示着中央集权的趋向。枢密使原为小官，在唐朝以宦官典禁军的时代设置。五代时枢密使则显然的成为一个直接报告于皇帝的军政部长，不受宰相的统御。与之相对的则是三司使。“三司”为盐铁、户部和度支。一般说来盐铁所管为新型商业收入，户部则掌握传统的农业收入，度支则管辖交通和物品的转运。把这些职责归并于一个掌握，也表现着中央政府财政集中，有策应其军事行动的准备。此外后唐于公元９２６年设官为“三川搜访图籍使”，９５８年后周派三十四人于诸州检定民租，更显得各地区各自为政的趋向已成过去。这一切措施对奠立宋朝的基础都有相当的贡献。
传统的历史家对于五代十国没有多少好话可说。要不是“僭窃交兴，称号纷杂”，则是“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他们不知道在唐宋之间，不能没有这样的一重过渡时期，将军事与财政的管理权放在地方政府头上，使一切更趋紧凑和实际，然后再集中归并。否则就不能构成北宋这样一个带竞争性的体制去和北方少数民族用骑兵为骨干有农业为支援的新型外患周旋。
况且军备和税收提高，交通与货币的使用活跃，是中古时代刺激经济成长的不二法门。“十国”在南方之“国”，经常在同一时期只有四个或五个。这样的疆域与面积也比较便于管理，而以发扬各地区经济的潜势力，则较统一的大帝国凡事都要着重均一雷同的办法有效得多。一般的情形，各国间经过初期分裂的争斗，开始承认及尊重邻国的现状。人质则经退回，各世家又约为婚姻，增进友谊，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又能互相通融周济。要不是因为北方的外患关系，这样的安排不见得比统一的大帝国为低劣。
钱谬在浙江筑海塘兴水利。王审知在福建开甘棠港，提倡国际贸易。马殷在湖南种茶，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使茗茶行销于华中各地。又铸铅铁钱，以贱值的货币促进民间的商业。这种种作为也不是统一大帝国的官僚组织所能随意创制而能胜任愉快的。只是武人抬头，文士揠蹇。这五十四年不是大政治家建功立业的际会，甚至也不是忠臣烈士青史留名的机缘，所以在这非常时期，产生了一个冯道，他替一般人民请命，保存了传统统一政府行政的逻辑。一般的作史者，对付这样一位“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的“无才无德痴顽老子”，又不能随便褒贬，也只好把他当作一位例外的人物看待，让他去自命为“长乐老”了。
25、宋太祖赵匡胤
中国历史中主要的朝代，每个不同，而尤以赵宋为显著。说也奇怪，各朝代创业之主，虽凭军事力量夺取江山，只有赵匡胤是个职业军人。其他如汉高祖为亭长，唐高祖和隋文帝是贵族，元太祖和清太祖是少数民族的领袖，明太祖是农民，他们的政治背景在创立帝业时先声夺人。只有宋太祖赵匡胤以军功起家，即创立朝代之日，仍是现役的高级将领，这与北宋之注重技术，企图在中国历史里打开出路，不因袭前朝作风的趋向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从《宋史》的本纪里看到赵匡胤幸造船务、观制造战舰、观水矶、阅炮车、视察练习水战、亲授医官黜其艺之不精者，前后不绝。他自己也武艺高强，骑马射箭均是第一流能手，未做皇帝前曾以大将的身分亲自参加战斗，所以宋朝人也称之为“艺祖”。
既作皇帝则他不能搬出智力德行均高人一筹的表现。可是赵匡胤不以抽象的观念笼罩事务。他作圣贤之君的观念，能拿出来对真人实事发挥，在各代帝王之中可算是最能说实话的一位。他要石守信等交出兵权，曾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欲各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好便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因为他的直爽，宋太祖不用汉高祖和明太祖的伎俩去屠杀功臣。在统一期间被他征服的小朝廷的首长，也受优待，无历朝的疑忌杀戮情事，据说他自己曾立有“誓约”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这一方面表示他的宽怀，一方面也由于他的自信。
赵匡胤受母亲杜氏的吩咐，传位于弟赵光义（太宗），终其身没有因为继承问题而在他左右产生各项阴谋。虽然这种纪录在赵光义一朝就不能保持，宋朝宫闱间的纠纷究竟比各朝为少。这三百一十九年内（包括北宋及南宋自公元９６０年至１２７９年）也有太后主政的情事，但是未构成女患，宋朝也没有宦官专政的情形。
对个人作褒贬，不是本书的目的。况且宋太祖赵匡胤没有一般帝王的毒辣，也还不是完人。他饮酒常醉，有一次他所乘马蹶坠地，他站起来就解佩刀刺马杀之。还有一次他举行露天宴会的时候下雨，他就盛怒，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