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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政治与以前不同之处，则为地方政府亦由中央督导组织，除黔中岭南闽中之外，州县官亦由吏部补授。钱穆提及东汉士人，则说他们道德观念窄狭，讲到唐朝则说“政权之无限止的解放”。虽然一是思想，一是官制，而两者之间不能没有共通的关系，否则就不会在前后之间产生这样一个大的差别。佛教已为少数民族所崇奉，而且既能以智度禅定迎合知识分子，也能以净土往生引导俗众，就容易在“官倍于古，士少于官”的条件下，发生上下混同的功效。道教的虚寂自然，也有大而化之的用意。这许多思想信仰上的因素，都为政府宣扬而普及化才能在雕版印书、教育比较普遍、水上交通展开、士绅阶层活跃的时代内，作为新社会的一种精神上的支持。我们无从“证明”如果没有唐高宗李治与武后的一番安排，唐朝不能继续遣派下级官僚到广泛的地区去上任。只是反过来说，要是这些官僚又都像东汉名士一样，个个以窄狭的道德观念当作社会秩序的根本，并且以私人的意气当作法律执行，则整个组织也就会老早垮台了。
高宗之清处“某反”株留到自己亲属，又继以武后大批残杀帝裔及大臣，即不论公平与否，也不论与他们当时行事的动机是否相关，因而产生的一段结果则是给朝廷贵族阶级一个大打击。有如RichardGuisso所述涉及的有好几百家，官僚中则一般都是京官五品以上，并且子孙又不许参加考试，则在武后主持国政的５０年，中国的上层社会必有一个剧烈的变化。
设铜轨告密，不是我们今日所能称羡的事。只是当日一般官僚，确也是需要整肃。譬如高宗时，刘仁轨言，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富者行钱则免，贫者则征至老弱，有些就逃亡自残（也可以见得府兵制只有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一度有效）。武后初立时广州都督路元睿为南洋来的外商所杀，中国的纪录也都说是因为路的僚属侵渔番舶，向官厅告状的番商反被枷系。又经过武后的一段严厉的惩治，到她末年，还有文昌左丞（内阁总理）宗楚客兄弟犯赃。他们住宅的崇丽使武后的女儿太平公主都叹说：“吾辈乃虚生耳。”而最令人发指的则是河北官军不能抵抗契丹保护人民，一到寇退官厅又抓着百姓以通敌论，动加杀戮，只有狄仁杰才能将这些事情报达武后。所以从各种事迹看来，唐初大规模的组织一种官僚制度，遇到无数技术上的困难，其症结则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更需要纪律。环境和事实都企盼一个大独裁者出现，武则适逢其会。
武则天虽不是首创殿试的人，但是她首先自己出面经常策士，不较霸气书库。她精力又强，很多官僚既被诛杀流放，则必要人补抵，通常也由她自己作主。有人说她在位时代，“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可见得新进人员之多。即以高宗时代的情形而论，官员之入流者１３４００多人，每年吸收新进人员约十分之一。如此给她操纵经营好几十年。则单只人事安排一项，也可见得她力量之大影响之深。
武则天是传统政治非常时期的一个特别人物。我们很容易从她的事迹中看到当日中国之形貌，却不容易在同样情形之下窥测到她的真性格。譬如我们从现存资料就不容易断言她的性生活（与之相反，凯撒琳的性生活则非止传闻，有医生的证据见诸书端）。武之引用张家兄弟，给他们的名义为“控鹤监”和“奉宸令”，有将唐朝典闱女史的官职翻一个面的形势。她甚至可能以为自己以女身为皇帝，又何不置男妾？然则这类事只能由我们揣想。她对朱敬则奉的反应，也有一种倔强的神气，好像说对这些批评，她早已全不在乎。只是她和男性侍从一起时，“嘲笑公卿以为笑乐”，则看出她应付官僚人物半个世纪，已把他们的弱点完全看穿。
武则天制造了一个新的官僚集团。她在成功半由于在高宗时做天后所集下的威势，但是也归功于她实际了解到官僚机构的真正性格。皇帝是文官集团的主席，他（或她）以理想上的至美至善造成神话的传说，用为操纵大权的根据。既为神话则没有人能对之十分认真追究。只是百官都以假为真，或在半假半真之间捧承这出发点，即给绝对皇权以公通的支持，则已使之无可疵求，不能侵犯。在这条件之下，甚至以后为帝以唐为周亦无不可。她以“河图洛书”的神秘安排，“万岁通天”等响亮的年号，再加以“齿落复生”等不会老的奇迹，去培养前述神话。另一方面她也坦白承认归根到底传统政治的真面目，则不外实力。她对吉项说出制马有三物：一铁鞭、二铁过、三匕首。鞭之不服则过其首，过之不服则断其喉。就此她也承认她自己对付不易掌握的臣下也仍不出这套蛮办法。不过那时她已快八十岁。一方面她已感觉地位安全，可以慷慨直言。另一方面也是她经营的新文官集团已经奠定了相当坚固的根基，只要常用铁鞭，间用铁过，不必再多用匕首了。
20、渔阳鼙鼓动地来
公元７５５年安禄山叛唐，自渔阳（今日蓟县附近）以十五万之众南下攻占洛阳，继之于次年取长安，迫得玄宗李隆基（即唐明皇）奔蜀，是唐朝由盛而衰的一段分水岭。有些历史家以为这事去６１８年唐之代隋为１３５年，距唐祚之终（公元９０６年）则为１５１年。这一盛一衰的阶段，其长度也大致相等。
小时候上学，还没读到安禄山的身世和他的反叛事迹，却先听到杨贵妃的故事。主要的原因是国文课本中选了白居易的《长恨歌》。当老师吟诵“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时，抑扬宛转，纵使是铁石心肠，怕也会之同情落泪。再加上历来文人的渲染，如与白诗并行的《长恨歌传》即称“天宝十载（７５１年），避暑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夜始半，妃独侍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情节哀艳离奇。又再有五年之后，“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的惨剧，更增加故事的情感分量，怪不得其人其事传诵千古。甚至在抗战期间的重庆，也有１９４２年国立音乐院排演黄自所作《长恨歌》一事。作者也就是《焦土抗战》的作者－－这时完全置敌机轰炸战火蔓延的情形于度外了。在两小时内台上音乐院的师生和台下的听众重新体会一千两百年前一个“英断多艺，尤知音律”的君主和他“姿质丰艳，善歌舞”的妃子当初恩爱与以后生离死别忧恨缠绵的情节。毕竟任何的金科玉律，也要容许一二例外吧！这次演唱，倒也没有被人攻击说是逃避大敌当前国运如丝的现实，放弃各人战时的岗位，而去同情一个只顾本身安乐不计生灵涂炭的独夫和一个颠倒社稷的国家妖孽。
其实“人本主义”是人类一种共通的性格，白居易的诗既具有这性格，则不论其所叙故事与目前政策有无依违，总之不能禁断。纵有传统中国专制政府的庄严与道学家之刻板，《长恨歌》仍是千古传诵，也能通过抗战而流传至今。
然则白居易到底不是严肃的历史家。即陈鸿的《长恨歌传》也承认白“诗多于情”逡诗的目的就是要让这故事经过他笔下“润色”而不至于“与时消灭”。所以《长恨歌》只能作国文教材，不当引入历史课目。虽说白诗作于８０６年，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才五十年，与所叙事相去并不远。
白居易没有提及当马嵬坡悲剧发生时，唐玄宗已将近七十一岁（中国传统或称七十二岁），杨贵妃也三十八岁。在今日驻颜有术的条件下，一个女人三十八岁不能算是年龄太大，但是在中世纪就很难能有“芙蓉如面柳如眉”的吸引力量了，可见得白诗听任感情奔放有浪漫主义色彩。至于诗中人两方年龄有这样大的差别，则是她于７４５年为封贵妃之前为“太真妃”，更前则为“寿王妃”。原来寿王李瑁，不仅是玄宗的亲生子，而是他所宠爱的武惠妃所生，曾一度被提出有被立为太了作玄宗的继承人之可能。所以杨玉环被玄宗李隆基宠爱之前确是他自己名正言顺的儿媳妇。《旧唐书》没有提到这重关系。只说：“二十四年（公元７３６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后庭数千，无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见，时妃衣道士服，号曰太真。既进见，玄宗大悦，不期岁，礼遇如惠妃。”直到宋朝欧阳修等作《新唐书》才提出“始为寿王妃”。《资治通鉴》则记入开元二十三年（７３５至７３６年间）“十二月乙亥故蜀州司户杨玄琰女为寿王妃”。据算当时她十七岁左右，与李瑁为夫妇后至少已一年才被玄宗召见（因为武惠妃也是在年底去世）。《长恨歌传》则称“诏高力士（宦官）潜搜外宫，得杨玄琰女于寿邸”。如果此事发生于武妃去世后不久，则杨玉环可能以“女道士”的身分和“太真妃”的名义与玄宗保持暧昧关系至少达七、八年之久。因为直到天宝四载（７４５年）官方纪录才称“册太真妃杨氏为贵妃”。
可是玄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