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才使她获得政权之由来。以此看来，中国历史也就避免不了类似的情节，即算这些事故轻佻琐屑，只要时人视作重要，也不便由我们于几百年后另自作主，将之摒斥不提了。只是此间我们所说困窘之处，无非明代史里此种故事接二连三地整幅出现，有时翻阅十年的纪录几乎无其他的事可说，全部历史尽是轻佻琐屑的故事。
几经思量之后，我们觉得后面还有一点待提的地方，这是当时人既未提及也无法提及的。当明朝经过创造的阶段而固定下来时，朝廷的主动部分实为百官臣僚之集团而不是君主。文官因为科举取士，也就是甄别选择的所有程序都有定规可循，即一般的考核升黜亦复如是。即算朱元璋罢宰相这一官位而终明代未曾复置，以后之各“大学士”实际上亦填补了此缺陷。大学士为文笔之士，起先参加皇帝各项诏书之起草，逐渐因拟稿而有了决定方针与政策的能力，到后来官阶和声望与日俱增，实际上成为统合文官组织的主持人和他们的发言人，只不过他们的行动与决策还是要通过皇帝的正式批准而已。
这实际上是一种表面奇特而内中有理的安排。当一个国家尚不能用数目字管理时，君主立宪不可能成为事实。可是独裁制也有它力之所不能及的地方。当日北京的朝廷自认将无数的村庄集结，而在其管制之下维持一种难得之平衡，绝不可让皇帝尽量地发展其人身的权力。虽说在理论上讲，这种权力并无限制，最后的办法仍是以人本主义调和这天授皇权，或者说是强迫的执行开明专制。皇帝登位之前既为太子，则有管文学及教育之臣僚任太子的师傅，讲授自我抑制、对人谦让的大道利。从15世纪末叶的情形看来，恐怕此时的君主已经了解，他们惟一的实权用过在惩罚方面，但其施用自然有限度。另一方面则朝廷之中毫不含糊，也从不间断的举行各种仪节以强调皇帝宝座的神秘性格，以致构成一种弄假成真的信仰。这样一来，如果有任何争执找不到确切的解决办法时，有了以上的安排，则皇帝的仲裁自然有效，他既本身不介入，也无个人之利害在其争执内，他的判断就具有夭子所赋予的威权了。
从此我们也可以窥见，为什么顽皮的朱厚照要给自己官衔与职位，以便将他自己和皇位分离，可是其臣僚却不能将这轻浮的举动一笑置之。他们既不便公开的反叛，只有采取消极的不合作办法。而另外的一个极端：朱祐樘为人中庸，也无个性上的表现，正是做好皇帝的材料，也算是无才就算有德了。
其他的故事中可以看出百官对皇位之继承极端地注意，他们坚持立长不立幼的原则几乎带着宗教性的虔诚。这问题容易产生敏感，乃因其关系臣僚本身的安全。如果皇位可以由人为的力量给与或褫夺，则其神秘性已不存在，百官的信仰也成问题，以后的结果极难逆料。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出上面各段轶闻并不全是无关宏旨的小事，既有这么多有识之士以生死争，这也是在尴尬时期内，以一种笨拙的办法对付可以谓之为宪法危机的诸项问题。财政紊乱的原因
明朝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使它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它历代沿用的军户制度很快地衰退；它的财政税收过于迁就农村经济之习惯，而不易作全面的改组。
军制的衰退不难解释：最初奉命以军户登记的户口并非全部出于本愿，很多是被强迫“垛”入。如果他们分配有耕地的话，则其地产并非集纳于一处，而系和其他私人产业相错综。被分配田地的户口，将地产买卖转当无从查悉禁止，经过数代之后，有的一口死绝，有的逃亡，军户只有不断地减少，总之就是去多来少。在边区屯田，其情形稍优，在16世纪初叶，大概很多屯区尚能维持到百分之四十的人户数，在内地的卫所则所存通常不及什一。
税收当然较朱元璋时代已有增加，可是其增加从未有系统的制定，基本的税收数以谷米之石计算，整个朝代很少变更，历276年，其基数大致如故，所增加的是基数外的附加、加耗，和盘运的脚费等等。一般情形下，因为上层要求下级政府作主，自行斟酌地添增，所以毫无管制。朝代初年以责任繁重之役加在富户头上的办法已不复施用，接着的是将其负担配予中等人户，最后只有摊及全民。不给偿的工役很少例外的，已改为出钱代役。服役的年限最初每户10年一轮，中间改作5年一轮，最后则每年出钱代役。这样的调整有将全部义务按年征取全部用银，也有将土地税和服役之役钱互相归井之势。其详细办法各州各县不同，大概视其经济发展的情形而定，只是其趋势则全面一致。在16世纪这样的调整归并通称“一条鞭法”。
可是事实上没有一个县份做到理想的境界，将所有的“赋”与“役”全部归井而整个地一次以白银征收。让有些纳税人担任财政上职责的办法迄未完全革除。因为它自身没有带服务性质的机构，中央政府只能将收税机关与经手开销的机关成对地配合。对中央政府讲，收入和支出如是已一款一项地彼此对销。当税收以实物缴纳时，全国充满了交错的短距离补给线，又因为缺乏银行及中继机构，其收支用银的出纳方法大体上仍是如此。一个边防的军事机构可能接到收一打以上县份的款项，同样的一州一府也可能向数以十计的仓库库房缴纳。这种办法除了极少的调整之外，以后也为清朝袭用。政府之中层缺乏经理能力是第三帝国一个极为显明的特征。
从现代的眼光看来，虽说税率增高，但一般所抽仍低，情形也每州各县不同。因为税率是水平地施行于全体纳税人，及于每家仅有3亩或5亩极为单薄之下户，其税收极容易达到饱和点，亦即逾此一步，纳税人已无力负担。将下户免税或以累进税制增额于大地主的办法迄未曾提及，大概交通、通信困难，民智未开，无法在乡村之中确切地监视，即使用简单的现制执行，各地方政府已感到棘手，再要将税收的程序繁复化，恐怕技术上的困难足以使整个制度解体。很少人注意到，此中尴尬之处乃中国在近代史里所遇到的最大难关。因为如此，这帝国的资源才不易收集作有效使用，地方政府的效率也无法增进。另外户所积存之剩余很少用在投资的用途上，要不是用作高利贷的本钱，即供无谓的消费。因为财政之本身紧贴在农村之上，它也无力扶助村镇工业和地方上之商业作更进一步的发展。
其弊端尚不止如此，财政之实施既缺乏强迫性的管制工具，其账目数字错综，无从标准化，因之随处都有错漏，某种程度的不尽不实，只好任之听之。虽然中央政府在上端以严格的标准行事，其所加压力因有技术上的困难在，愈至下端只有愈松懈，在执行上，效率也愈低。这样令人扼腕的种种情形，有如痼疾。倭寇的侵扰与蒙古犯边
在16世纪的中期，大明帝国的雍容安静气氛被“倭寇”犯境而打破。倭寇在西方文件中称为“日本之海盗”，他们以波浪式的行动在中国沿海骚扰。按其实，他们的领袖为中国人，也有中国人参加其队伍。不过在作战方面讲，本地人效用浅。其进攻的根据地在日本，所有的战法和装具全由日本人供应。严格说来倭寇亦非海盗，他们从未在海上作战，只是登陆之后包围攻取城市。
明帝国因为组织上的特殊情形，务必保持一种与外间绝缘的状态。倭寇之起与走私贸易有关，这样的不法活动业已进行一段相当的时期，政府官员既被沾染，地方上之士绅也杂身其间。中国向无海事法庭，当中有力量的船主在参加这贸易的人士中，便有了武力仲裁者的声望地位，一切以自然之态势形成，这些人终为倭寇之头目。
当这些强人愈无忌惮地上陆修船，并且私出“传票”，指令村民在他们“判案”的程序中出“庭”作证时，明政府猛然省悟此风不可长。这海上之威权虽说尚在新生状态，如不及时对付，迟早会向以农立国之朝代挑战。可是问题愈严重化，明政府愈暴露了本身之弱点。有的卫所早已在历史之中被疏忽遗忘，此时无从动员，临时募集的士兵则不愿战，也不知战法，更缺乏款项足以供非常状态之开销。因之自公元1553年开始，倭寇流毒于东南沿海达20年之久。
只是坚持到最后终有想象力丰富之戚继光将之剿平。他凭空创造了一支军队，从召募、训练、给予补充装备几乎全部从头做起。他的军官由他一手提拔，所以保持着袍泽间密切的情谊。他的士兵全部由内地农村中招募而来，其选择之重点在于坚韧性而不在于灵活。他给队伍具有折磨性的操练，他要部队间生死与共，而以连坐法相胁迫。士兵的饷给只比农业的工资略高，他的武器全在本地制造。从政治的角度看来，他的戚家军完全符合明朝之农村气息，并无优秀部队之形影。军费之由来乃自现有各种税收内统添上一种“兵饷”的附加税，所征收限于为倭寇侵扰的地区，只因为附加率低，收集时尚不发生太大的困难。只是有些县份之内原有税额已近于最高限度，再经过此番之附加，则所有可以征收的税源至此用罄，以后再想增税，即无能为力矣。
在北方蒙古酋领俺答（AltanKhan）自1540年间即已从各部落间构成一种力量庞大的同盟，起自今日中国之东北，西迄青海，所以他能在一次战役中投入10万战士。自1550年代以来，每到秋天即来犯边，无岁无之，有时甚至逼至北京郊外。所幸俺答无农业基础，为他眼务的汉人，人数稀少。1570年俺答之孙投奔明军阵内，中国防区将领乘着这机会与俺答媾和，授之以顺义王的名号，允许他每年互市，又予以津贴，自此之后，终明代，蒙古人未再为边防之患。简概言之，倭寇及俺答之侵犯，虽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