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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一个离开三联生活周刊的人，还是希望十年之后能够更多增加一些本身它给整个传媒界提供的榜样作用，就是在获得商业成功的同时要告诉大家向整个社会提供更多知识的传承和价值观的影响。三联生活周刊现在的读者大部分是中产阶级群落，但是现在杂志甚至包括传媒价值观的分化比较激烈，当然本身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分化都比较厉害，生活周刊代表着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这可能跟我们当年强调中立性或者是孤岛已经发生一些变化，报纸可以强调中立，杂志很难说是中立，更多应该代表价值观的取向。三联生活周刊是不是一定要代表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又分哪些种？怎么样从一个具有知识分子传承的本质上寻找到符合自己角色的价值观传递方法？我觉得这可能是现在当前比较重要的需要讨论的。中产阶级很多时候比较容易陷入个人主义，这可能是小资产阶级本身的一个弱点。三联生活周刊不仅仅应该代表一部分人的观点，更多的应该试图在这方面做一些拓展，把自己的地位、角色提升得更高一些、更开阔一些。当然会面临很多的问题，比如双重空间和的问题，但是不应该害怕这些问题。像当年我们从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都不知道中国大概是什么形态一样，是不是应该在某些方面多做一些开放性的工作，或者多做一些开放性的实验、尝试？现在三联生活周刊本身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大的认可度，我们的文章，科技类的文章、社会类的文章、文化类的文章都形成很大的影响，应该跟社会主要的问题、主要的矛盾更接近一些。
董秀玉：刚才讲世界品牌的问题，我们应该往什么方向走？我自己有一个想法，虽然我们现在条件比较困难，或者说我们现在还会有很多敏感问题，但是一些大的题材、一些大的问题我们还是要关注，千万不要把杂志做得轻、薄，做得轻飘飘。作为一个大刊的基本价值非常重要。当时我们采访李铮的问题给告上去了，告到中央，新闻出版署来调查我们，我就问这个事跟谁采访的，事实对不对？采访的对象对，事实对，别怕，我顶着。作为一个世界品牌，作为一个大刊，有一定的价值观，有社会的正义，这方面我们的东西不能丢掉，我们不能变得轻飘飘，当然现在不是这样。刚才大家说的我很有体会，当然我们领导要担一点责任，有些东西实在不能发我们也不能顶着干。但是好多东西，包括改革开放，包括生物周刊，其实就是顶着走过来的，如果当时不顶着风险，我们就没有今天。当时我们一分钱都没有，我从香港回来的时候根本没钱，我们怎么做一个周刊？当时这种经营方式本身就顶着雷子，那时候天天挨批评，也不理他，反正我们做的事情是对的，我们没有一分钱进腰包，大家做一个正义的事情。有的事情就要顶一下。当然朱伟会很难，但是我觉得像李铮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该顶的也就顶过去了。如果一个大刊没有这种大的新闻，没有这种大的事情，我们会很难。我这个人是不大守规矩，大原则的东西我也知道，实在不让做我也不做。但是记者的视点应该很清楚，我们关注什么问题应该很清楚。甚至这些东西虽然不能做，我们档案还要留下来，我们做过这些东西，这不会让记者从一些重大问题上走到一些细小问题，迎合一些中产阶级的小趣味，不能这么走。
朱伟：李铮那一期，我们董总作为社领导帮我们顶住很大的压力。李铮之后我们做过一次河北贪官网，上面也关注，我记得当时专门打一个电话，叫我们到河北去，我们和潘总、李鸿谷一起去了河北。生活周刊历史上确实充满了磕磕碰碰，我们会尽力做，只能这样说。生活周刊做到今天，无论是我们的前辈，还是我们这一代，一直没有忘记自己应该做的和自己的使命。这个杂志做的过程就是这样磕磕碰碰过来的，今后还是要这样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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