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这是值得尝试、对周刊一定会行之有效的。前提是广告一定不能制衡我的内容。编一本三联自己的周刊，是我的基本点，这一点，丝毫也不可动摇。
经营模式的改变，资金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功能结构和人才结构的变化，在原则的基础上我们为自己争得了一点自由，这对周刊的持续发展十分重要。
当然，投资方的情况也很不一样。第一任投资方因政策原因撤走，颗粒无收，我觉得十分抱歉。第二任投资方撤走则是因观念不合，在内容上我们不肯让其干预。第三任则是他们本身的资金出了问题。而每一次的问题又都牵涉到编辑队伍的稳定，因此这条路真是走得十分艰难。杨浪走后几个月，一次在机场遇见，他过来招呼，说：〃前几天我妈还在问：你们老董还在坚持着哪？！〃我们大笑。
可是过后想想，心里也有点不好受。为办这个周刊，我们头上顶着雷子，因为社会资本参与经营的政策还不清晰；资本未有回报，心里也觉歉然；平台不够稳定，更有负主编和年轻的编辑记者；在社里，由于周刊是体制外的经营方式，工资待遇等与社内不同，也必须向员工解释、做好工作；对社委会，为了不混淆两种体制的经济关系，也为了节省每一分钱花在周刊建设上，不但我自己，而且连社里，都不许花周刊的一分钱。所以当时就有人问我：既然各方面都没好处，你还干什么？我苦笑，可是心里总存着期许：或许再咬咬牙，过了这道坎，前面就是曙光！也有朋友笑我还做着印钞机的梦，我告诉他们：〃是的，好的周刊就应当是印钞机。〃
董秀玉：期望时代大刊（2）
三联品牌对一些有着文化情结的投资方还是有影响力的。第四任投资方在1995年8月后开始进入。为此，我十分紧张，再三再四地讲困难、讲问题、讲风险，当然也讲我们的原则。希望他们能想清楚再进入，决心进入就需相对稳定。周刊再也不能折腾了。
作为第三任事实上的主编（真正编了杂志的），朱伟受命于危难之中。朱伟的进入，使周刊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新时期。这个阶段，朱伟、方向明、潘振平三位都功不可没。
朱伟面对的状况十分复杂，既有前任打下的良好基础，又有这两年多风风雨雨造成的诸多问题和媒体的种种猜疑。这比接手一个新杂志要困难得多。但朱伟做到了，不但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将刊物持续出版，而且在几个重要关头，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都能将刊物按时出版，并获得很大的好评，1999年即开始赢利。尤其在将双周刊转为周刊的过程中，竟也是从容过渡，第一年几乎就能打平，其编刊创意与经营方面的学习能力俱佳，实在是十分难得。
方向明是前任的经济主笔，早就是〃中青报〃《经济蓝讯》的大牌记者和主编，写的企业报道扎实、深入，经济分析中肯、透彻，又极有故事。是中国企业经济报道中最佳、最犀利的一支笔。在朱伟重组队伍的过程中，我了解朱伟最为陌生的是经济这一块，我们都十分希望方向明能留下来。虽然当时他还有更好的去处，虽然留下来前途难测，但是他毅然同意留下协助朱伟把刊物搞起来，不讲价钱也不提条件，十分仗义。《三联生活周刊》前几年最好的封面文章大多是经济的，方向明对《三联生活周刊》的成功发展起了绝对重要的作用。
为了确保周刊的运作和发展，当时社委会也下了大决心，派潘振平去担任周刊副总编，专门负责周刊日常工作。潘振平是三联最优秀的编审，又是个包容性很强、很大气的人，观察处理问题思路清晰，能把握关键。对当时重建中的周刊的方向把握、选题创意、关系协调和经营管理等等，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潘振平是低调的，他从不诉苦告状上交矛盾，他是周刊的凝聚力的保证。
最后的关键是2001年周刊的转型。双周刊转周刊绝对不仅仅是时间的压缩，它是一个新刊。从资金投入到定位到运作等等都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从主观上讲，最好再推后一两年转，会较为稳当；但从市场看，必须马上转，否则就要失去先机。可是投资方首先反对，由于资金困难，决定不投资做周刊。其次，内部反对声也不低，因为1999年、2000年好不容易已经赢利，转周刊后又要亏上两年。好心人还提醒我：〃你马上要退休，转周刊的话账面上又是亏损，不好看。〃这确是事实，但为了周刊的长远利益，真是顾不得了。遂决定引进第五任投资方的资金转周刊，做最后一搏。这一搏与前不同，心里已开始有底，广告在不断增长，广告商对周刊已颇有信心。
由于前任投资方的合约还有半年，便商定先以借款方式进入，一千多万的借款一方面支持转型周刊，同时也准备偿还前任投资方的投资款（我心里一直惦着我们困难时他们给予的帮助，现在他们有难，我们也不能袖手。因此借款中包含了这一部分，但后因对方索价过高，难以同意，演成官司。在这里不赘）。准备等合约期满，再做正式合作方案。
实际上朱伟把转型工作做得很好，只第一年略有亏损，而转成周刊后的广告量却大增。我退休前虽然周刊账面上还有少许亏损，实际手上三年的广告合约已达数千万元。为了周刊的长远发展，下决心2001年转周刊的这一搏是绝对值得、绝对应该的。
现在三联杂志（尤其周刊）的利润已经大大超过图书，但我们的工作实际上才开始了一小步。我们期刊群的计划尚未完成，周刊作为一个时代大刊还有相当的差距，还有太多的工作要做。
周刊的十年，我们历经了众所周知的艰难曲折，没有对文化的坚守和执着，没有对事业的理想和热情，没有全体同事的团结和努力，没有朋友们的爱护和支持，我相信，就一定不会有今天的《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真应该向每一位支持过、帮助过我们的朋友、同事和读者们衷心地说一声〃谢谢〃，衷心感谢为周刊做出贡献的每一位。
周刊的十年，又将是我们发展中的一个新。从现在开始，十年的成绩和优势已成过去，我们必须看到自己的问题和差距，明确今后的目标和策略，向着新的未来，向着更高的理想，为了办出一个真正的时代大刊，做出最大的努力。
我衷心祝愿！
钱钢：德国记忆（1）
钱钢 现为上海大学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1979年起开始职业新闻工作，曾任《解放军报》记者部负责人，参与创办《中国减灾报》（任执行编委）、《三联生活周刊》（任执行主编）。曾任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总策划（1996～1998）；《南方周末》报常务副主编（1998～2001）。作品有《唐山大地震》、《海葬》、《留美幼童》（与胡劲草合作）。
1993年秋天，潘振平、宁成春和我作为〃三联〃的考察者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在德国生活了近一个月。这是我操作新闻周刊的〃蒙学课〃之一，若干情景，恍然如昨。
封面故事：俄罗斯危机
有两名警察在莫斯科街头被杀。
我在刚刚入住的宾馆看电视，时差的原因，过了午夜仍未入睡。已经是10月3日了，是个星期六。俄罗斯发生了总统与议长的激烈争议，CNN一直在直播莫斯科街头的骚乱。我看见了莫斯科电视台前聚集着对峙双方的支持者，大规模冲突一触即发。布置三联书店的展台回来，晚上21∶52，我看到了开枪。
10月4日晨，我边看电视边记日记：
现在是巴黎时间5∶50，莫斯科时间7∶50，天已放明，大批坦克进城，卡车，燃烧的黑烟。坦克已经布置在白宫前，有零星枪声。一个足球场。7∶52，路边停满卡车，有面包车开过。楼房沐浴着金色的霞光。坦克撞开了足球场边的铁网。
当天晚上，我从电视里看见俄白宫大火。副总统鲁茨科伊、议长哈斯布拉托夫被押上汽车。电视镜头重放坦克炮击白宫。据称白宫内死500人。美国总统克林顿表示支持叶利钦渡过危机。
10月7日，我在书展买到刚刚出版的德国周刊《明星》（《STERN》），封面故事为《叶利钦的苦胜》，报导了前一天方结束的莫斯科危机，封面图片是愤怒挥拳的叶利钦和炮火硝烟里的俄罗斯国旗。报道中最新的内容（文字、图片）是10月6日也就是一天前的。
我立刻想到我们的《三联生活周刊》。那时我们常常问，如果周四某地发生特大爆炸，我们周六上摊的刊物可能把这一新闻做封面吗？那时封面做图很难很慢，杂志印出后还要留足〃焗〃干的时间。捧着《明星》，我叹服那种做新闻的状态。
无意中进了贝塔斯曼
我们去汉堡访问《明星》周刊。《明星》当年曾因刊登了伪造的《希特勒日记》而对全世界现丑。不过在1993年的德国，它仍然是和《明镜》齐名的新闻周刊。
《明星》的办公地点，在一幢舰船式的建筑物内。我们和总编辑交谈，观看组版编辑的工作，参观资料库，还在职员餐厅美美享用了一顿午餐。
他们的图片库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既有满架的图片，分类细致；更有电脑管理的图片档案。而后者在当时还是很时髦的。他们轻易地调出〃北京〃、〃邓小平〃等分类的摄影作品，不时把我的念头拉回到我梦寐以求的〃生活周刊资料室〃。
我们被领到放置历史资料的屋子，那里有创刊之初的老杂志。《明星》的总编辑告诉我们；〃二战〃后，汉堡由英军占领。1948年，英军占领军司令发布一个通告，称谁愿意创办一份鼓吹民主的杂志，他就会批准出版。结果有一个年轻人说，我愿意。那人于是当了《明星》的总编辑，一口气干了40年，在我们去德国的不久前才退休。
从一个深深的大抽屉里，现任总编辑抽出《明星》创刊号。非常的薄，纸张很黄（不知当年就这么黄还是变了色），没有彩色，封面用了一幅木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