欤澜缃硬ü钤期堋Ｈ嗣墙埠蚋硬ɡ阶忱旆馗驳谋浠！ㄇ肿詈缶谷挥�1991，2002这两个对称年的玄学思想来解释和预测我们的旷世幸会：〃对称年，非凡的美妙！〃我至今都很记得钱钢兴奋坚定的神态和手势。
开练
课堂培训进行了一个多月，然后我们就开始实战练习。第一次大规模的采访是9月23日，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那个晚上。我被派到亚运村国际会议中心，那是北京申奥国内的主会场。前两个月看雅典奥运会还在感慨，想当年，2000年奥运会还在8年之后的遥望中，转眼间2004年的奥运会都过去了，回望10年也是恍然一梦。
那次采访的封面专题《北京不拭泪》刊登在《生活周刊》第一期试刊号上。随后的一次评刊会也许值得一提。
评刊由钱钢主持。发言从记者开始。记者中居然是苗炜轰了头炮。也知道这北京少爷平日的蔫儿闷里包藏着尖损和刻薄，但他那天抱着一壶茶用眼角瞅人的姿态还是让我惊讶：〃整个儿一个伪善！虚妄的责任感！〃接下来逐页批驳，毫不留情，就像当初编辑们批评我们的作业。
陈虹更是从杂志定位、主旨等根本问题上提出质疑，被钱钢认为第一次看到了她的〃研究生背景〃。
黎争从写法上给予否定，批评刊物文字充满矫情造作的贵族气。那年7月才从北大化学系毕业的黎争3个月里搬了4次家，他曾在作业里说，希望自己是双草鞋，去感受底层泥土的粗砺。
石正茂则大呼：〃这刊出得可真是时候啊，让我们从天上回到地面！〃
上午的评刊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对期待已久的试刊记者们无不表现出自己的失望。因为年轻，容易被调动也容易被打击。下午是编辑评刊。观点跟上午差不多，但编辑们表述得很冷静周全，也就没什么火力了。
试刊前后那一个多月，对这本叫《生活》杂志的认识一直伴随着我们对生活本身的认识，点燃于盛夏的那团虚火基本上熄灭了。生活和《生活周刊》的状态开始从空中回落到一个不那么理想但更真实的高度。那几年，整个中国社会正以千年不遇的力量和速度前行，我们难过地发现；《生活周刊》并没有像我们想像的那样被期待被需要。有记者套用一段经典：生活就这样结束/生活就这样结束/没有砰然巨响/只是一声唏嘘……
《生活周刊》给我在北京的生活确定了一个不错的，尽管其中埋藏有太多的遗憾和蹉跎。对《生活周刊》我依旧充满热爱，对它的未来我还是怀有热望和信心。只是我不再继续亢奋在虚妄的想像中了。试刊之后，按要求我们每人写了一份总结。总结里我写道：〃……尽管遇到诸多不测，尽管可能有更大的困难潜伏在将来，但我还是不可救药地相信明天的《生活周刊》会是最好的。只是那个目标比我们想像的要远，那段路比我们预计的更难。〃
1995年，朱伟之后，历经磨难的《生活周刊》终于正常出刊。
1999年，我离开《生活周刊》。随后几年跟《生活》时有接触，总在关注它的每一步变化和成长。不管走到哪里，人们总会用《生活》的概念观察和评判我们。《生活周刊》像胎记一样，成为我们身体的一个印记。
2003年9月的一天，在飞机上读到朱伟为《乐》杂志写的一篇有关大提琴家卡萨尔斯的乐评。他用滤去了水分的锯木来表达卡氏大提琴的力量，他说那是丰富的祈祷，是一层一层浑厚的叙述，像石砖一样被堆砌，进而成为一种建筑。我好生感慨。一是为卡氏的琴声，二是为我认识的这个人和这些事。想到《生活周刊》这本杂志10年里经受的艰难和压力，一定也是〃一层一层浑厚的叙述〃吧。
朱伟：净土胡同15号与1995年的复刊（1）
朱伟 1952年出生于上海，16岁赴黑龙江建设兵团上山下乡，在那里开始小说写作。1978～1983年在《中国青年》杂志当记者、文艺部编辑；1983年～1993年任《人民文学》小说编辑室编辑、编辑部副主任；1988～1989年曾为《读书》杂志撰写《最新小说一瞥》专栏，主编《东方纪事》杂志；1993年到三联书店创办《爱乐》杂志，并编著大型工具书《音乐圣经》；1995年9月接任《三联生活周刊》主编。
我经常想；《三联生活周刊》之所以会有今天，很大原因是因为它诞生在净土胡同。从大约是1993年钱钢与陶泰忠看中这个地方，到2000年《三联生活周刊》搬出这个地方，这里留下了太多的欢乐，当然也有痛苦。
我不知道钱钢他们当年是不是因为〃净土〃这两个字，才选中这个地方。反正，不知多少朋友都羡慕这个地方：在闹市之中，不需走多远，竟会有这么静的一方净土！
这里原来是北京净土寺所在，寺早就倒塌，15号原来是北京最时髦的雪花电冰箱厂的厂房。我记得钱钢刚把破败的厂房装修成编辑部时邀我参观的场景，在胡同里，无论从哪一个口进去，都要走很长很长的路。钱钢与陶泰忠，一个是原来《解放军报》的记者部副主任，我们一起合作编辑过《东方纪事》；一个是原来《解放军文艺》的编辑部主任，我在《人民文学》时的竞争对手。两人可谓珠联璧合，在当时真是年轻而被理想主义所笼罩。他们营造的15号，白墙白窗白桌椅加上灰地毯，整个一种静谧的气息。记得我当时印象最突出的是三楼设计的摄影部洗相片用的暗室，还有二楼已经准备就绪的会议室。
遗憾的是，钱钢后来没能在他自己精心设计的编辑部里呆多久就离开了。
我第二次走进15号，是参加还在筹备中的《三联生活周刊》一次文化研讨会。那时朱学勤刚刚接过钱钢的理想，他的办公室里云集了一帮学者，我记得清楚的有刘东、邓正来和雷颐；而他的办公室对面，杨浪的屋子里则是另一帮人，大家也都是兴奋而躁动，屋子里同样弥漫着烟雾。钱钢、朱学勤与杨浪当时对《生活》未来憧憬的那种眼神至今一直在我记忆里，我由此一直觉得，净土胡同正是有了他们那样的奠基；〃生活〃后来才能得以存活。到我这里，只不过是在一定积累之后的水到渠成罢了。
1995年9月我接替杨浪，准确地说先任执行主编。等我真正走进15号院内这所三层小白楼时，留下的只有方向明一个主笔与苗炜、王锋、刘君梅、张晓莉四位记者加上钦峥管电脑与资讯。我上任的第一天向这六位做就职演说，一个个都是黯然或者不以为然。我讲完了，他们说，这样的就职演说我们听得多了。
我9月上任后按要求要在年底前复刊。当时请来帮助策划的有汪晖、李陀、黄平和黄速建（时任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副所长），聘闫琦（当时任编辑部主任）、何绍伟（当时管社会报道，后来很快去了《东方时空》）、兴安（当时是《北京文学》副主编，业余帮我约稿）、胡泳（由沈昌文先生推荐，从《中国日报》过来应聘）、刘怀昭（由《北京青年报》黄利推荐，负责国际）、舒可文（原来是我在《人民文学》工作时的小说作者，负责文化）。一个主笔（实际的副主编）、四个记者、六个编辑，这个结构可谓畸形。
现在回想，1995年我们筹备复刊的三个重大决策，一是确定了要以半月刊方式起步。因为1994年底杨浪开始起步时先采用的是月刊，月刊节奏太慢，很难体现新闻价值。二是当时确定了要做新闻的文化评述，在新闻与文化中架一座桥梁，利用三联的文化资源，也有利于三联文化普及。三是在铜板纸、胶版纸与轻涂纸中坚决选择了轻涂纸。杨浪创刊时使用的是铜板纸，我总觉得作为周刊用纸太硬，也不亲切。试刊时用过胶版纸，又觉得太显文化感觉图片效果不好，也不利于将来广告发展。使用轻涂纸可以与国外的新闻周刊接轨，也可以像报纸一样直接上轮转印刷。但当时国内没有印刷厂使用，也没有这种纸，我们是头一家。记得决定使用这种纸后，我找到当时做外贸进口生意的邻居、朋友王蕾蕾，第一批纸是由她联系从香港进口，运到天津海岸后再拉到北京。
复刊的第一期封面故事是方向明执笔的邓斌集资案。记得当时方向拿到了此案特别翔实的材料，但最后稿子写成，中纪委方面说不能发，临时只能改用与沈太福对比分析的方式，一手材料都舍弃不用。值得一提的是方向在周刊重新起步时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连续几年的封面重大选题常常都由他拼出来。常常是他写完了，我觉得还不行，他就重写一遍，从无怨言。我觉得在周刊我就是一个过于苛刻的编辑，大家只不过容忍了我的苛刻，也才有一期期刊物的出来。
这一期的社会报道头条是约当时《工人日报》记者高晓岩写的北京地铁超负荷现状，提出地铁安全问题。经济头条是闫琦约一个叫王艳的女孩写的《〃327〃与管金生的悲剧》。专题是何绍伟组织的《好莱坞给我们带来什么》的讨论。苗炜在这一期中写了4页的《辛普森的三个角色》，显示出他的才华。刘怀昭做了两个话题，一篇谈美国的炸弹杀手抗拒工业文明，一篇谈现代人离不开扑洛载克（抗抑郁药）。我觉得是她开创了周刊批评国际潮流的模式。而娜斯是把对时尚的质疑带进周刊，这一期她介绍凯文·克莱恩探讨感官刺激的广告，探讨的是色情与广告商业的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周刊一复刊，王小波就来帮我捧场，他给生活周刊的第一篇文章叫《个人尊严》。复刊第一期的最后一个栏目是《大家谈》，除王小波此文，苏童帮我写了一篇《购物批评》。
朱伟：净土胡同15号与1995年的复刊（2）
这个第一期，也就是1995年第五期的版式设计是我拉了《收获》编辑部原来我的好友谷白来完成的。他用老式版式纸一页页地画版样，封底他选了四张照片作为刊物内容宣传，宣传词分别是：〃十部大片的冲击波远没有过去，好莱坞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一个5岁女孩怎样与动物成为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