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社教”运动虽然结束了，工作队员们拍拍屁股也走了人，但是工作队在运动中制造的被整和整人的两派矛盾，却并没有随着运动的结束而烟消云散。它无形地、长久地困扰着北大教师、干部之间的人际关系，遗患无穷。而且，这次夭折了的“社教”运动，为后来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重重的伏笔，甚至可以说它是北大“文革”的一次预演。
除此而外，“社教”运动也实实在在让北大人吃了亏。由于搞“社教”，本应进行的评职提薪工作未能进行，接下来便是十年“文革”，评职提薪更无从谈起。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文革”结束后，同年的大学毕业生，在清华已经是讲师或副教授了，而在北大还是助教或讲师。北大人的工资也比清华同行低一级。这件事让北大人耿耿了许多年。
再说说季羡林参加的另一次“社教”运动——农村“社教”运动——的情况。
1965年秋天，季羡林参加完国际饭店会议，便被派到北京郊区昌平县南口村去搞农村“社教”运动。
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任务。1965年11月，教育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毛泽东让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参加“四清”运动，是要知识分子“经风雨，见世面”，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摔打，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他看来，只有这样做，知识分子身上的污泥浊水才能洗干净，才能成为能上能下，能文能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新人，这是“反修防修”的重要战略任务。
季羡林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来到南口村的。
季羡林被任命为工作队副队长，主管整党工作。工作队在农村“社教”时是名副其实的全面夺权，农村原有的各级干部统统靠边站，工作队把党政财文大权全部掌握在手里。不过，上面对工作队员要求也很严格：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还没有出现特权，腐败现象尚未滋生，工作队员一个个都是赤胆忠心干革命的劲头。
季羡林从六岁离开农村以后，一直没有在农村生活过，这次因参加“社教”运动，再次回到农村，触景生情，感慨良多。农民的纯朴善良，使他倍感亲切，农村广阔的田野和从田野里散发出来的泥土的芳香，使他心旷神怡，好像又回到阔别了四十八年的官庄。但是，四十八年过去了，中国农村依旧贫穷落后，又使他黯然神伤。他又感到内疚，他说：“当时农民每日的工分不过三四角钱，我的每月工资是四百五。我不敢说出去，怕农民吃惊。”
季羡林和工作队员们一起，日夜操劳，搞了几个月“社教”运动，结果搞了一些案子，还逮捕了人。不过后来多数都平了反。
季羡林在南口村一直呆到1966年6月4日，才奉命回校。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来势迅猛，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季羡林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中，将经受他生命中最惨烈的考验，可是此时他却浑然不知。
运动夹缝中挤出的研究成果
从1957年到1966年的十年里，季羡林在政治运动和会议的夹缝中，毕竟写出了一些学术著作，不像前七年那样。在政治运动连年不断的情况下，能有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不容易了。
季羡林十年的学术成果总括起来是：
一、出版了两部专集：《中印文化关系论丛》和《印度简史》。
二、翻译并出版了两部印度古代文学作品：《五卷书》和《优哩婆湿》。
三、写作了十五篇论文。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收入了季羡林从1946年至1956年十年中写的有关中印文化关系的论文，包括前文中介绍过的一些文章，也有未曾发表的文章。该书于1957年出版。
《印度简史》是季羡林1956年写的一本有关印度历史的专著。这本著作的目的，就是要简明而通俗地把印度历史介绍给中国读者。由于篇幅限制，该书只介绍了印度历史的大体轮廓，而且根据出书当时遵循的原则是厚今薄古，对古代讲得简单，重点放在近现代。这对季羡林来说，不但用非所长，而且有点大材小用。该书于1957年出版。
下面介绍一下这时期季羡林的十五篇论文的要点：
《试论1857年－1859年印度大起义的原因、性质和影响》
1957年是印度民族大起义的百年纪念，季羡林为此写了这篇论文。后来这篇论文扩大成了专著《1957年－1859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在论文中，季羡林利用了新学到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对这次大起义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
1954年，季羡林曾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度的文章。他认为中国的纸是由陆路传入印度的。后来有人反对他这种说法，主张纸是由海路传入印度的。为了回应此说，季羡林再次撰文，列举了大量论据，论证海路传入说之不当。
《印度文学在中国》
这篇文章是季羡林根据平时阅读时所作的笔记，加以整理、按时间顺序排列开来写成的。他在题目中用了“文学”这个词，这是广义而言，寓言、神话、小故事，以及真正的文学都包括在里面。文章用大量事实论证了印度文学，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这其实是一篇比较文学的论文。
这篇文章虽然写于l958年，但是，由于个别领导人的极“左”思想的干扰，未能发表，一直到1980年才发表出来。季羡林在这期间还写过两篇文章：《泰戈尔与中国——纪念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也同样遭到了被“枪斃”的命运。关于这个问题，将在后文详细介绍。
《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这是一篇论争性的学术论文。季羡林就“混合梵语的佛典语言”问题，与美国梵文学者佛兰克林·爱哲顿（FransKkliEdgerton）之间展开了一场论争。这是其中的一篇论文。论争的焦点，仍然是季羡林在德国时发表的论文中提出的“语尾…am＞o，u”的问题。
《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
这篇文章对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提出了颇有新意、又很有见地的看法。这篇文章运气比较好，写好了立即就发表了。
《最近几年来东方语文研究的情况》和《五四运动四十年来中国关于亚非各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
这两篇文章，严格说来算不上是学术论文。因为文章的内容以资料为主，洠в卸嗌俜治龊吐壑ぁ５钦庑┎牧虾苡杏茫鸭毕鹿冉洗蟮墓Ψ颍砸擦性谡饫铩�
《关于优哩婆湿》和《前言》
《优哩婆湿》是印度古代伟大诗人迦梨陀娑的一部名剧。季羡林在l956年从梵文翻译了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以后，1962年又翻译了《优哩婆湿》。以上两篇文章是关于剧本《优哩婆湿》的评介。
《古代印度文化》
这篇论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印度古代文化的辉煌成就，包括：文学、艺术、哲学、法律、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
《十王子传》浅论
《十王子传》是印度古代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在印度国内外受到重视，欧洲许多国家都有译本，但中国读者并不熟悉。季羡林在论文中，对这部长篇小说作了详尽的介绍与分析。
《关于巴利文》
季羡林曾选译过一些巴利文“佛本生故事”。这是他写的关于巴利文《佛本生故事》的论文。“佛本生故事”即释迦牟尼如来佛前生的故事。这些故事实际上绝大部分是寓言、童话等，是佛教徒用来宣传教义用的。它虽然最初产生于印度，但随着小乘佛教的传布，后来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广为流传。这些故事，随着汉译《大藏经》也传入我国，如《撰集百缘经》、《贤愚经》、《杂宝藏经》等经书里的故事即是。
《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
这篇论文从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论述了原始佛教起源于印度的原因。
从以上的介绍，以及前文中有关季羡林学术研究情况的介绍来看，季羡林自1946年回国至1966年二十年中的学术研究，已经大大超出了他的老本行——梵文和吐火罗文——的研究范围，扩大的研究对象是：印度历史文化、中印文化关系、佛教、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等方面。其中的原因，前文中已经提到，主要是由于回国以后，国内缺乏梵文、吐火罗文的资料，难以继续深入研究。他这种扩大研究范围的作法，开始是出于不得已，但是，经过二十年的努力，逐渐在新开辟的领域内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了60年代，季羡林已经不仅仅是一位语言学家，他还是比较文学、印度学、佛学等方面的专家，以及翻译家，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杂家”。在以后的岁月里，季羡林将要沿着这条“杂家”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而且越来越“杂”。最终，他在众多的学术领域内，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自1949年解放以后，任何一篇文章（包括专著、翻译、文艺作品等）如要得到发表，必须经过两种审查：一种是对文章进行审查，看看是否有“违禁”的内容。“违禁”的内容不只是政治方面的，也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政策方面的等等。而且，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违禁”的内容也会变。这项审查工作一般是由出版单位来掌握。遇到内容难以判断的文章，或者重要人物写的文章，出版单位拿不准的时候，便会呈报上级领导部门进行审查。有个别的文章，甚至要由主管文化部门的最高领导者来定夺。另一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