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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节善终大节不亏——悼念冯芝生（友兰）先生》
上面说的这些良辰美景，奇山异水，宫阙胜地，使季羡林心荡神怡，留恋不舍，念念不忘。这固然使他觉得不虚此行。但是，在访问中，真正使他感到心灵震撼，永志难忘的还是另外的一件事。
那是代表团从缅甸仰光乘飞机抵达印度加尔各答机场的一幕：代表团走下飞机，踏上印度的土地，在机场受到两三千人热烈欢迎。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上面飘扬着红色的旗子，响起《东方红》的歌声和“中印友谊万岁！”的口号声。代表团每个人的脖子上都套上了四五个浓香扑鼻的花环，无数双热情的手伸向每一个团员。代表团被人潮簇拥着走出机场的时候，季羡林发现，在不远的地方，在木栅栏以外，有一群衣衫褴褛的印度人，手里举着旗子一类的东西，拼命地对着他们摇晃，嘴里大声呼喊着不知什么口号。季羡林好奇地走到这群人面前，蓦地一声：“毛泽东万岁！”破空而出，声音洪亮清晰。季羡林闻声，顿时感到浑身震撼，眼泪夺眶而出，激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解放前，季羡林在国外呆了十一年，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在国外的中国人备受外国人的欺侮和歧视，季羡林耳闻目睹这样的事太多了。这些事情曾经一次次地刺伤着他的爱国心。今天，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真正地站起来了。他亲耳听到印度人喊出“毛泽东万岁”的口号，怎能不使他自豪、骄傲，进而对毛泽东、共产党更加崇敬和拥戴呢？
对这次出访的感受，他曾在《寿作人》一文中说：
我们团员几乎每一个人都参加工作，参加劳动，大家兴致很高。我同作人，年纪虽轻，都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当时我们看什么都是玫瑰色的，都是光辉灿烂的。我们都怀着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既兴奋，又愉快；既骄傲，又闲逸的，飘飘然的感觉，天天仿佛在云端里过日子。
季羡林这段话道出的心情，其实不只是在出访的四个月里的心情。自打1949年北京解放开始，直到这次出访，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始终都“仿佛在云端里过日子。”
但是，好日子很快就要到头了。
从沙滩到燕园
1951年9月2O日，季羡林随中国文化代表团离开北京的时候，正值金秋时节。天高气爽，蓝天白云，到处洒满秋日的金色阳光，北京城洋溢着欢愉的氛围。然而，当代表团在印度、缅甸访问了四个月后，于次年1月24日返回首都的时候，北京已经进入隆冬季节。天寒地冻，草木凋零，寒风扑面，一片萧瑟景象。
季羡林身上还带着加尔各答的热气，满怀访问中的兴奋与激动的心情，在北京机场走下飞机。当他回到沙滩的时候，立刻感到北大同他离开时有些异样。的确如此，在这四个月中，比天气变化更大的是，中国高校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院系调整；另一件是开展了“三反、五反”和思想改过运动。
新中国成立，实行一边倒的政策，一切向苏联看齐。当时流行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大学当然也不能例外。
院系调整是向苏联学习的结果。即是按苏联办高等学校的模式，调整中国原有高等学校的“院”和“系”。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经过院系调整，高校的性质和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私立学校全部改为公立，工科院校得到加强，综合性大学本来想加强和巩固，但效果并不理想。
此项工作从1951年底开始至1952年1O月完成。
调整后的综合性大学有：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等。多科性工业大学有：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工学院等，并新设北京钢铁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等一大批工科和单科学院。
原来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岭南大学等私立大学取消，合并到其他院校。
具体到北大的调整方案是：北大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清华大学成为多科性的工业高等学校，校名不变。清华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及燕京大学的文、理、法方面的各系并入北大，北京大学成为综合性大学。燕京大学校名撤销。
调整后的“新北大”包括以下各系：一、数学力学系；二、物理学系；三、化学系；四、生物学系；五、地质地理系；六、历史学系；七、中国语言文学系；八、西方语言文学系；九、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十、东方语言学系；十一、哲学系；十二、经济系。北大是全国惟一有哲学系的大学。
1952年9月底，北大从城内沙滩迁至西郊原燕京大学校址。10月4目，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在燕园东操场举行开学典礼。马寅初校长发表了拥护院系调整和努力建设新北大的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对刚调来的副校长江隆基表示欢迎。不久，江隆基任北大党委书记。马寅初与江隆基共同领导北大达五六年之久。
北大东语系在院系调整后，也作了适当调整。原来属于国内少数民族的语言，划归中央民族学院，东语系只保留东方外国语言。国内外均有的民族语言，如朝鲜语和蒙古语，则与中央民族学院分工培养。东语系主外，民族学院主内。后来又增设了乌尔都语（1954年），波斯语（1957年）。
东语系搬进了原燕京大学西校门内北侧的一栋二层的古典式建筑，定名为“外文楼”。东语系自搬进外文楼至今，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从来没有再搬过家。季羡林也从1952开始在外文楼里上班，直至1983年卸任系主任职务，他在外文楼上了整整三十一年的班。
季羡林的住处也从城里的翠花胡同搬到中关园一公寓的一套单元房里。按级别，他本可以搬到环境幽静的燕南园或燕东园的小楼里居住。但是因为他当时仍然是只身一人，按当时北大的住房政策规定，他只能住在中关园一公寓。中关园一公寓在燕园东门外，距外文楼有二三里地远，他每天便骑自行车上班。
中关园一公寓是院系调整以后，北大盖的第一幢专家公寓楼。楼内住着邓广铭、王铁崖、梅祖彦等教授以及日本、朝鲜专家。季羡林住在506号，东语系教授杨通方及夫人李玉洁住在505号，两家门对门。中关园一公寓在当时算是颇为讲究的建筑，但是周围却十分荒凉，连马路都没有，更不用说什么商店饭馆了，就生活便利而言，是无法与沙滩的翠花胡同相比的。当他在翠花胡同住的时候，每天早晨可以在红楼前的小摊上喝一碗豆腐脑，吃一个热烧饼，时间来不及的时候，买一个烤白薯，趁热吃下去，还是很惬意的。中饭、晚饭，隔三差五的去菜根香饭馆吃一顿饭，打打牙祭，三顿饭总算说得过去。搬到中关园一公寓以后，周围什么饭铺也没有，只好天天吃食堂。他每天晚上在食堂吃完饭总要多买一个馒头带回家去。第二天早晨把馒头切成片，烤热了，再沏上一杯酽茶，外加一碟花生米。馒头片就着花生米，再慢慢把热茶喝下去，一顿早饭便解决了。午饭和晚饭都到食堂去吃。他总是拿着一个大搪瓷茶缸去食堂打饭。吃米饭时，饭和菜都倒在茶缸中一块吃下去。吃馒头时，就用茶缸盛菜，一只手拿馒头，另一只手拿筷子，就像大学生一样，很快便吃完一顿饭，然后回外文楼继续工作。生活的简朴概可想见。还好，季羡林对吃饭从不挑剔，他自己并不感觉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好。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下去。
院系调整过程中，1952年7月，教育部宣布：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员工调整工资，实施新的工资标准。新标准规定，高校共三十三个工资等级。季羡林被评为一级教授。1956年，又重新评级，季羡林仍然被评为一级。1956年北大同时被评为一级的还有陈岱孙、翦伯赞、冯友兰、王力、郑昕等著名教授共二十八人，占全国五十六名一级教授的二分之一。1956年，季羡林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这是季羡林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开玩笑说：“出城以后，我‘官运亨通，财源大开’。”这里说的“官”，指的是被评为一级教授和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委员。当时在北大被评为一级教授，是一件既光荣又极困难的事。从上面列的名单中可以看出，北大的一级教授都是全国甚至世界知名的学者，大多数是季羡林老师一辈的人物，而季羡林这个晚辈后生竟也赫然名列其中，怎能不叫他感到既惊且喜呢。他回忆当时的情况写道：
到1956年，又有一次全国评定教授工资的活动，根据我的回忆，这次活动用的时间较长，工作十分细致，深入谨慎。人事处一位领导同志，曾几次征求我的意见：中文系教授吴组缃是全国著名小说家，《红楼梦》研究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我的老同学和老朋友，他问我吴能否评为一级教授？我当然觉得很够格。然而最后权衡下来，仍然定为二级，可见此事之难。据我所知，有的省份，全省只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