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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自由的这条原则不是一条单纯内心的原则，而是有客观标准的可操作的原则，它的可操作性在就于“公正”或“公平”。你追求个人利益你也要让别人追求个人利益，不公平那就是不道德。中国传统道德没有这一条，不公平是正当的，不公平就是公平，等级制嘛！你能跟皇帝讲公平？那不是“反了天了”吗？你能跟当官的讲公平？你能跟你的父母讲公平？妻妾能跟老爷讲公平？中国人缺乏公平这种价值，这是有调查统计为根据的。公平在中国人的价值谱系中排在非常后的地位，中国人最重视的是诚实，我们说这个人很老实，这就是最起码的评价了。但是老实人很可能做很不公平的事，和稀泥的事。我们今天要把这种关系倒过来，因为一个人是否真正老实这是没法知道的，你不能钻到他心里面去，很可能他的老实只是他的一副面具，他和稀泥是为了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这就是所谓“乡愿”或伪善。即使他真的是出于诚心，这也只是他的自我感觉，根据自我感觉来把握自己的内心是不可靠的。因为人在干一件不公平的事甚至干一件坏事的时候，他会有一种自欺的本能，使自己相信自己内心是“诚”的，我真心诚意地做这件坏事，我没有坏心。那些团干部“苦口婆心”地劝别人揭发“胡风分子”和“右派分子”的“罪行”，那些“红卫兵”凭着一股赤诚批判自己的父母、拷打自己的老师，中国人这种情况多得很。所以诚这个标准是不可操作的，它只是一种自我感觉，没有客观标准，因此你也不可以用这个标准去断言别人，包括断言自己。你用这种标准断言别人，那就是“诛心之论”。西方人认为只有上帝才能知道人的真心，你不是上帝，怎么能够断言别人的心呢？你连自己的心都不知道，你知道你内心深处是怎么样的？有什么隐秘的动机？弗洛伊德讲人有潜意识。一个人要知道自己必须经历一个过程，要去“寻找自我”。什么叫“寻找自我”？我已经在这里，为什么还要寻找？就是因为我虽然在这里，但同时又不在这里，而是“生活在别处”。我必须从我现在的样子去寻找它后面的根据，在我今后一系列的思想过程行为过程中去发现自己真正是什么样子。很可能有的人本来觉得自己很不错的，结果发现自己很坏；当然也可能有的人认为自己很坏，后来却发现自己还不那么坏。所以人要认识自己必须有一个过程，不是说你现在二十几岁，有了自我意识了，你就可以凭自己的感觉，觉得自己还不错，就认为自己是个好人，那是不够的。所以西方人给这种认识自我留下了很大的余地，就是你首先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好，你首先要把自己当作一个小人，然后再去改善自己，去寻求自己真正的善的本质，那是要经过自己努力的，不是你坐在这里一想，觉得问心无愧就行了的。
所以小人之德的基础，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理性。自由当然是自由意志，小人他有他的自由意志，他有他的追求，这种追求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但都是出于他的自由意志，所以他才能够为他的行为承担责任。如果不是出于他的自由意志，他就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义务。如果什么事都是别人要他干的，都是在被迫的情况下做的，都是不自由的，那他就不负责了。我听从上级的命令杀了人，那就可以不负责。小人之德就是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自由意志上，以便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我们说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一种普遍的规范。为所欲为很可能今天是自愿的，明天就后悔了；或者他自己为所欲为，但不希望别人也这样干，这都不能成为普遍规范。你如果把自由意志当作普遍规范，那你就可以一方面约束自己的行为，另一方面你会尊重他人同样的自由意志，那么这样一种自由就是法制下的自由，就有法了。你把它当作普遍规范，那它就成了“法”了。“法”是什么？前面讲了，法就是“理性的自由”。自由有理性，它就是法，民主、法制就是理性的自由。理性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感性冲动并不是真正的自由。你一时兴起，杀了一个人，明天你就坐到牢里了，后悔得不得了，当时就是一时冲动，那不叫自由嘛！真正的自由需要一种普遍的法则。法制不是圣人制定的，而是小人制定的。你请一个圣人来制定法制，圣人凭他自己对天道的体会，制定一个法律，给哪些人自由，不给哪些人自由，这就是人治了，而不是法制。我们看到像美国，澳大利亚，那些国家最开始都是一些小人啊，到美国去发财，淘金，那都是小人。澳大利亚是一个流放地，除了当地土人，都是些罪犯。结果他们在那里搞成了一个国家。那些人都是些小人，甚至是罪人，但是他们要建成一个法制的社会，好让大家都能得利，所以才把这个制度制定得那么民主。特别是美国，美国就是一个人工制造出来的国家，那就是一些小人在那里制造。当然也有圣人，像华盛顿那样的圣人，但是他并不把自己当圣人，他建立了国家以后功成身退，人家要他当皇帝他不当，去种他的地去了，并不把自己当作满不得了，可以凌驾于整个国家之上。他认为一个好的体制比一个好的领袖对国家重要得多。所以他认为这个国家就是小人之地，而且是为小人服务的，这就是民主。
那么民主的法制一旦制定，自己就必须遵守，必须服从。哪怕是罪犯，在没有犯罪以前，当初制定法律的时候也考虑过的，这个法律我同意，我投票通过的，那么我将来要受它的制约的。受它的制约不是受别人的制约，而是受我自己的制约，因为我参与了它的制定。这是通过理性很容易想得到的，既然你自己制定的法律，那么你今后就必须遵守，今后你的行为如果违背了它，那么它对你的惩罚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处罚。所以西方法律思想里面有这么一个原则就是：让罪犯受刑是对他的尊重，因为刑法是他自己制定的，让他服从他自己的刑法是尊重他的权利，任何人无权剥夺。并不是别人把你抓住了，然后要把你处置一番，而是对于你的自由意志的尊重。当然在这种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西方人经过好几代人的实践，把这一套法律变得十分的完备了，目前市面上有很多有关“宪政”的书，可以看看。宪政的前提都是要尊重小人，要把小人、哪怕是罪犯都当人看。要把罪犯看作是自愿受刑的，因为他有理性，他知道这是犯法，他自愿犯法也自愿受刑。所以他的人格还在那里，罪犯也是人，要尊重他的人格，否则你就是不道德的。所以你要尊重每个小人，哪怕最没有价值的人，都要尊重他的隐私，不要搞诛心之论。我们以前动不动就把人的灵魂拿来“曝光”，“看看某某人的丑恶灵魂！”丑恶灵魂你是看得到的呀？灵魂你怎么看得到呢？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说法。现代化要求我们在道德观上改变传统的习惯性的眼光，建立起一种新型的道德，我把它叫做“小人之德”。当然你也可以取别的名字，我主要是把它跟圣人之德和君子之德相对照而言的。世界上没有圣人，世界上都是小人，这个才是事实，才是真实的情况。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平等的、不可侵入的灵魂，但仍然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种道德。达到这样一种道德观，一个民族才能进入到现代化。
最后我讲一下中国文化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这也涉及到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
三、 如何对待外来文化？
“外来文化”今天主要指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在今天对我们最有意义，至于巴基斯坦文
化、印度文化、刚果文化、伊拉克文化等等第三世界文化，虽然也是外来的，我们都不会见外，觉得都有点熟悉。最不熟悉的就是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几百年来成为了全球现代化思想之源。当然并不是因为西方人特别优秀，不是的。西方人只不过是早我们几百年而进入到了现代化而已，在人种方面他们并不比我们强，甚至在某些方面我们还比他们更强一点，当然也有我们的弱点，我们不能搞民族沙文主义。所以现代化在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条件下的确它就是西方化，很多人想否定这一点，那只不过是掩耳盗铃而已，说是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我们也可以搞我们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什么呢？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在文革时期已经搞过了，我们在上个世纪已经干过了，我们现在还能干出什么东西来呢？西方先我们几百年所建立起来的那一套价值观念是具有普适性的，具有全球性的意义，它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品，而是人性里面所发现的一套价值观念。当然西方化我这里是在特定意义上讲的，是在人生观、道德观上讲的现代化，至于西方人的其他的方面，比如说西方人怎么吃饭，怎么穿衣，怎么说话，一些生活习惯的细节等等，这些倒在其次，我们西方化不一定把这些东西都学过来，我们要学习西方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但恰好一百年来我们这一方面的收获很小，而且经常有误解。我们刚才也讲到了一些，对民主、科学、自由、法制等等，学得很不到家，倒是很多外表的东西，甚至一些不应该学的东西，我们趋之若骛，乃至于在这方面导致一种崇洋媚外。有些中国人你从外表一看，他比西方人还西方，但是你与他一交谈你往往会发现，他比中国人还中国。实际上完全没有脱出中国传统自古以来的那种文化心理，只是外表上像一个西方人。
有人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一学西方就把自己的好东西都丢掉了。我并不否认中国文化里面是有一些好的东西，特别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这些好的东西曾经发出过灿烂的光辉，确实也是一些好东西，它使我们这个民族壮大，而且影响到周边的民族。不是好东西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