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精神的结构，两种不同的结构都是各有一动一静的两个层面。首先从动态的层面来看，中国艺术精神里的动态是被动的，这点我们要认识到。《礼记？乐记》里说得很清楚：“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意思是说人的生性是安静的，虚静的，无为的。“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就是说人的这种欲望和冲动是由于“感于物”而动，也就是外来的事物感动了人、触动了人，人才动。如果没有外来的触动，人心本是静止的。外来的人物、自然万物，春夏秋冬四时，风霜雨雪都可以影响人。见物伤情、感物而落泪，人受到外物的感染才有一种冲动。而就他的本性来说，是静止不动的。所以我们讲“树欲静而风不止”，人性本来是安静的，但是“风不止”，风不断地在吹，所以树也不断地在动。“情动于中，故形之于声”，感于物动了以后表现为声音。“故形于声”意思是说你就说出来和唱出来吧，表现为音乐。但是最初是由于外在的地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这样，才受到了推动。这就是中国艺术精神动态的方面，实际上它是被动的。
中国艺术精神里也有一种酒神精神，比如说“李白斗酒诗百篇”，李白酒喝得越多，诗就做得越好，这也是一种酒神精神。但中国的酒神精神跟希腊的酒神精神不同，希腊的酒神精神是大群人在一起喝酒、集体狂欢、狂歌乱舞，中国的酒神精神是一个人独斟独饮，或者是两三个朋友对饮。所以，中国的酒神精神不是狂欢，而是一种摆脱烦恼，放大心胸，卸除束缚的办法，如孔夫子讲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但是行为都是合乎规矩的。“率性之为道”，率性而为，但是又是按照天道在那里行动。中国道家虽然反对儒家，反对儒家的名教，反对做儒家的君子，主张做飘摇于天地之外的“大人先生”，但实际上与儒家有相通之处。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阮籍写了篇《大人先生传》，反对做儒家的君子的理想人格，而主张飘摇于天地之外。这就被看做是回归自然，“大人先生”是自然人，不是由礼教教化出来的人。所以“与天地为友”，是讲按照天地的自然本性去行事。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动态结构与儒家对人心的看法一样，还是被动的，它并不是主动地要干什么或执著于什么，最终达到的是一种虚静无为的超然心态。
相比之下，古希腊酒神精神里的动态是一种骚动，是一种内在的冲动。这种内在的冲动接近于魏晋时代的狂士。竹林七贤都是狂人、狂士，都是“狂狷之徒”、性格古怪的人。酒神精神里的骚动有点像魏晋狂士的落拓不羁，不受礼教的局限和束缚；但是，并不像魏晋狂士的超脱和淡泊，不求名利。酒神精神里的骚动是执著于他的生命冲动，表现为他的动作像着了魔一样，像喝醉了酒、中了邪一样，通过这种动作摆脱他的自我意识所带来的痛苦。他跟魏晋名士不同，魏晋名士如竹林七贤们都是很自得的，有种“乐感意识”在里面。李泽厚先生曾讲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西方文化是一种“罪感”文化。最早西方文化的罪感就体现在狄俄尼索斯的酒神祭上面。自我意识是一种“罪”，如何摆脱这种自我意识的痛苦？没有办法，只有通过这种剧烈的动作来摆脱。所以他们的那种动作带有某种主动追求的倾向，只有在日神中才能够得到调和。
下面我们再比较中西艺术精神里面“静”的这方面，刚才讲的是“动”的方面。那么“静”的方面，我们刚才讲的中国古代的“三静”——温静、虚静、寂静，它所带来的是一种个体意识的融化，在这种静态里个体意识感到被融化了。暖融融的，融化在群体之中，融化在大自然之中。所以他对大自然有种旷达的态度，对待人世有种超然的态度。我们常说世俗的东西如钱财都是身外之物，我们要超然一点，看得淡一点。在中国艺术精神里面也表现出这样一种静止的态度，使人达到一种超然和旷达。比如你去欣赏中国的文人画，就能够从中获得一种心旷神怡的心态和情调。
这是中国古人的静，那么古希腊艺术里也有静，“静穆的哀伤”。古希腊艺术的“静穆”不是个体意识的融化感，而是群体意识的凝聚感。古希腊也有群体意识，但这种群体意识是凝聚在个体形象之上的。比如说雕塑，每一座雕塑代表一个神，男神或者女神，一种精神凝聚在这个形象之上。神当然代表群体意识，代表一种抽象概念和普遍概念，但是他凝聚在个体的形象上面，给人一种震撼。古希腊的静不是完全融化掉了的，你看到艺术品时就有种震撼。虽然那些雕像在那里不做声，但是你一看到它就感觉到内心很震撼，有种神性的超越感。当你看到这座雕像的时候，你就强烈地感受到这是个“神”。不仅仅是因为他比一般的凡人要高大和美丽，而且从他的表面神态来看你会感觉出这不是凡人的神态。这是神的神态，但是又体现在人体身上，体现出人体有种神性的超越。
这种不同的结构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可以从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自由感里面找到答案。中国人何时感到自由的呢？就是当我们把自己融合到自然界和社会关系中时，我们就感到自由了。老庄的自由感就是你和大自然合而为一，没有任何责任和负担，你就是大自然，大自然也就是你，你就感到自由了。所以它是个体意识的融化感。儒家就把个体融化在群体里面，融化了，你就感到自由了。孟子讲“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孟子？梁惠王下》），意思是说你一个人快乐与和大家一起快乐，哪个更快乐呢？那当然是“与人乐乐”更乐了，大家一起快乐是最快乐的，一个人在那里快乐不算快乐。你把自己融化在群体里面，集体主义的快乐是最快乐的。在这个快乐里面，你的个体已经融化了，这种融化不会给你带来任何痛苦。像西方酒神精神，个人被解构的时候他还有种痛苦。但是中国人在群体里面他不会感到这种个体被融化了的痛苦，相反，他有一种欢乐。所谓“天伦之乐”，融化于家庭和家族之中，那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
所以，中国人的这种自由感也有个体意识，但是这种个体意识是通过融化在群体意识里面体现出来的。所以我把它称为“以无个性为最高的个性”。一个人完全没有个性就是最高的个性，他以群体的个性作为自己的个性。这种个性就很大了，你把自己放大了，你把自己的“小我”放大成了“大我”。这个“大我”就是你的个性，你就是国家、群体、全民族、天道，以这些东西为你的个性。所以，尽管这样一种快乐经常表现为个人抒发的情感——我们讲中国艺术长于表现自己的情感，这跟西方艺术不同，西方古典艺术是模仿性的，而中国古典艺术是表现性的、抒情性的，中国艺术是表现个人的——但是所表现的个人是没有个人的，所谓“思无邪 ”。孔子总结《诗》三百篇，“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诗经》里面所表现的情感就是一种道德情感，是没有个人的邪念的非常温情的道德情感。所以它虽然强调个人表现，但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群体意识。你们去读杜甫的诗，它们都是在一个伤感的时代所抒发的个人感受，但是那样一种感受总是从国家、人民、天道这样一种宏大和崇高的个人立场所发出的感慨。因此，它导致一种“宁静致远”的人生境界。内心是很平静的，没有个人的骚动。“宁静致远，淡泊明志 ”，这就是中国艺术精神里体现出来的人生境界。
西方人的“静”是一种神性的永恒性。西方的雕塑为什么静止，为什么没有表情？我们从希腊雕塑中可以看出来，希腊雕塑是没有眼神的。当然也有人考证，当初他们也是用颜料画出雕塑的眼睛珠子来的。但是用颜料画出的眼睛珠子是没有神的，即使有眼睛珠子也是没有神的。这些雕塑埋在地下这么多年，上面的颜料已经脱落了，我们现在就看到希腊雕塑是没有眼睛珠子的。但是恰好是这样一种眼睛没有神的雕塑将希腊艺术本质的东西显露了出来。罗马的雕塑就不同于希腊的雕塑，罗马的雕塑是雕出眼睛珠子来的，比如说罗马皇帝恺撒大帝的像，已经开始有眼神了，这就已经开始偏离古希腊古典主义的趣味了，开始不仅强调描绘人的形体，而且强调描绘人的神态了。艺术史上的评价说，这时的艺术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因为艺术本身是描绘形体的，在希腊人的模仿论的美学中强调这点。当你开始注重描绘神态的时候，它就开始偏离艺术本来的面目了。所以从罗马艺术过渡到基督教艺术，基督教艺术基本上已不描绘形体，只描绘眼神，就没有好的艺术了。你要讲纯粹神性的东西，就必然忽视形象。基督教年，艺术遭到了极大的限制，走向了衰落。中世纪艺术长期以来，人们对它评价不高。当然现在也有人把它翻出来说还是有它特色所在的，但是相对于古希腊艺术高峰，中世纪艺术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那么古希腊艺术要描绘神性的永恒性，要在肉体上表现出来，所以在个体的动作方面表现得非常紧张，着力于描绘个体紧张的动作。我们注意观察希腊神庙上的那些浮雕，那些马匹和战斗的场面、那些肌肉和形体的扭曲，均是动势斐然的，相当具有动感，甚至是扣人心弦的。他们很重视造型，哪怕是静止的雕像，如我们参观卢浮宫时必看的米罗的维纳斯，维纳斯是静态和安静的，但是即便是在这个时候也要表现出她的动态，使她的形体呈现出S型转折。古希腊表现美女的时候总是要采用 S型的造型，但是这种运动放在雕刻里边只能表现那一瞬间。所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