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男女之防最严格的中国，性禁锢也不是历来就有的。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故事，《左传》中还记载了公元前600年，就是宣公九年的一件事：
古代外交场合的“性开化”（2）
陈灵公与孔子宁、仪行父共有一个叫夏姬的情妇，大家不但互不避讳，而且在议政大厅上把夏姬的内衣拿出来互相炫耀、大开玩笑。
在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皇宫里妃子如云，淫声不断，官僚封臣、大富大贵者妻妾成群，则是以女性低下、卑贱的观念和“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规范为特色的。史书从来不记述社会下层生活，帝王将相是主角，而同时帝王将相的宫廷生活，在性观念上也是有区别的。最初的“淫荡”，似乎是一种自然而原始的“升级”，尚无占统治地位的、系统而严密的伦理规范为其注入“罪恶”、“无耻”的色彩。
男欢女爱在人类刚刚和猿揖别的时代是大胆的和了无牵挂的，甚至在人类文明刚刚起步时，性也并不是洪水猛兽。这正是亚当夏娃偷吃禁果以前发生的事情。而伊甸园中的夏娃“懂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到如何为自己添置一件衣服。
弗洛伊德指出：“文明的产生必须以性的禁忌为代价。”于是，“性善”与“性恶”之间的“性沟”，开始凿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性沟”。同时，又表现为性观念和性本能两者之间的又一重意义上的“性沟”。要么尽力地压抑，要么极端地放纵；压抑的结果更刺激欲望，放纵的结果是人欲横流，从而招来更强的压抑。规范的内容不仅有了重大的、实际的变化，而且，规范的广度与强度也扩展了。由“习惯”而上升为社会的、国家的，由法律而固化、由道德而强化。
一夫一妻制还能撑持多久（1）
要说一夫一妻制是正规军，那么各种野路子、杂牌军、游击队、预备役如雨后春笋；要说领取执照合法经营的单偶婚姻是正规作战，那么各种地道战、麻雀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以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声东击西”、“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偷袭战、遭遇战……演绎着百态千姿。古代一部诡奇兵法在“情场”搏杀中大显身手。
于是，一夫一妻制本身在进行着一场艰难的阵地防御战，那些恩恩爱爱、忠贞不渝的“配偶”们，不知有多少已经中弹挂花，只不过“轻伤不下火线”。
放眼望去，“先富”们许多临阵逃脱，许多还成为显赫的叛军将领；后辈晚生高举“新新”和“小资”的幡子，似乎无意坚守战斗岗位；闹得中间力量亦有所分化，心猿意马，情乱神迷。问题是，虽然总体上居高临下，占据有利地形，但看看价值裂变，纲纪纷崩，主流意识形态已然难辨泾渭，信仰体系有点像“找不着北”的军事地图，越来越多的人至少在意识上、观念上对一夫一妻制划出大大的问号：“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1。挑战直逼每个人的生活选择
千万别以为这问题很学究气，以为只适合于社会学、伦理学等等专家学者进行忠于职守的专业探讨。花心老公一句话就可直抵此问题的“现实意义”：“告诉你，一夫一妻制是违反人性的！”于是，糟糠之妻只剩下欲哭无泪的份儿。
然而，挑战可并非光是赤裸裸的现实，而是有“理论依据”的，其一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达尔文进化论，其二是自由竞争的市抄济原则。往远了说这两者有内在联系，往近了说两者又是互为援军的两股力量。其三就是不少人“难得明白”地运用的“人性”论：一夫一妻制压抑人性，违反人性。当然，这“其三”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大量婚内性生活难以避免地走向枯燥乏味，而婚外的性刺激长期“保鲜”，有点像家用电器在城里消费疲软，在郊区或偏远地区紧俏走红，形成巨大反差。
什么事儿在社会实践中跟时尚沾边，再加上“理论依据”的助阵，就有点意思了。所形成的挑战力量，不在于让人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理性地接受，恰恰在于迷迷糊糊地影响了人，造成挥之不去的心理暗示，还真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思维、心态和行为。
“一个丈夫一个老婆，这玩意儿合理吗？合时代潮流吗？”
如果一夫一妻制已经不符合人性，不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只是靠道德法律在维系，只是习惯势力的延续，对偶婚姻如果只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古老建筑，总有一天会像苏东社会主义一样坍塌，那么，我们是否应当与时俱进？是否应当冒险超前？
疑问、困惑，常常并不是中性的，并不是考量本身。很可能潜移默化地转为某种冲动、某种期许，某种情变、某种自我原谅或慰藉，某种自我纵容或推动……
2。一夫一妻制历史并不长
原始社会早期曾存在群婚制家庭，即氏族部落中男女通婚；后来又出现普那路亚婚家庭，就是不同部落之间同辈男女互相通婚。母权制社会，存在着母系大家庭，氏族外婚制、一妻多夫制等家庭形式；父权制社会存在着从夫居家庭、一夫多妻等家庭形式。在向一夫一妻制过渡的阶段，曾经出现过对偶制家庭，虽然一男一女为夫妻，但很不稳定，也没有独立的家庭经济。中国封建社会盛行联合家庭，又称为“大家庭”，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子女组成的家庭，与第三代甚至第四代子孙组成的家庭生活在一起，称作“三世同堂”、“四世同堂”。
人类进化的历史说明，一夫一妻制的确立与生产方式密切相关。今天考察社会演进，用单一的决定论是偏颇的，用任何一元决定因素来解释“历史发展规律”都有以偏概全之嫌。然而，将时光倒退到原始，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显然更为突出和根本，因为当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其他生物类种之间的竞争关系尚且十分重要。直到今天，一夫一妻制存在延续的依据已然多元化，但生产方式作为影响因素之一，仍然是无法轻视的。
母系社会，是“一妻多夫”的时代，女性不仅可以有许多“丈夫”，而且处于核心和掌权的绝对权威的地位，这种历史其实很长。“生育优势——生产优势——权力优势——神化优势。也许这也可以称作‘四大绳索’。正是在这‘四大绳索’的束缚之下，男性处在等而下之的地位。”（见拙著《让美在性生活中荡漾》）“四大绳索”中前两项是基础，“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十分重要，男人算什么？你来自女性！不仅如此，女性的采集活动比男性的狩猎活动更稳妥、可靠，也更容易形成“女主内，男主外”的分工格局。于是，女性掌管原始祭祀，又捷足先登地披挂上神的灵光——女娲战胜洪水猛兽、炼五色石而补苍天，被认为是神话与象征版本的母权制记录。
父权制推翻母权制并取而代之，有点像今天的“拆迁工程”。——母系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被直接挪用过来：依然是生育优势和生产优势。当人们开始意识到只有两性交配才能繁衍后代时，女性神秘的光圈被冲垮了，甚至被看成男性借以播种自己的后代之种的一块土地——就像在田野里播种而生长出植物一样，而土地则是最早被人类征服的自然条件之一。女性生育优势的丧失，立刻使其沦丧为男性发泄情欲的对象，男性成为主宰，成为掌握“工具”和“载体”的主人。向大自然更为广阔的进军，对危害和阻碍人类发展的一切灾害的抗争，保卫生存和满足欲望一切活动的开拓，以至于人类之间一切社会性的血亲复仇、氏族征伐、宗教争端……男性都自然而然地成为主力军。
一夫一妻制还能撑持多久（2）
面对历史如此的昭示，我们应当明白一点：一夫一妻制不是人为设计的产物，而是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产物。
有人认为一夫一妻制是历史上愚昧和野蛮的产物，现代文明是对其否定的力量。甚至有人举例说：中国古代实行一夫多妻，因而强大，清末一夫多妻被“革命”，而一夫一妻制的实行造成国家一蹶不振与落后挨打。——这种说法，实在为一夫一妻制造成冤案。罗素说：“人类的文明史，主要是一部父权渐渐衰落的历史，在大部分文明国家中，恰恰在开始历史记录之先，父权即已达到它的顶峰。”于是，一夫一妻制的确立和现代文明诞生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排除的。
3。人类自身繁衍也是生产活动
判明人的一种活动是不是属于生产的范畴，应该有两个标准：一是看它是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看它是否在创造着生活资料或为此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如种粮、打猎是直接创造生活资料，而制锄、制弓箭、采矿等是在创造为生产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工具，即物质条件。这两者当然都是生产。那么人类自身的繁衍是否也是符合这两条标准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首先，就单个的人的生育过程来讲，受孕、怀胎、脱胎以至于最初的哺育，都是人的自然属性，因而人的性交活动、种姓遗传、人口繁殖等，总之人类自身的生产，从本质的严格意义上讲，体现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再就是生产必须靠人来进行，无论是作为肉体的、活着的人，还是作为有能力和技术的、劳动的人，都不过是在不同程度上为生产提供了物质的而且是首先必要的条件。由此我们看到，人类自身的繁衍当然应该属于生产的范畴。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道：“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的关系。”
人的劳动是生产力要素之一，离开人，不可能进行劳动，不可能制造或使用工具，更无从谈起物质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