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还是来自于他的满族文化根底。说唱艺术原来就是满族先民在漫长的渔猎生产阶段的习惯嗜好。入关之后，都市旗族把这种嗜好移植到“清音子弟书”、“八角鼓”等新创制的满族曲艺样式上头，一批文化水准很高社会地位较低的满族文人，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鼓书名段子，这些作品不仅大俗大雅雅俗共赏，而且据大学者郑振铎评价，是有效地扭转了中国汉语文学历来极为短缺长篇叙事诗的局面。老舍自幼就生活在本民族曲艺嗜好的包围之中，他太熟悉太热爱这些地地道的民间“玩意儿”了，一旦社会有需求，他就会立即去取来这件艺术上的轻武器。
关于旗人作家老舍，我们以上谈到的已经不少了。不过，我觉得，在这个大题目下面，恐怕还有一点，也是特别应当说到的，那就是，作为一位满族出身的杰出作家，老舍并不仅仅是在作品中写了他的民族，体现了他的民族文化底蕴和民族艺术风格，他还充分感受着时代的精神洗礼，站在20世纪人文与社会性思考的制高点，充分利用自己出身于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少数民族——满族的文化位置和心理感受，向创作里面注入了极其严肃的沉甸甸的思考。老舍生在满民族的多事之秋，这个曾经奋发、曾经辉煌过的小民族，到了老舍的时代，正面对着空前的坎坷跌宕和沧桑沉浮。老舍的一生，是与出身其间的满民族休戚相关的，作为一位大作家，他对自己民族的历史、社会、文化，都有过超乎常人想像的沉思与反省。同时，他又成长于北京这个中原文化腹地，这个自古以来各民族高度交往的大都市，对汉族等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也有深刻的领会和接受。他一生曾经多次旅居国外，对东西方民族的文化精神更有很自觉的思考。他因此获得了难能可贵的多民族文化思维参照系统。作为一位热爱中华民族，也关注自己满族历史命运的作家，老舍着力解剖民族性的优长与缺陷，对民族文化的反思达到了罕见的深度，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早在1928年写作《二马》的时候，他就怀着写“自己人”中的某一个的感觉，写出了一位来自东方“老民族”的“老分子”——二马中的父亲老马，在当时西方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英国生存期间的文化尴尬。作家在小说里写入了下面一段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文字：
民族要是老了，人人生下来就是“出窝儿老”。出窝老是生下来便眼花耳聋痰喘咳嗽的！一国要是有这么四万万个出窝老，这个国家便越来越老，直到老得爬也爬不动，便一声不吭地呜呼哀哉了！
后来，老舍继续在他的大量作品里面，既形象又寓意深刻地注入对自己民族——满族的文化批判，例如《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大地龙蛇》、《面子问题》、《四世同堂》、《鼓书艺人》、《龙须沟》、《茶馆》等，都体现了他以高度的民族使命感审视自我民族精神疾患的神圣忧思。到了写家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的时候，他将自己毕生对满族历史及文化教训的痛切检讨发挥到了极致。小说写道：旗人生活几乎全部艺术化了，像“我”这个穷旗兵的儿子，“洗三”以及“办满月”都须花大力气应酬一番，在这种“艺术的表演竞赛大会”上，一切须合乎礼数，“必须知道谁是二姥姥的姑舅妹妹的干儿子的表姐，好来与谁的小姨子的公公的盟兄弟的寡嫂，做极细致地分析比较，使他们的位置各得其所，心服口服”。至于阔绰些的旗人，便更是把自己的生活艺术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除了成天沉溺在唱戏、养蛐蛐和“满天飞元宝”上面，还要效法汉族文人的样儿，在人名之外起上个“十分风雅”的号。把生命的过程向艺术的层次推进，本来是人类文明不断提升的必然要求，但是，像某些北京旗人这般，在自身不求进取的情况下去拥抱一种畸形的文化艺术，民族的前景可就不大妙了。作者的力笔，饱蘸沉思，写下了富有哲理的反省：“二百多年积下的历史尘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谴，也忘了自励。我们创造了一种独具风格的生活方式：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生命就沉浮在有讲究的一汪死水里。”
这样尖锐的批评，由一位毕生热爱着自己民族的伟大作家口中道出，分量是极重的，其中包含的民族文化扬弃力量也是宏大的。满族，是个一向没有被人们真正说清楚的民族，在短短300年间，创造了那么多的奇迹，又在自身发展中孕育了何等样儿的悲剧！一代又一代的满族作家在思考，在探讨，在自省……曹雪芹在他的《红楼梦》中，最先发出了“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的感叹，敲响了“须要退步抽身早”的长鸣钟，可以说是这种运用文学进行民族自审的先声了。从清代到当代，以老舍为代表的满族文学家，又在同一方向上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这说明，满族这个在中国现有的56个民族中较早“碰壁”的成员，愿意成为最先冲出历史“迷宫”的民族。其实，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哪一个没有历史教训和文化教训需要归结呢？民族的自我超越意识和深层次的文化省视意识，对每个力图走出历史“怪圈”从而迎头赶上现代文明的民族，都是必需的。提到传统文化，各民族作家们的感情和心理会产生复杂微妙的震荡，他们的心间，都扭结着扯也扯不开的“民族文化情结”。他们对民族文化的态度尽管千差万别，然而，社会和时代的迅猛变化，已经教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人，再也没法躲避自己对民族文化重构的责任了。20世纪的前期，我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率先运用文学的武器，进行民族性与国民性的严肃而韧性的批判，用现代的启蒙主义思想引导国人去重塑民族的时代精神与品格。老舍是一位鲁迅新文化精神的真正传人，他的文学虽然较少鲁迅那样金刚怒目式的呐喊，却以自己独特的既充满规劝又不失严肃的笔触，坚持不懈地去捕捉、解剖与针砭东方“老民族”的文化旧习和心理症结。他以毕生上千万字的创作，为我们留下了一部极其深刻又极具价值的民族文化启示录。
关于旗人作家老舍，实在是个很难一下子说完的话题。今天也就只能说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吴福辉…老舍笔下的新旧市民
主讲人简介：
吴福辉，1939年12月9日生于抗战时期的孤岛上海。浙江镇海人（今宁波镇海区）。1950年随父及全家北上，定居辽宁鞍山。1959年毕业于鞍山师范学校，任中学语文教员近20年。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读研究生，师从王瑶先生、严家炎先生。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
现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主编，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茅盾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三、四十年代文学、左翼文学与京海派文学、现代讽刺小说等。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与钱理群、温儒敏合著、《沙汀传》、《带着枷锁的笑》、《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说》等。
主要内容：
在中国社会里，主要有两种市民社会。一种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市民社会，一种是以北京为代表的市民社会。这两种市民社会有很大的区别，我们从这两个城市的消费场所就能看出来，在上海主要是跳舞厅、跑马场等等，一切都是洋化的东西。当然这与这个城市的形成以及它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上海曾经是租界地。而北京的消费场所主要是茶楼、戏院。这与北京几朝古都的历史也很有关系。而作家老舍所描写的市民社会就是北京的这个市民社会。
在这个市民社会里，我们可以看到像《离婚》中的张大哥、《二马》中的老马先生等等这样的老派市民，也可以看到像《牺牲》里的毛博士等这样的新派市民。新与旧构成老舍作品的主要脉络，老舍自己很爱护这些老派市民，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总要代替旧的，那么对于这一点，老舍是什么态度呢？我们可以通过读老舍的小说《断魂枪》和《老字号》就能感受到老舍的态度。老舍先生告诉我们，别的都可以，新的可以代替旧的。但是你的心理上，你的文化性格上，那点人的独立和自尊不能丢。《断魂枪》里沙子龙的形象给我们那种悲凉的感觉，真是悲从中来。你可以对这个东西可以怀疑，可以质疑，可保留你的看法。但是你看完这个文学形象以后，你不能不尊重，所以在老字号面前，在沙子龙面前，你会感到一种悲凉当中的美，这就是老舍的小说能启示我们的东西，老舍的魅力也就在这儿。
（全文）
主持人：老舍先生最初是抱着一种写着玩玩的心态写起小说来的，但他很快就成熟了。因为他很清楚地意识到一点，所谓的文艺创作一定是思想和文字两者兼得的。所谓特意的风格不光是文字上的，更主要的还是思想的力量。思想清楚了，文字才清楚了。于是就有他笔下的新旧市民了，有他对国民性的批判了，今天我们请吴老师为我们讲老舍笔下的新旧市民及对国民的批判，大家欢迎。
主讲人：中国的市民社会，进入现代以后，两种。一种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市民社会，一种是以北京为代表的市民社会。这两种市民社会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知道上海这个市民社会，它是从外国的市民社会移植过来的，所以上海到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一切都是洋化的东西。比如说上海的外滩，由外滩向里辐射，由金融和外贸做支柱，往里辐射。那些百货大楼，也是从外国移植来的，什么新新公司、大新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都是从外面直接移植过来的。那个模样，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