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举行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刘少奇被派到红军第八军团及第五军团为党中央代表，以后又被派为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
1927年至1934年，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刘少奇一直坚持与毛泽东等同志一致的正确路线，数次被坚持错误路线的领导人撤职或调换工作。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领导下，纠正了若干同志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刘少奇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以后在红军中又发生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叛变行为，刘少奇在毛泽东领导下坚决地维护了党与红军的统一。
1935年，红军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日急，党根据新的情况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北平学生在12月9日举行了英勇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个运动很快发展到全国各城市，配合红军的运动，使当时的革命潮流有了新的高涨。但当时国民党区域党的组织绝大部分已被破坏，党急需恢复这些组织，以便根据新政策给广大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以领导。在这种形势下，刘少奇在1936年春被派到天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当时是以党中央代表身份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1937年8月，任北方局书记……在此期间，为了从实际工作上克服长期存在于党内的“左”倾错误思想，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刘少奇写了《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和《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以及其他的文章，系统地批判了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想，号召党员干部到群众中去，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并详细地阐述了在白色恐怖下公开工作应如何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由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他在白区工作中指导群众斗争的正确的战略战术。由此更进一步地发展了国民党区域的革命群众运动，恢复并发展了被破坏的党组织，并广泛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向中国进攻，全国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战争。刘少奇组织了华北各城市的党员和大批抗日的积极分子到乡村加入红军及抗日游击队。刘少奇和党的北方局亦从城市迁到红军游击队中，领导抗日游击战争。此时，刘少奇与毛泽东等同志一起坚决主张由共产党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组织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和抗日人民政权，发动农民进行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以便长期坚持敌后的游击战争，反对当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束缚自己手脚的各种倾向。刘少奇根据上述方针写了《抗日游击战争中的各种基本政策问题》，规定了游击战争中的各项政策，这一文件成为当时许多抗日根据地工作的一种依据。
由于当时在陈绍禹领导下的党的长江局的错误，党在华中敌后地区没有建立抗日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当时在华中作战的新四军也很少发展，并在后来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进攻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刘少奇在1938年被派到华中地区任中原局书记，1940年被派为新四军政治委员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刘少奇为新四军政治委员……中原局改为华中局后，仍由刘少奇任书记，当时化名为胡服。刘少奇在华中地方和新四军的党组织中系统地批判了陈绍禹的错误思想，宣传了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和陈毅等同志一起放手地独立自主地发展了党的武装部队——新四军，建立了华中敌后的广大抗日根据地。在此期间，刘少奇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清算党内孟什维主义思想》等文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1939年7月在延安马列学院的讲演，后经整理，发表于同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论党内斗争》是刘少奇1941年7月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的讲演，后经整理发表于次年延安《解放日报》。《清算党内孟什维主义思想》是刘少奇1943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2周年而撰写的文章，同年7月4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这些文章，在当时党内的整风运动清除教条主义的思想斗争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刘少奇同志的简要历史（3）
1943年，刘少奇由华中回到延安党中央工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一员，并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此期间，刘少奇参加了党的整风运动和党的历史问题的检讨。1945年，刘少奇主持修改了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党纲是党章的一部分），并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个报告后来曾以《论党》为名出版。刘少奇在这个报告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丰富经验及党的建设方面的许多具体问题，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在党的七大上，刘少奇被选为中央委员，以后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秘书长。
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下于1946年发动了反共内战，刘少奇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一起领导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并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1947年，刘少奇主持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订了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1950年，刘少奇又主持起草了土地改革法，并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
1948年，刘少奇兼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同年，兼任马列学院院长，并在12月给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讲话，号召大家努力学习马列主义。1949年3月，刘少奇在西柏坡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并作了讲话。3月25日，刘少奇随同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到达北平。随后曾在北平、天津、唐山等地视察，并研究如何做好城市工作。5月，在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上作了《关于工会工作问题》的报告，并分别在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5月31日，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被推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历史悲剧不能重演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1981年1月27日。（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七日）特别法庭代表人民的意志，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作出了严正的判决。这件事，在我国历史上将大书特书，它标志着我国已经走上依法治国的道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审判过程中，我曾参加第一审判庭旁听。当我看到江青一伙反革命罪犯被押上被告席的时候，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庆幸的是，这些祸国殃民的元凶也有今天！难过的是，死难的人们已无法复生。1967年夏天，当人民处于逆境时，刘少奇同志曾说过：“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他的这个信念终于实现了。这是人民的力量，人民的胜利。
旁听时，我一直是强咽着眼泪在悲愤中受教育的。原来，当真正的革命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操劳的时候，阴谋诡计已在暗中策划和酝酿。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使用极其残忍的法西斯手段，构陷人罪。一个个熟悉的和不相识的受害者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一句句正义凛然的斥责，一声声撕肝裂胆的呻吟，在我耳边回荡。多少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在作血泪的控诉；多少被欺骗、被耽误的无辜者，在愤怒地呼喊。冤狱遍及全国，党的威信下降，社会风气败坏，经济濒于崩溃。林彪、江青一伙是千古罪人，就是死10次，也不足以平民愤。这绝不是我一个人的心情，而是亿万人民的心情。我们与林彪、江青一伙的仇不只是家仇，而是国仇民仇，不共戴天。
今天，特别法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执行。我衷心拥护这个判决，赞成不立即把他们处死。因为江青之流的死活，已经无关大局，不影响我们的事业。按照革命人道主义的精神，再给他们点时间，劳动改造，以观后效，这对人民是有利的。马克思说：惩罚也是教育。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从来不轻开杀戒的。这种作法同林彪、江青一伙乱捕无辜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做了大量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采取各种措施，实现安定团结。事实证明，我们党的确是一个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好党，经得起各种考验。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绝对离不开党的领导。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在大好形势下，问题成堆，还潜伏着危险。有人还妄想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卷土重来。我们绝不可以低估他们的危害。小平同志曾说，绝不能低估林彪、“四人帮”的残余势力。对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我们要提高警惕。同时，也要冷静分析，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果不善于区别，我们就会上当。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给历史做出公正的结论。在党和国家为刘少奇同志举行的追悼会上，在少奇骨灰盒前，我提出的唯一希望就是：“这样的事不能再发生了”，也就是说，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大悲剧不能重演了！
我们这些大难未死的人们，要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永远同人民一起，为人民服务到最后一刻。这样，才不愧对死去的先烈，才不辜负人民群众的期望，才算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
永恒的纪念（1）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1981年6月2日。（一九八一年六月二日）真难以相信，庆龄同志竟然永远离开我们了。就在两个星期前，我还在她的身边，同她谈心，看着她那双永远晶莹明亮的眼睛，交流内心深处的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