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估计藏人就会把红军打得立不住脚。但藏人却看出了红军也是他们自己的军队，彼此相处得很好。于是红军倒赢得了难得的也是短暂的休养生息之机。
眼下无战事，张国焘在想什么呢？
作为野心正在膨胀的张国焘，他琢磨着如何智夺中央和红军领导权的问题，他看出了这是一个进一步向中央要权的不可多得的时机。但空空的伸手要不行，因为那权力的四周都有保护层保护着，尤其是红一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他们都像铁板一块地保护着那最高的权力。因此他想，必须开刀，大动手术，让权力自然落在自己的手中。
从哪里开刀？他思来想去，觉得首先还必须从政治上开刀，这是他自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就选准的一个开刀的地方，只是时间不允许，所以这一刀没有开好，现在有时间了。
于是，张国焘便向中央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要彻底“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要求“审查中央的路线”。
张国焘以正确路线的代表出现了，如果中央承认他的路线是正确的，党和红军就自然要由他来领导。
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已看出了张国焘的此番用意，但考虑到张国焘是七八万大军的一个统帅，他代表的力量不可小视。而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些思想分歧以及下一步的战略方针等问题，也需要开会研究解决。于是，中共中央决定，趁部队在毛儿盖地区筹粮，准备过草地之机，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党内争端。
对于这次会议，中共中央是作了充分准备的。会前，中共中央已经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一份《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1935年8月4日晚7时左右，张国焘和陈昌浩偕十余骑兵，从毛儿盖策马去约20里外的沙窝参加会议，那里是中共中央驻扎之地。
一路上，张国焘很兴奋，也有几分得意。他想，这次会议之所以能够召开，看来我张国焘在中央的影响力大有提高。当然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通过这次会议达到他的目的。
太阳匆匆西沉，张国焘一行催马扬鞭，不一会儿，便到达了沙窝的山口。这里是一个藏人居住的小村庄，群山环抱，林木丰茂，自成天地。
虽然这里景色颇具特色，也令人遐想，但由于过度敏感，张国焘自此时开始，心里就由晴转阴了。他在《我的回忆》中这样叙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们到达沙窝山口时，张闻天已在山口迎候，他告诉我们：“这是一次秘密会议，陈昌浩不能参加。”我虽然指出陈昌浩系中共中央委员，可以列席会议，但他仍不接纳。于是陈昌浩只得暂住在山口外放牛亭里休息，等我会后一同返回原驻地。
我和张闻天还有一个跟随我的卫士，步行进入山沟，沿途通过好几道岗哨，哨兵都有特殊的口令，显得戒备森严。当时中央机关另设了一个中央纵队司令部，负责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
看来，当时的张国焘是患了过敏症了，对什么都过度敏感，陈昌浩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让他参加政治局会议，是在情理之中，他不高兴了；哨兵口令并无特殊与一般之分，只是一种识别信号，他听着也变味了；中央政治局委员集中在这里开会，并且是中央机关的驻扎地，更何况是在战乱的年代里，那严密的警卫在他看来也是针对他的。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接着写道：
会场设置在一间喇嘛庙的外亭中。到会者有毛泽东、朱德、博古、张闻天和我五个政治局委员（周恩来王稼祥二人因病请假），列席者有邓发、凯丰二人，另由中央书记处秘书长王首道担任记录。会议开始后，毛泽东便拿出一份预先拟好的决议草案交给我看。
这个文件不很长，要点是：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已获得重大胜利，红军在反围剿中也获得重大胜利；中央在过去一个时期中曾发生军事路线的错误，遵义会议已适当地将它纠正过来了；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所执行的都是正确的路线；全党全军都应团结在中央的周围，继续为苏维埃中国而奋斗。
我读完这个文件，递给其他到会者看，他们回答已经看过了。看情形他们不仅看过，也许还讨论过，只我一个人不知道罢了。会场气氛，好像有些紧张，每人的面孔都是冷峻的……
张国焘看了决议草案的内容使他大失所望。在他看来，这个决议简直是一派“胡言”，中央和一方面军被蒋介石的部队撵到这里，在会师后他目睹的“狼狈”状况，能说明是伟大胜利吗？这是自欺欺人之谈，是在为中央的错误路线辩护。他心里想，本来，中共的苏维埃政策已经失败，却委婉地加以维护；本来，遵义会议连是否合法都是个问题，却对遵义会议大加赞扬；本来，中央现在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却说遵义会议纠正了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
权力在阴谋中作祟（4）
张国焘一边寻思着，一边瞅瞅这个，瞧瞧那个，在一番察言观色之后，他发现毛泽东却若无其事地在那儿抽着烟，他目光停留在毛泽东身上，他要看看毛泽东今天有何表现。
果然，毛泽东还没等烟抽完，就把烟蒂往地上一扔，便要求发言。
毛泽东着重谈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他根据北上的战略方针，首先对西北地区的形势进行了分析，他说：“西北地区进攻的敌人主要是蒋介石。蒋介石用了全部力量对付我们，受了极大损失。从总的方面看，蒋介石的统治不是强了，而是弱了。西北地区的特点，是统治阶级最薄弱的一环，帝国主义势力最弱的地方，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西北地区的困难是人口少、物质条件缺乏、交通不便、气候条件不好等，这些都能克服。要用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有了总的方向，两个方面军会合后，会取得更大胜利。”
毛泽东在发言中，还特别讲道：“当前必须在部队中要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具体的表现在对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抱怀疑态度，不敢大胆地前进，而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这种有害的倾向，是执行目前战略方针的最大危险。”
最后，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一、四方面军兄弟般的团结，是完成创造新苏区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的和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
毛泽东这番发言，并非都是针对张国焘的，但张国焘却以一种扭曲的心态听着毛泽东的发言，心想，毛泽东就会含沙射影地攻击别人。今天，他对我的攻击，充分显示了他这方面的天才。
张国焘环视了一下四周，朱德微低着头，似在深思。博古皱着眉头在那儿抽烟，眼镜后面的目光显得格外冷峻。凯丰瞧着窗外，一眼不眨，似在思考什么。毛泽东又点燃了一支烟，慢慢吸起来。张闻天推了一下眼镜，他的目光却与张国焘的目光在瞬间猛烈地碰撞一下，结果使张国焘再也忍不住了，他继起发言，单刀直入：“我们之间发生歧见，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梁山泊的好汉不打不相识，争争吵吵并无关系；我们都有很多年奋斗的经历，寻求谅解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而我们的目的，本来就是要获得谅解，并不是要扩大分歧。”他反而显得虚怀若谷，度量如海，这也是为了掩饰他争夺权力，梦想做领袖的心态。
“我惋惜我们没有在抚边初会面时，就痛痛快快地把问题谈清楚，因而酿成一些不必要的隔阂，甚至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言论。”张国焘转而装出一副沉痛的神态讲道，“譬如有人说张国焘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要挟中央；也有人肯定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非打击不可；或者说张国焘自视资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路线的名义之下，摧毁整个中央；也有人引经据典地说西北联邦政府反叛苏维埃；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完全抹杀军委会主席和整个中央的职权等。凡此流言，似乎把我描绘得不成样子。”张国焘采取了恶人先告状的策略。
“这种流言很多”，不等张国焘说下去，毛泽东立刻插言，“譬如有人说我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有人说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了，现在只有用军阀官僚的手段来统治全党全军。这次开会，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毛泽东在这里紧急插言，不是随意的，他发现张国焘采取恶人先告状的策略这一招很厉害，他在竭力争取主动，使出这一招也很容易得势。于是，毛泽东也来了个将计就计，顺着张国焘的话把张国焘这些日子来的攻击言论和盘托出，一下使张国焘的这一策略彻底破产了。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毛泽东的紧急插言，张国焘岂不成为一个受害者了吗？而受害者不就可以得到同情和支持吗？而受害者翻过身来不就是英雄了吗？而受害者却偏偏又是一个中共的元老派人物，正做着领袖梦，这种反弹的力量谁能阻挡得住？
但历史没有“如果”，毛泽东已经实施了紧急插言。伟大的人物其伟大之处，就在于面对突然出现的情况，能够立即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并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该怎么说，该做什么，该怎么去做，把握得恰到好处。
张国焘对毛泽东的这番插言，他还来不及去细琢磨，只是有一种不好再将这些话继续讲下去的感觉，不好讲也得讲，于是接过毛泽东的话，继续他的高见：“中央的政治路线可能是错了，或者是我们执行错了。再者就是时移势易，我们还死抱着教条主义不愿改变。今天，我们在这里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绝不等于推翻整个中央。我们大家都经历过惊人的艰苦奋斗，都为共产主义卖过一番力气，党不能舍弃我们，我们也绝不能舍弃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就有人说犯过错误的同志，仍是党内最好的同志，而且这样的同志，现在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