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这里。
李立三的问题，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已经解决，结论是李立三在个别的策略上犯了错误。共产国际此时的来信精神，无疑全面否定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无论是瞿秋白、周恩来，还是其他中共领导人，都深知这里面的厉害。
那么，瞿秋白、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为什么没有把李立三的错误上升到路线斗争呢？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两点：一点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处于极其困难的时期，维护党的团结是当务之急；另一点是周恩来在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李立三的问题时，共产国际并没有说过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问题，当时共产国际决议案的批评还是比较温和的。甚至到8月间，共产国际执委《关于远东局与政治局新的争论的决议》及其草案中，仍说“政治委员会认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有“个别错误”。三中全会正是根据这个基调对李立三的问题作出结论的，中央也是根据这个基调维护和修正了六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
如今半路杀出这一枪，原因何在？
中国共产党违背了斯大林的逻辑，但祸起李立三之口。
在8月1日和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曾讲过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且还讲：“国际在目前形势，我想必须采取积极进攻路线才有办法，首先是苏联，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要求共产国际立即命令外蒙古红军向平津一带进攻，苏联红军向东三省进攻，以配合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行动。在李立三看来，1929年苏联与张学良的军队开火，那时中国共产党曾极力支援苏联，现在该是苏联以实力支持中国革命的时候了。他还声称，作为世界革命大本营的共产国际，应本着国际主义精神，配合中国革命一致行动，如果共产国际不能这样做，他将坚决反对，他忠实于中国革命，就不能忠实于不遵守国际主义的共产国际了。这无疑是向斯大林说：如果你只知道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忽视国际主义，不支持中国革命，那你就犯了错误。
斯大林决不能容忍李立三对他指手画脚。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李立三要斯大林准备战争，给中国以实际的援助。这是斯大林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斯大林要求的是各国共产党保卫苏联，而不是他要出兵帮助中国共产党，这正好拧反了劲儿。
共产国际知道了李立三这些讲话之后，认为中共不那么听话了，所以要给中共一点儿颜色看看。
然而，使中共中央处境格外困难的还不在于这封信的内容本身。
正准备赴苏区的王明、博古等人，通过留俄归国的学生夏曦、沈泽民、何凯丰、陈昌浩、李竹声等，先于中共中央知道了国际来信的消息和信的内容。他们认为这是取得中央领导权的极好机会，真是千载难逢，便不肯到苏区了。于是就写了那封信，突然向中央发难。
直到11月16日，中央才收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
11月17日，王明和博古再次联名写信给中共中央。
在信的最后，王明和博古提出了三条要求：
一、正式公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教育全党。
漩涡从莫斯科卷来（7）
二、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对我们的处罚。
三、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污蔑和造谣！
人们万万不会想到，第一个吹捧李立三路线的不是别人，正是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通过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之后，王明写了一篇又一篇鼓吹暴动的文章，为李立三摇旗呐喊。后来，当他得知这个决议遭到共产国际驻远东代表罗伯特的坚决反对时，便翻手为雨，给中央写信，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及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这使李立三怒火中烧，便以中央名义给王明六个月的留党察看处分，同时也给参与反李立三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三人严重警告处分。
现在，王明、博古理直气壮地提出这三条要求，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为他们平反。但中共中央对此未置可否，因为还有更重要的问题要解决。
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召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的来信，承认三中全会没有揭露李立三的路线错误，是一种调和态度。但认为在目前的特殊环境下，这个问题不宜在党内扩大讨论，以免妨碍正在实行中的工作并造成党的分裂。
为此，周恩来在发言中要求：“已经知道国际来信的同志（如新由莫方回国的），必须召集他们一次会议，要他们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的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不经过组织而走到分裂党的方式上去。”
11月22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发言中对三中全会作了定性，他说：“要指出三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之下传达国际决议的。”
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补充三中全会的决议”。
尽管如此，王明等人仍然进行小组织活动，周恩来已有察觉。12月6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对此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党内的不满情绪，“中心问题是不承认三中全会、要改组中央的原因造成的，在人的活动上可以看出显然是小组织倾向的”，“首先是陈、秦〖ZW（〗〖HT5〃SS〗〖ZK（〗陈，指陈绍禹，即王明；秦，指秦邦宪，即博古。〖ZK）〗〖ZW）〗信对中央文件批评，对立三路线反没甚揭发”。周恩来还强调：“政治意见可以发表，但不可妨碍工作。小组织活动是有计划的，完全不站在拥护党的立场，可以肯定地说，他们的政治意见也是不正确的；若是正确的，在组织上便不会如此。”
周恩来的话算是重槌敲锣，但王明等人这时已有恃无恐，公开打出“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更加猛烈地攻击三中全会后的中央。王明又写了《两条路线》的意见书，抄成三份，在几十人中传阅，宣称现有中央领导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
情况更为复杂而严重的是，一些受到过李立三和三中全会批评的地方党组织成员也纷纷闹起来，他们怀着各种不同的心态和目的，要求中央改组。
这里有好心办坏事的。如曾担任过江南省委书记后被降职的何孟雄，曾当面批评李立三对革命高潮的估计是“过分的”、一系列决定是“过火的”，占领长沙是“没有前途的”，“中国革命没有可能掀起世界革命”，举行总同盟政治罢工是“不可能的”，这个口号“已经在群众中丧失了威信”，再发展下去就要离开总路线，葬送中国革命。这些十分宝贵的意见不仅没有被采纳，相反地他当场被李立三剥夺了发言权，指斥何孟雄为“取消派暗探”，是“机会主义”。后来三中全会继续对他进行批评和指责。现在有人公开说中央不行，也正合他心意，情绪非常激动，一些同情他的人，跟着他一起强烈要求改组中央。
像王明这样怀有政治野心而长期对中央心存不满的人，以及控制着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联党团的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这时十分活跃，到处制造纠纷，并很快就和王明捆在了一块儿。
王明又和罗章龙等联名要求共产国际召开一次紧急会议，解决中共的领导问题。他们把攻击的矛头越来越集中地指向瞿秋白和周恩来，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反对中央的风潮。
这股风潮愈刮愈烈，如何平息这股风潮，历史已经见证。但此时，置身其中的人们却无法预料这股风潮会演变成什么样的结果。
李立三被勒令去莫斯科
李立三被解除了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职务后，他还不知道共产国际有个什么“十月来信”，更不知道这封信对他的无情判决。
11月的一天，李立三的心情十分沉闷，憋得难以忍受，便到上海的四马路瞿秋白的住处，去看望瞿秋白。
李立三进门之后，他原以为瞿秋白会安慰他一番。然而，瞿秋白见了他，不仅没有一字安慰，反而一句话也没有说，神情显得十分异常。快人快语的李立三忍不住问道：“秋白，出什么事了？”
瞿秋白默默地招呼李立三坐下，随之长叹一声，说：“共产国际来信了。”
“有什么新的指示？”李立三追问。
“共产国际指责你的错误是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错误。”瞿秋白又叹了一口气，“还批评了三中全会对你的路线采取了调和态度，没有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
漩涡从莫斯科卷来（8）
李立三听了，如雷轰顶，坐在那里半晌无语。因为他知道斯大林的逻辑，一旦被扣上反马克思、反共产国际的帽子，后果不堪设想。
“立三，你要有精神准备，中央准备马上开会，研究共产国际的来信，你的错误性质看来要升级了。”瞿秋白如实说。
“我犯了错误，给党造成了损失，可我决没有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主义的动机啊！”李立三难过得泣不成声。
“总而言之，你要勇于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瞿秋白的声音也颤抖起来，再也无法谈下去了。
室内，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没隔多少时日，共产国际命令李立三立即动身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代”问题。
当时，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身怀六甲，李立三料想自己此去凶多吉少，短时回不来，便对妻子说：“生下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送人吧。”
1930年12月5日，李立三挥泪告别了妻子和两个女儿，匆匆奔赴莫斯科。
李立三走后不久，其妻生下一个女孩，遂按李立三之嘱，将这个女孩送给了与党有密切联系的老工人谢庆斋。李崇善不久被捕入狱。后来，李立三四下寻找那个女孩，却一直没有找到，直到1982年才由党组织帮助找到，这女孩叫谢志佩，在上海某大学工作。而李立三在此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