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面对张国焘的一番质问和指责，仍然保持平静的心。他想，一、四方面军刚刚会师，目前的形势还相当严峻，两军应加强团结，一致行动。此时不宜讨论这些容易引起争执的问题。眼下，必须把张国焘心中的不快扫出去。于是，便用一种劝慰的口气对张国焘说：“四方面军英勇奋斗的事迹，很值得中央红军学习，这次又竭诚拥护同中央红军会师。国焘兄领导四方面军有方，成绩斐然。我一看见四方面军，就感到是一支强壮的部队，非常高兴。中央哪里会随便批评一个政治局委员呢？凯丰同志的文章，是他个人的意见，今后还可以探讨嘛。”
张国焘一听，张闻天称赞他和四方面军，倾斜的心态仿佛平衡了许多。但他也有不满意的地方，正像他在《我的回忆》中所写的那样：
他（引者注：指张闻天）口头上称许我和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但又不愿用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褒扬四方面军。
在张国焘看来，只有中共中央把他捧为英雄，才算是对他的真诚，否则就是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张国焘本身就是政治局委员，何以对中共中央的评价看得那么重？看来他需要一种对他有利的声势，而毛泽东看出了他的心思，对他本人没有作过多的褒扬。也许正因为如此，张国焘才感觉到张闻天为什么不愿意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对他进行褒扬的原因。
虽然张闻天的话只是代表自己对他的一种安慰，但也令张国焘无话可说了。不过张国焘心里仍感到这件事一定有什么背景，不然，他凯丰何以无缘无故地写这么一篇文章？张国焘决定利用这次机会，同张闻天进行一次深谈，从侧面了解凯丰这篇文章的用意。
就在张国焘欲要开口的时候，周恩来走了进来，张闻天便随即向张国焘告辞。
周恩来的到来，为张闻天提供了脱身之机。不然，后来的谈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实难预料。
张国焘没有同周恩来谈起凯丰那篇文章，倒不是张国焘不想在周恩来面前提起此事，而是周恩来带来了一封电报，内容是：中央政治局决定，任命张国焘同志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所有军队概归军委会指挥。周恩来还说明这个决定在张国焘未到抚边之前业已作出，现在是通令全军知照。张国焘见自己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喜形于色，脸上露出笑容。虽然这个命令事先没有向他通气，但他并不认为中央是独断专行，相反他感到中央并没有小看他；也尽管他对这一职务并不那么满意，但他觉得这毕竟向前跨进了一步。于是便欣然表示赞成，认为这是两军会师后统一指挥的当然步骤。
暗渡陈仓（10）
刚才还为凯丰那篇文章的事窝着满肚子气，现在却烟消雾散了。
这场风波，纯系凯丰惹事所致，用老百姓的话说，叫“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当然，凯丰批评张国焘搞西北联邦政府的错误做法，本身是正确的，但不是时候。两军会合，本应该多说些有利于团结的话，多做些有利于团结的事，而他却自显高明，发表文章谈起联邦政府来，一下就激怒了张国焘，本来张国焘就想找点理由与中央作对，凯丰的文章为他提供了与中央对抗的借口。如果不是周恩来给张国焘送去了那份电报，张国焘还会在凯丰的那篇文章上大做手脚。
风波虽然被平息下去了，但张国焘却越来越意识到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已到了必须由他来挽救的时候了。
张闻天离开张国焘的住处，心里很不平静，他很担心张国焘会因此与中央对抗。所以他决定晚间再找张国焘谈谈。
不料，晚饭后，博古先去了张国焘处，而张国焘对博古没有什么好印象，加上博古谈话缺乏策略，又引起了张国焘的不快。在《我的回忆》中，他这样写道：
饭后，秦邦宪（博古）找我谈军中政治工作问题。他虽然做了三年中央的书记，也遭受过遵义会议的贬斥，看来历练似仍不多，说话直率倒是他的可爱之处。他是中共中央的一个小伙子，喜欢玩小聪明，仍不改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那种“二十八宿”的神气。他说起话来，满口这个同志那个同志，充分流露出莫斯科的气味，我则多少保有一点中国的传统风格，称呼各个同志往往照1927年以前的习惯，如对毛泽东只称他别号“润之”，对朱德称“玉阶”，有时，还在他们的别号之下加个“兄”字，或者“老兄”。这使秦邦宪有些不顺耳，他撇开正题，质问我：“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他并且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与布尔什维克的意识极不相称。
博古这次与张国焘谈话时，对四方面军内部存在的一些不适宜的称呼、打骂士兵的现象进行了批评。这更激怒了张国焘，心想，凯丰写文章批我搞西北联邦政府是错误的，你又来批我这不对，那也是错误的，我简直成了你们的批判对象了。作为一个中共元老，并自以为是中共领袖，哪能咽得下这口气。于是张国焘向博古提出了抗议和警告，使博古没趣地走了。
无论怎样，自遵义会议以后，博古经历了痛苦的反思，现在已坚定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并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尽管斗争还缺乏策略，但毕竟已走上了正确的路，后来，他在这条路上走出了辉煌。他不仅参加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而且从1941年起，他在延安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在他写的许多社论和文章中，正确而生动地宣传了毛泽东思想。不幸的是在1946年4月8日，他与王若飞、叶挺、邓发同志和黄齐生先生参加重庆谈判后乘飞机返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而牺牲。毛泽东在《向“四八”烈士致哀》一文中写道：“数十年间，你们为人民事业做了轰轰烈烈的工作。今天，你们为人民利益而死，虽死犹荣！”这话语中间，理所当然地包括了对博古的崇高评价。这是后话，此时博古还活着，并且刚从张国焘处走出来，显得很沉闷。
博古走后，张国焘在屋里来回不停地转圈。他感到这里的政治气候在与他作对，虽然毛泽东闭口不谈政治问题，但这些人却为什么总在政治问题上与他纠缠，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
正当他紧张思考的时候，张闻天来了。
他们俩人面对面地开始交谈起来。但张国焘没有提及博古与他谈的那些话，他认为向张闻天说这些有失他的身份。他要与张闻天谈大问题。
“今天，我很想听听闻天兄对中共中央迁到瑞金以来的变化情况。”张国焘单刀直入地把话题一下扯到这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上。
“说起来，也没有什么变化。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从那时起，中共中央主要考虑的都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重毛泽东主持其事。”张闻天谨慎地说道。
“闻天兄，两军会师后，我有说不出的高兴，但从我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有些问题却使我感到忧虑。”张国焘板着面孔谈道，“苏维埃和红军所受的挫折，不能都归咎于敌人飞机和大炮的厉害，这样认定的必然结果，将是中共命运注定了要失败。为何不从政治上去寻求原因？例如苏维埃和分配土地并没有能发动广大群众，倒是红军军事力量的壮大和废除苛捐杂税等口号，却能轰动一时。有什么理由肯定苏维埃政策一定正确，肯定西北联邦政府的政策一定不正确？”
看得出，凯丰的文章强化了张国焘另一种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思路，那就是要从政治路线上寻找突破口。因为在他看来，一方面军落得今天这个地步，是中央路线错误的直接结果，而四方面军之所以保持了如此众多兵力，乃是他张国焘推行了正确政治路线的结果。所以，从政治上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他是极为有利的，也是他实现“挽救”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最佳途径。因而，张国焘继续谈道：“由于我们的政治观念僵化了，军事观念也就随之僵化。我们死守着一个公式，认定中共中央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无可怀疑的，只是敌人的飞机大炮厉害，我们打不过，因而要避战，要到外蒙古去或到新疆去。可是一般同志可能不这样了解，他们会问在北川和茂县地区我们有打击川军的机会，为什么要退到岷江以西，集结到毛儿盖，又往哪里去？我总在想，为什么我们不从政治上去寻求解救的方法？难道政治方面就没有增强我们力量的步骤了吗？1932年我们到川北的时候，觉得我们的力量不能再打了，但我们补救的办法不是绝对避战，而是提出入川纲领、人民政府和其他政治办法，不久以前我们又提出争取建立川甘康新根据地的前途和成立西北联邦政府的主张。这种采取政治方法解决问题，在原则上不但应该允许，而且应该切实执行。”
暗渡陈仓（11）
张国焘在竭力说服张闻天要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张闻天也只是听着不表态。
“我知道，党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作适当的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这是极可忧虑的现象。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遭受惨败，不易翻身，并将引起一、四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情况，摆脱既有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还不算太晚。”
……
张国焘与张闻天一直谈到深夜。张闻天边听张国焘陈述见解，边寻思着：张国焘认为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这一点，与我们的看法一致，中央红军之所以遭受这么大的损失，就是博古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结果。但在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上的步骤和目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要等待时机来解决，一个是要马上解决。张国焘急于要解决政治路线问题，是为了达到肯定他推行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因而他甚至对遵义会议提出了疑问。而目前的中共中央之所以要等待时机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主要是考虑当前形势危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