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肺都要气炸了。他再也不能容忍李德的瞎指挥，再也无法容忍他“崽卖爷田”了。
因而，在一江鲜血还没有流去的时候，毛泽东就尖锐地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败北后的最高“三人团”
胜利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失败后的心情却各有不同。
红军主力虽然渡过了湘江，但伤亡损失过半，由从瑞金出发时的八万多人，锐减到现在的三万多人。
湘江大败，在红军中激起了极大震荡和不满。博古、李德受到了全军上下的强烈指责。从广昌失败引起的怒火，此时在红军官兵胸中炽烈地燃烧着。
那么，作为最高“三人团”，他们的心情都是一样的吗？
李德面对红军官兵投来的愤怒的目光，心烦意乱。但他此时不是为那一江鲜血而感到不安，而是他将来回到莫斯科不好交代，他知道斯大林的厉害。他本想在中国这块地盘上大展宏图，不料想弄到这般地步。
李德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有些绝望。实际上，他从前的想法太天真了，他以为在苏联不可能有他大展雄才的天地，到了中国就可以铺下前程似锦的路，但中国不是苏联，更不是西方，更何况他连中国话都不会说，对中国又能知多少？这是他的可悲。
现在，他知道自己的一切都不那么妙，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天，他见到周子昆和妻子曾玉说着什么，便指着周子昆吼道：“你带的什么兵？整个部队都叫你带没了，可老婆还带着！”
红军向何处去（3）
周子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弄得摸不着头脑，愣在那里不动。
“红三十四师全师覆没，你这个师长还逍遥自在！”李德继续指着周子昆的鼻子吼着。
周子昆这才明白，是李德搞错了。
周子昆的确当过三十四师的师长，那是1933年3月至1934年2月间的事，在他离任之前几个月，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所以他有这个印象。他离任后，已经有过两任师长，接替他的是彭绍辉，一个多月后，又由陈树湘接任师长。但陈树湘却在湘江战役中光荣牺牲了，很壮烈。那是1934年的12月10日，陈树湘在战斗中因腹部中弹而被俘，他把自己的手伸进腹部伤口，忍痛绞断肠子，牺牲于押往敌军指挥部的途中。
周子昆刚要张嘴解释，李德就要警卫班把他绑起来，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可警卫班的同志就是不肯动手，李德大为恼火。好在毛泽东当时在场，博古也在场，只是博古默不作声。
“把周子昆交给我处理好了。”还是毛泽东解了围，他挥挥手，让周子昆走了。
博古见此情景，深知李德心中的不快，便把他的中国妻子萧月华从休养连里调来，安慰这位狼狈不堪的顾问。本来，按红军的行军纪律，女战士集中在休养连，行军途中是不准与丈夫生活在一起的，但为了安慰这位顾问，博古也只得破例了。
然而，萧月华的到来，也只是给李德送来了“出气筒”，她被李德无端地揍了一通。
萧月华是在苦水中泡大的。小时候，父母迫于子女太多，养活不了，就把她送给一个姓杨的家里当童养媳。13岁那年，她就到广东海丰县一家布厂当童工。在那里她结识了彭湃夫人蔡素萍，受到了革命影响。1926年，刚满16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不久，她就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她家乡大埔县的妇女部长。1931年成为少共闽粤赣特委负责人。1932年8月到瑞金，在少共中央文书科担任文书。
不幸的是，她竟成为博古的牺牲品。
李德刚到瑞金时，独身一人的他，不甘寂寞，便按西方的那种方式，讨好少共中央一位领导的妻子，不时给她送一些礼物。这种做法在中国是一个极为敏感的事，当博古知道这件事后，生怕这位洋顾问在红都惹出桃色新闻而身败名裂，如果真到了那种地步，博古就失去了靠山。正因为如此，博古才急忙给他找了一个中国姑娘做他的“妻子”。这位姑娘就是萧月华。受命在中间说媒的是在中央妇委工作的李坚真。萧月华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也不算漂亮，在今天一些姑娘们看来，她能做这位特殊洋人的太太，已是偷着乐的事儿了。但此时的萧月华难以接受，因为她经常见到李德，给她的印象李德是一个热情下面掩盖着冷酷的洋人。尽管如此，迫于博古的压力，她不得不去完成这一“政治任务”。
少共中央所在地与李德的住处只有数步之遥。开始，萧月华只得遵命夜里去“照料”李德，白天就到少共中央工作，这是属于那种公开的秘密。后来就彻底公开了，萧月华被正式调到李德处，也正式做了李德的妻子。
在一起生活的结果，不幸被萧月华言中，虽然她竭尽所能来照料李德，而李德竟常常怀疑她偷吃面包，又是打又是骂，萧月华受着皮肉之苦。
萧月华多次向博古诉说自己的痛苦，并要求离婚。博古当然不能同意，以“服从组织”来迫使她维持这场政治婚姻。
如今，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萧月华应博古的召唤，例外地从休养连来李德身边受皮肉之苦。好在战事急，没几天，萧月华脱离了苦海，回到了休养连。
李德彻底失去了昔日的威风，连发脾气的对象也没有了。
面对惨败，面对数万名红军的死伤，博古的心情与李德不一样，他的良心受到了震撼。因为他毕竟还是中国人，毕竟还是一名中共党员。
博古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是他自己造成的。
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他做错了两件事。本来，他与毛泽东没有个人恩怨，甚至在他到达瑞金前，还不曾和毛泽东谋过面。在上海时他也没有亲自出马批判过毛泽东。他完全可以和毛泽东合作。然而，他却惟恐毛泽东取代他，便无缘无故地批所谓的“罗明路线”，想引蛇出洞，把毛泽东排挤出去。但毛泽东对此却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公开与他作对。就这一着棋，博古就已经成为失败者了。到了红军转移这样重要的时刻，博古最需要的是毛泽东这样的人，而不是李德，但他却把红军的最高指挥权交给了李德。对毛泽东适时提出的正确建议，又一概不予采纳，这就注定他的悲剧命运。这是他做错的第一件事。
博古做错的第二件事，则是执行了王明的路线。虽说王明指定博古临时负责中央的工作，但既然是负责人，那你就得负起这个责任。如果说中央还在上海的时候，因远离中央苏区，许多实际情况还不了解，执行王明的路线还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但当他到了苏区以后，却没有把心思用在研究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也没有广泛听取党内外人士的意见，只是王明怎么说他就怎么干。这也注定了他只能是一个失败者。
就因为他做错了这两件事，给红军带来了几乎是毁灭性的灾难。
博古也感到这个责任他难以担当。是啊，一个政治集团的领袖，特别是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人类最先进的政治集团的领袖，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必须具有相应的才能、品质和胆略，才能胜任。现在，这些对于博古来说，都是马后炮，对惨败的局面已无回天之力，他无法解脱心中的痛苦，甚至有过自杀的念头。如果不是聂荣臻及时劝说，就可能自决了。后来，聂荣臻把这一幕记录了下来：
红军向何处去（4）
博古同志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划。我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越在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
经过聂荣臻的劝说，博古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并且还打算继续干下去。怎么继续干下去？他想来想去，没有勇气放弃原来的设想，如果放弃，那就意味着自己已经彻底失败。
人，在没有认识自己错误的时候改变其错误做法比上天还难。
最高“三人团”里还有周恩来。他在“三人团”里的职责，就是督促军事计划的执行，所以红军开始转移后，他就忙前忙后，向各军团指挥员交代如何执行作战计划。在突破第二道封锁线之后，他亲自跟随先头部队的红一师的三团行动。当时担任这个团党总支书记的萧锋回忆道：
一天早晨，部队在广东归仁、长江圩北一个茂密的树林里小憩，周恩来副主席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来到我们红三团。周副主席穿一身灰色军装，披一件旧黄布雨衣，脚上穿着草鞋。从他那张消瘦的脸上，大家都知道他是够劳累的了。
周副主席、刘总参谋长交代任务后，就加入到我们团直属队的行进行列中去了。在急行军中，周副主席很少骑他那匹黄骡子，经常将骡子给害病的战士骑或驮武器。他利用行军小憩和防空时间，找机会同战士拉家常、讲战史。中午大休时，他也是边吃饭边回答干部战士提出的各种问题。一宿营，周副主席总是找机会到连队看一下指战员，十分关心战士的思想、生活。来到团部，他总不忘告诫我们及时查看地形，研究敌情，规定紧急集合场，调查行军路线。常常是他刚回到自己的住房，还没有来得及休息一下，参谋人员又送来了电报、文件。团领导向他汇报，他总是边看文电，边听汇报，并迅速准确地加以处理。夜里，我们这些青年人一躺下就睡着了。当时半夜起来检查内外警戒时，可以看到周副主席屋里的小油灯还在亮着。周副主席跟三团行动期间，经常看到他通宵达旦地工作，却看不到他一丝一毫的倦意。那充满血丝的眼睛，始终闪烁着充满精力的光辉。
湘江惨败之后，周恩来很疲倦，心情格外地沉重，好像不是原来的他了。他觉得自己作为最高“三人团”的成员之一，当然也有责任，因而他面对红军在湘江的失败，除了痛心之外，更多地是在反思。他认为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挽救红军。
最高“三人团”在失败面前，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心态。那么，这最高“三人团”还能继续维持下去吗？
初次正面交锋
过了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