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才从闽赣回来。
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
也许是张闻天当时已经看出他与毛泽东有同受排挤的相似处境，便主动向毛泽东靠拢。
怎么靠拢？
有一天傍晚，张闻天主动约毛泽东到古寺后面的一棵大樟树下聊天，两人谈起了文学。这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爱好，这一谈而不可收，一直谈到深夜。谈来谈去，最后谈到了对人的认识，话到此处，张闻天终于向毛泽东倾诉了内心的苦闷，把对博古的不满一古脑儿地倒了出来。
魂断瑞金（2）
从此毛泽东开始改变对张闻天的看法。
奇怪的是，他们相处仅二十多天，并且在红军主力准备转移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却离开了这座古寺，离开了张闻天，离开了贺子珍，带着文书、卫生员、警卫员、伙夫、马夫，到于都去了。
毛泽东为什么在张闻天向他靠拢时，断然离他而去，并且把自己的夫人留在了云山古寺？
其实，这一切都是博古的安排。尽管毛泽东身体有病，但博古硬是派他去于都搞调查，毛泽东只好抱病前往。
毛泽东到了于都，在他的住处召开了两个座谈会以后，病情突然加重，发高烧到40℃。赣南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立即给张闻天打电话：“毛主席病了！发高烧！赶紧派医生来！”
张闻天立即通知瑞金中央红色医院，并指派医院院长亲自去于都为毛泽东治病，后又天天打电话询问毛泽东的病情。就因为张闻天及时派去了医生，才使毛泽东的病情没有继续恶化，并很快有了好转。医生也说再晚一天就不好办了。
在这关键时刻，张闻天给予毛泽东如此真切的关怀，令毛泽东感动。
的确，毛泽东此时得了重病，太不是时候了，因为在他离开瑞金到于都的那些日子里，博古和李德作出了关系红军和中央苏区命运的重大决策。
这是一个什么决策呢？
甩出去的“黑名单”
经过几个月疟疾折磨的毛泽东，已不是原来那副模样了，深陷的双颊，高耸的颧骨，披肩的长发，令人不堪目睹。
其实，毛泽东不仅被疟疾折磨着，更折磨他的是革命根据地日益恶化的军事形势和红军的命运。原来有70个县的中央苏区，现在只剩下6个县。现在，中央红军只有“转移”这一条路了。然而，红军究竟向何处去才是生路一条？毛泽东为此忧心如焚，彻夜难眠。
有一天，毛泽东迎来了他病后第一轮也是唯一的一轮来探望的两个人——林彪和聂荣臻。他们是回总部接受任务后，顺道来到毛泽东住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看望老领导。
老部下的到来，使毛泽东脸上绽开了病后的第一次笑容，这是发自内心的笑。
“你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呀！这一段时间我这里是门可罗雀哟。”毛泽东开玩笑似地说道。
“我们今天才从福建前线回来，到总部接受了新的任务。”林彪听出了毛泽东的话中话，忙解释道。
“什么新任务？”毛泽东问。
“你应该知道，要作战略转移。”林彪似乎有点不理解。
“主席，我们要到啥子地方去？”聂荣臻操着浓浓的四川话，焦急的问。
毛泽东忧郁地说：“到命令你们去的地方去。”
连军团一级的首长都不知道红军要去向何处，看来这是一次极秘密的行动。这么大的行动，竟然连军团级首长都不知道，这咋行呢？毛泽东心里这样想着，不免有些担忧。
不行也就这样了，当时红军行动的决定权掌握在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手中。这种格局形成于1934年夏天，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最高三人团”，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执行。一个白种人成为黄种人一支军队的最高统帅，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先例。
当然，真正决定中共和红军命运的不是这次行动本身过于秘密，而是有的人将借此机会排除异己。这是毛泽东最为担心的事情。
历史总是出现这样的怪事：越担心的事情往往就越要发生。
这时，中共中央已决定在江西另设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以便红军主力转移后，继续开展工作。由此引出了一个人员去留的问题，尤其是中高级干部的去留。当时谁都明白，跟随红军主力转移，虽然困难重重，而留下来则处境更为险恶。瑞金周围的几十万国民党大军不是拣红军破烂来的，它是一只张着血口的狼。
博古知道这一点。因此他规定，凡高级干部，谁去谁留由“三人团”决定，中级干部则由各部门提出名单，交由“三人团”批准。政府中留守的中级干部，便是由张闻天提出名单，呈报“三人团”批准。
其实，谁去谁留，在中共内部应该不成为一个问题，作为决策者，按工作需要安排，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愉快地服从组织安排就是了。但是，博古要借此机会把那些与他不是一条心的人甩出去，这就成为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了。
留谁不留谁，正在极端秘密中进行选择。
首先要选的是留守的党政军领导人。留谁？博古翻开了高级干部名单。
第一个被留下的是项英，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他被留下，其背景颇为复杂。项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具有党政军全面工作的经验，委任他为留守首脑，是恰当的人选之一。但从博古的需要来看，他不应当留下，他尽管因为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派往中央苏区的代表而曾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斥，不过当他在赣西见到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十月来信”后，很快就表示服从王明路线的领导，并受到赏识，最后在博古的提携下，成为中共的核心人物。在今后的日子里博古更需要他。
魂断瑞金（3）
最后，博古忍痛留下项英，也是有他的考虑，因为红军主力转移后，瑞金更需要项英，博古也需要项英忠心耿耿地来守住这个赤都。
项英对自己被留下来，没有更多的想法，表示坚决服从，愿意在危难之际当此重任，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博古是必须把他留下来的，这个人就是瞿秋白。尽管当时他被列入名单时，周恩来希望博古再郑重考虑一下，但博古坚持留下瞿秋白，理由是他正患肺病，不宜长途行军。周恩来心里明白，博古要借此机会，甩掉他不喜欢的瞿秋白。
那是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在被毛泽东正式任命为教育人民委员后的第二天，拖着倦怠的身躯，经过漫长而艰辛的跋涉，来到了他日夜向往的瑞金。
这位红色领袖，自三年前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之后，他的安全失去了保障，曾四次避难于鲁迅家中。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放弃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使命，继续用手中锋利的笔，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鲁迅被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写下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联句，表达他对瞿秋白的深情。虽然他得到了鲁迅的尊重，但王明、博古仍然没有停止对他的打击。1933年9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了《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狄康，亦即瞿秋白），《决定》内称：“根据狄康同志最近在《斗争》上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中央认为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无情的斗争……”
瞿秋白的到来，博古是不欢迎的，每天只给他一钱盐，这使他感到忧郁、苦闷，肺病加重，三天两头发高烧——他承受着政治和病魔的双重折磨。
现在，博古把他留下来，意图很明确。
瞿秋白那病弱的身体根本不适应游击战争环境，结果不幸落入蒋介石之手，但他没有向蒋介石屈服，更没有成为阶级敌人的应声虫，而是壮烈牺牲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博古继续翻阅着他那神秘的名单，透过镜片的目光落在了刘伯坚这个名字上面。
刘伯坚是谁？就是那个给张闻天打电话，报告毛泽东病危的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如果不是他及时报告，那次毛泽东就去见马克思了。看来，他的这一人道主义行为，竟也引起了博古的不快。
博古拍了一下桌子，坚定地自言自语：“刘伯坚留下！”
刘伯坚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到苏联学习过，中共曾派他任冯玉祥领导的西北军总政治部部长，为北伐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曾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在策划宁都起义后，任中国工农红军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时下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叶剑英长征路过于都时，刘伯坚迎接他，并为他饯行。两位战友对酒畅叙，诉说衷肠，心情非常沉痛。
“我留在赣南没有什么作用，还是跟着走吧！”刘伯坚泪流满面，哽咽着央求道，但叶剑英说了不算，不过他立即向博古反映了刘伯坚的这一要求，并正式把刘伯坚的要求向军委作了汇报，提议让他随队长征。但没有被批准，刘伯坚只得留在中央根据地，后来在于都突围时被俘。在狱中，刘伯坚不屈不挠，义正辞严地拒绝了敌人的劝降。在移囚时，他拖着沉重的脚镣，镇静自若，气宇轩昂地走过大街，写下了壮烈诗篇《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
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
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
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
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
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
工农齐解放。
就在《中央日报》登出这首诗的当天，他倒在了刑场的血泊之中。叶剑英曾赋诗一首，怀念这位战友：
红军抗日事长征，
夜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