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维护票数”，国际足联的态度是很强硬的。国际足联会长历来都是欧洲人担任。那时刚好第一次以非欧洲人（一个巴西人）当选会长，他对我国是友好的，但因刚上任，各方压力又大，只能谨慎从事，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研究处理。这个小组由每个洲选一名代表组成，霍英东那时已当选为亚洲足协副会长，代表亚洲足协参加这个小组，每逢讨论他均据理力争，使国际足联无法作出结论。
1975年，亚洲足球赛在香港举行，中国能否参加，这是关键性问题。虽然中国在亚洲足协的会籍已正式恢复，而在国际足联的官司尚未了结，如不获国际足联认可就让中国参赛，势必引起更大波折。香港足球总会曾拟拍电报到国际足联请示。但霍英东考虑如单靠一封电报，万一复电说不行，便无转圈余地，这将形成恶劣的先例，以后参加其他比赛也会遇到麻烦。于是他当即和震霆商量，要震霆马上赶去瑞士，请求会见国际足联会长、秘书长，他也随即赶去瑞士。会见时，他提出许多很有说服力的理由，说明香港亚洲足球赛拟邀请中国参加，希望会长、秘书长同意。终于，他们开明地答应了，这便突破了缺口，1975年后所有比赛均可顺利参加了。
其它各单项体育组织陆续接纳我国为会员国，是在我国恢复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以后的事。
进一步支持祖国体育事业“文革”结束，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确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体育战线和其它战线一样，呈现一派蓬勃生机。霍英东欣逢其时，更加积极热情地支持祖国体育事业。
1979年中国奥委会提出，只要台湾奥委会改名、改旗、改歌，就可以作为中国的一个地区体育组织，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内。这一设想，大多数代表都易接受，因而，19 79年10月，在日本召开的国际奥委会代表大会上中国的设想被正式提出，并付诸表决，获得绝大多数代表支持，使中国在国际奥委会被剥夺30年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这使霍英东备受鼓舞，更加积极地为争取我国体育的合法权益尽力。
本来，有了国际奥委会解决中国问题的模式，其它许多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皆可依样恢复我国会籍，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最早处理此事的，是1980年国际自行车协会大会。那次大会上正式提出表决，要求台湾改名为中国台湾或中国台北，不能使用“国歌”、“国旗”，同时接纳我国入会。会上台湾代表发言，认为台湾与其他会员是一样的，为什么要改名，又不能奏国歌、挂国旗，说这是歧视。那次，霍震霆代表香港出席大会，他说，姑勿论对此事如何看法，但照此通过，对中国，对台湾都有好处，海峡两岸的运动员都可以参与比赛。及后表决，以一票优势通过了。
几天后轮到国际足联开会，霍英东据理力争。那时有个情况令他担心，台湾代表对欧洲代表说，改名是可以的，但不必加上“不能挂国旗，奏国歌”那一句。欧洲人对此也表示同意，但如果不坚持加那一句，那岂不是又在制造两个中国吗？霍英东建议：台湾不能使用过去所谓“中华民国”的国旗和国歌，可仿效奥委会做法另制一旗，另选一歌。经过协商，欧洲朋友也同意他的意见，最后由国际足联的负责人与台湾代表讲清楚，这事终于解决了。
我国恢复国际羽毛球协会会籍更是困难重重，波折横生。羽毛球在各比赛项目中，也是重要的一项，在世界各地比乒乓球更普及，在东南亚影响也更大。东南亚各国羽毛球实力很强，特别是印度尼西亚。有些国家对我国的态度不友好，解决问题难度很大。
经无数次会议反复讨论，在国际羽毛球协会上终于通过了以中国代替台湾，后来台湾告到英国法院。我国外交部向英国表示，不能制造两个中国，但英国推说司法独立，还是判台湾胜诉。当时除乒乓球外，我羽毛球队最强，未能参加国际比赛，十分可惜。
我国便和其他一些国家筹备成立另一个国际组织。但办起来比任何工作都困难，那时欧洲大部分国家不支持，东南亚国家表面上是支持的，但内心很复杂。霍英东为新建组织而进行了大量游说活动，首先是争取强队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中国和香港又不适宜担任会长，霍英东只好到泰国去，恳请泰国副总理当会长，这个国际性组织最终于成立了。
新的国际组织一旦成立，对原有组织就有压力。因为同一项目有两个国际组织，它就不能列入奥运会比赛项目，不久原组织终于接纳了新组织，两个组织在1980年至1981年间合并。这以后，又经历一些反复。到1982年，羽毛球又重新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
霍英东随后也被推选为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名誉会长。
我国加入篮联组织的事，在霍英东周旋下，早已解决了，但台湾策动另搞一个亚洲的组织，以南朝鲜人为会长，又产生新的问题。霍英东不得不往南朝鲜进行工作，提出是否成立这个组织，应通过投票解决。南朝鲜用通讯投票表决，他恐有人借口收不到票，制造麻烦，于是亲自出马，先后到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地，把票收集了，直接送往南朝鲜，终于否决了这个组织。
在70年代到80年代初，在体育工作上霍英东强精竭力，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最多。除致力于我国体育运动冲向世界之外，他还不惜资财，在经济上支持发展我国体育事业。
1979年霍英东成立10亿元的基金会，用以在内地办些好事，其中不少款项是用于支持国内体育事业的。
1986年秋，霍英东获悉我国为改变高等学校体育落后的现状，拟在全国建立几个大学体育训练基地，他认为这是实现体育强国的一项重大措施，当即致函国家教委，建议广州地区大学生训练基地设在中山大学，并捐资3500多万港元，在中大兴建我国高等学校第一个现代化的功能齐全体育中心。建议马上得到国家教委的赞许。这个现代化的体育中心，包括五个标准网球场，两个排球场，六个篮球场，一座有400米塑料胶跑道、6 000座位看台的足球场，两个25×50米游泳池，一个标准跳水池，连同体育馆，占地面积达10万平方米。
这样规模和设备的体育中心，在国外高等学校亦不多见。目前每天到体育中心进行锻炼的达2000多人次，为我国高等学校的体育教育体系开拓一个新局面。
我国承办第11届亚运会，霍英东立即慷慨捐赠1亿港元。他还资助举办首届女子足球邀请赛，并与中国足协、广东省体委一起，发起在广东举办第一届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
霍英东不仅为振兴我国的体育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对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是非常关心，热情支持的。他捐出1亿港元成立霍英东教育基金会，还特意让他的两个儿子震霆、震寰作为这个基金会的成员。他说：“我们老一代人对祖国和家乡的深厚感情，要传给下一代，让世世代代都爱国爱乡，支援祖国和家乡的建设。”
开创中外合作经营旅游宾馆的先河我国过去长期封闭，身处香港的霍英东虽有报国之心，苦乏报国之门。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争取引进外资、先进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经验，发展旅游业。听到这消息，霍英东心里很高兴。1978年，他专程到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会上他明确表示拥护政府对外开放的政策，并提出一些建议。
尽管想法多多、顾虑重重，霍英东总觉得在内地办实业，更符合改革开放的政策，更利于我国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将经济搞活。在当时来看，似有风险，但他仍想在这方面带个头，作些探索。办好第一批外资企业，使大家有信心，这将发挥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1978年12月19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后，《澳门日报》发表了中山县翠亨村开辟旅游区的报道，他是第一批响应号召，回内地发展旅游事业，兴建中山温泉宾馆的，并率先派香港设计师到当地进行勘测工作。同时按照国家旅游总局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兴建八大合资宾馆的计划，又在广州建造白天鹅宾馆。
为什么首先考虑建宾馆？霍英东认为既然开放让人家来，首先须有符合现代化要求的生活环境，使人进来了留得住。但在内地兴建现代化的宾馆，当时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对他本人来说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那时大家对改革开放的认识还不大清楚，许多问题需要考虑。比如旅游开放是否会带来精神污染？旅客多了是否会把内地的东西吃光吃贵？那时物资短缺，一些宾馆洗脸盆塞子也没有，只好用热水瓶塞来代替，玻璃破了，便找块木板封住。大宾馆消耗大，物资能否供应？大宾馆耗电量大，电力供应将更紧张，群众是否有意见？交通方面，广州市内还没有足够的“的士”，建筑装修等方面也缺乏熟练的技工。诸如此类困难不少，矛盾很多。
还有服务工作上问题更大。人们吃惯了“大锅饭”，做事不讲效率。如果领导再来个官僚主义，扯皮事很多，手续烦琐，情况更糟。还有，广大群众如何看待投资者，是互利还是剥削？“文革”前港澳同胞和华侨在广东华侨投资公司投资，可领取定息，这本是支持国家建设的爱国行动。但是“文革”时期，股票放在亲友家里反而使亲友受累。
霍英东想到这些，难免增加疑虑。
但他不是一个知难而退的人，想到如果成功地建设好一家现代化宾馆，这对增强大家信心，激励奋进精神，加速外资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引进都有莫大意义。他终于决定硬着头皮去试一试。
他首先选择在中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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