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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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文革讲话(1966-1976)- 第2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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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对得起革命呀!我们要犯罪的呀! 
我们要在这个斗争中锻炼,你们一般是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当然干部中四十多岁的也有。我在外交部就问到一般的科员也有四十多岁的,你们部里也有吧?但大多是三十多岁左右的。这样把权交给你们,那毛主席的思想作风、工作方法怎么能学得到呢?我们如果看到你们这样做,不出来纠正,那我们要犯罪的。我跟红卫兵说过,我给你们也要这样说的,我们是支持你们的,我们不会骗你们。到了这样的关头,我们要出来说话的,我和你们联络站的同志说过,凡是重大事情我还是愿意和你们接洽的,不是又接洽了吗?本来这个口子有先念同志负责,我可以少管一点,但你们看,这个命令就不灵嘛,不能不引起我警惕,不能不答应先念来过问这个事情。先念同志还是先谈一段,打了一点底子。 
各部门的夺权斗争采取监督业务,然后走向三结合,这要一个过程。要给部的领导干部一个机会,让他们当着大众,把政治态度说清楚,不算旧帐。让他们把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态度讲清楚,有的检查、有的讲话,听一听,亮亮相。这样子彼此建立了信任,三结合就可以形成了,这样子成立起来的革命委员会就会起监督作用了,这是一个新的创造了,以群众为基础,上有革命的中层干部、革命的领导干部。这样的三结合也是一种试验,我在前两天首先推荐给外交系统了。今天晚上再推荐给你们来试点。 
如果财政部同志有觉悟的话,我们就应该好好地想想,造反派这一点也不对嘛,先念同志请你们来谈话,你们对先念同志无话可谈。是哪位同志呀?(先念副总理:刘振玉)这也不对的,怎么能这样对待李先念同志呀!你怎么能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党的负责同志呢? 
那位是谁?(答:程圣言)程圣言同志。那位呢?(答:刘振玉)(众:带头闹事的。 后边那个闹的最厉害,还有东头那个。)那一位?(答:我叫高公富)高公富(众:还有那个女的),(答:宋雅兰)噢,宋雅兰同志、高公富、纪兆才、程圣言,(众:那个骂人,举手打人的)好!坐下,坐下!同志们:你们要好好冷静地想一想,特别是刘振玉同志,你这样态度完全是不对头的嘛!两次请你,你说跟李先念同志无话可谈。你们呀!我们这样子努力帮助你们,你采取这样敌视的态度,(先念:说是要把我打成黑帮。商业部要注意呀!还有商学院哪。)所以这件事情你们走过头,就要走到相反的方面。我们愿意你们走向相反道路上吗?我们也不愿意造反派碰到这样一些失败呀!难道我们高兴吗?象杜向光,那是另外一种性质喽,他自己伸黑手,想混水摸鱼。你们是部里造反派嘛,是不是?我劝你们回去好好开个会,痛切地检讨检讨。你们走到错误路上去了。吴波有错误,不是你们说的那么厉害嘛,(先念:商业部的造反团、商学院的造反团、“八·八”队、财政部造反团有方向性错误!)你们这样做的结果,非走到相反的方向不可了,到了边缘了,我们不来提醒你们,你们会滑下去,自己还不知道为什么犯了错误。要好好地冷静一下头脑。 

三结合也不是容易的,首先我们要分析,你们现在已经造了反,文化革命大权拿到了,监督业务超过分际了,第一部超过分际这部分要退出,只能监督业务。只能监督,不能遇事干涉,那样就无法做事了,在这方面外贸部自从我说了以后,情况还好一点,粮食部也好一些,你们注意呀。你们管多了,你们负责任。出了乱子我们找你嘛。(先念:银行夏××来了没有?你们斗胡立教不斗胡景云是什么道理?你们以为我讲的话都是没有根据的……)你要接管业务,管错了,我们再来找你们,我们心里不安嘛。我还是说,如果这样子,我们就犯罪,对不住人民,对不住党,对不住毛主席,党和主席这样信任我,叫我各方面的事情都要过问过问,我能看到不说吗? 
财政部这样一个特殊的例子就教育了大家,也教育了财政部同志本身。你们要好好地检查。党组的工作还得恢复。告诉你们,还是吴波,还是先念,他兼财政部长嘛,党委托他管财政大权哪!上一次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开会的时候,先念同志提出来过不兼财政部长,几个同志都打算不兼了。主席说不行,一律得兼。这是对这些同志信任嘛。不能认为好象所有的副总理都不可信任了,能这么看吗?财政部党组得恢复。(先念:商业部党组得恢复。)你们对业务还只能监督。如果你们守这条线,那么首先你们自己整风,你们部内的造反派好好地自己整风,你们解决你们自己内部的问题。杜向光、葛复村,杜向光财政部工作不能做了。葛复村嘛,也还不忙于让他参加你们造反派的领导,因为领导干部嘛,要我们给你们来排下队,站出来嘛。所以我们明天还找葛复村来的,我们的秘书根本不认识你们任何人,所以分辨不出来,进来以后才知道。你们这样做就等于欺骗党嘛,我们对你们说的话,句句是真的呀!如果说错了,我承认错误。但是不能骗你们吗,希望你们──你们也来了不少人、接近二十个人,你们好好回去整一下风,痛切地开个会检查检查。 
同样的情形在别的部也一样。超过了监督业务,变成了领导业务,那不行。领导业务的还要退出来,现在只能监督业务。每个部党组都要恢复。商业部党组取消了,不行,还是姚依林。姚依林他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他已经检查多次了,身体也几乎倒下来,所以我们要把他保护下来,你们的“通缉令”得取消,你再这样继续通缉,你就是向党来通缉。我下的命令保护他,你就是对我下通缉令嘛。罕见了!你们简直超过分际了!给你们这样大权,你们还要这样做,你要走到反面吗?商业部的包含两部分,有商业部的造反派,有商学院的造反派,还有财金学院八·八队也参加了几个人,是不是?(敖:没有,只有几个人去那里……)没有吗?也算啊。你们要好好在一起检查检查,这样子要走到反面的! 
无所谓恢复党组,本来党组我们就没有取消。你们不能推翻党组,取消也是另外一回事情。各部我们都没有放松这样的口,工交系统他们那种做法我们没有承认的,我还要一个一个来管的。现在工交系统非常乱,我开了三次会,想先把情况稳定下来。有些部就不能稳定,铁道部搞得一塌糊涂,不断地打,我开了十次左右的会不能解决,铁道工人多次要求我们实行军管,但是我们还想等一等,如果再继续下去,那就无法避免了,就是各个联络站去那里闹,这样就要走到它的反面。商业部也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其他部门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应该考虑。总之,党组或者是党委,一定要行使职权。你们只能是监督,不能够领导,不能超过监督的范围,责任还是部长、司长负。他们如果有错误,你们检举出来,确实错误,如果我们一定要纠正,要作负责的答复,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现在革命权还在你们手,运动你们可以领导嘛。至于怎么进行三结合,底下再说。总之是党组(或者叫党委)要恢复,监督业务不能超过分际。 
再,各部门的造反派要夺取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和监督业务,应当主要由他本身的造反派为主。比如说,商业部就是以商业部造反派为主,外贸部以外部造反派为主,粮食部以粮食部造反派为主,银行以银行造反派为主。至于有关的学校是否参加?根据情况以本部门的造反派为主,有些部不能让外边的来参加。比如公安部肯定是不能让外边的人参加的。我们曾经一度允许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去夺北京市公安局的权,允许他们试验一下,结果效果不好,他们自己也承认。因为他就那么几百人,不可能管那一万多人。怎么办呢?只好包下来,长字号的、高级的都靠边站,不要了,就靠下面的人,下面人出什么主意,他们只好照办。结果闯了一些乱子,这也不是由主观愿望决定的,他们还不想搞好?没经验哪!下面的人有的给他出坏主意,也有出好主意的,两者都有。好的主意当然好罗,坏主意呢?本来都希望他们能够把公安局本身造反派的火点起来,把彭、罗时代的那些黑手检举出来,把北京市公安局来一个彻底革命。寄了这样的希望,但是后来证明,这样的试验失败了,不得不实行接管,我们把失败的经验告诉你们,希望你们在内部好好检讨。谢富治副总理是全心全意地注意帮助他们支持他们的,不行,内部造不起反来,因为外部代替了内部。外部进去一掌权,内部的造反派造不起来了,结果把全部包下来了,不分青红皂白,都包下来了。结果不行了,只好实行军管。现在大家都赞成军管。你们不是也赞成的吗?天津公安局比这还要严重,天津是内部的坏人造反派、反动的造反派造革命派的反的,一小撮人在那个地方夺取了公安部门的大权。天津比北京秩序更差,岗楼上没有人了,交通岗都没有了,这样十几天,人民真是好哪!没有办法,也只好派军队接管。天津人民真是欢腾已级。天津公安局的假造反派也还挂个名字叫做政法公社,鱼目混珠。所以你们要防止啊。你们一旦有名了,人家到处想沾你们的光呢!你这个“八·八”队事情管多了,你就要防止本身的尾巴不掉罗。北航是北京革命派有威信的嘛,很多地方就利用北航的名字,实际上不是北航,盛名之下,其实难符,不要骄傲。一旦出了名,就很得小心翼翼。北京出名的北航“红旗”、地质“东方红”、清华“井冈山”、北大,你们财金学院的“八·八”,都会要裁跤。所以我看到一个规律,就是发展处于政治优势的时候,保守派分崩离析,觉到自己落后了,要开门整风,甚至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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