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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华野外线兵团包括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第十纵队和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一九四八年三月，华野奉中央命令，将所属野战部队编组为四个兵团，即以外线兵团的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组成第一兵团（亦称粟裕兵团），粟裕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飞任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第三、第八和第十纵队组成第三兵团（亦称陈唐兵团），陈士架兼司令员，唐亮兼政治委员；以内线兵团的第七、第九和第十三纵队组成第二兵团（亦称山东兵团），许世友任司令员，谭震林兼政治委员；第二纵队及华中第十一和第十二纵队组成第四兵团（亦称苏北兵团），韦国清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治委员。
集中兵力，大战中原
一九四七年六月底和七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即后来的中原野战军）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后，我军在全国各战场逐步展开战赂进攻。到一九四七年底，解放战争的整个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中国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已失去主动，“全面进攻”、“重点进攻”和“全面防御”均遭失败，而我军则在全国各战场进一步对敌人展开了进攻。
在这期间，在南线的中原战场，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到大别山地区，初步站稳了脚跟；太岳兵团在豫西和豫陕边境辗转破敌，开辟了豫陕鄂边区；华东野战军举行外线出击，挺进到豫皖苏地区。三路大军犹如三把钢刀插入敌人的腹部，乘胜完成战略展开，相互策应，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了大量敌人，打败了敌人三十三个旅对大别山区的全面围攻，击破了敌人在中原战场的全面防御体系，调动和吸引了国民党南线兵力一百六十个旅中约九十个旅在自己的周围。这些行动，对于迫使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陷入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蒋介石为了改变其战略上的被动地位，一九四八年初，采取了尽可能坚守东北，力争华北，集中力量加强中原防御的战略部署，改“全面防御”为“分区防御”。当时，在中原战场，国民党军队仍占有一定的优势，计有二十四个整编师，共七十九个旅，除以相当兵力配属给各绥靖区（国民党在中原地区划分了八个绥靖区），担任重要点线的防御外，还能集中较大的机动兵力，在各要点之间往返驰援，并对我进行战役性进攻。其战略部署的重点仍放在大别山区，企图不让我军在此建立根据地；同时，加强其长江防线，防止我军南渡长江或西进，以确保南京和武汉的安全。大别山区横跨鄂豫皖三省，南濒长江，北有淮河，东临巢湖、合肥水网地带，西为平汉路，战略地位很重要，但不便于大兵团作战。在这个地区活动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因长期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连续行军作战，处境相当困难。华东野战军及太岳兵团向外线出击后，同敌人形成拉锯状态，处境也较困难。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军应当采取何种战略行动来改变中原战局，继续发展战略进攻呢？这是当时战略指导上急待解决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给我发来电示，主要内容是：为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吸引敌人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确定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的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这三个纵队随即组成第一兵团），由我率领渡长江南进，在南方数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计划在湖北的宜昌至监利之间的几个地段渡江进入湘西，或从洪湖、沔阳（今沔城）地区渡江进入鄂南，先在湖南和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沿途兜圈子，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边，使敌人防不胜防，完全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渡江时间，可在二月，或五月，或秋季。中央并要我“熟筹见复”。
我看了这个指示，立即意识到，中央军委采取这一重大的战略决策，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以配合正面战场，主要是配合中原战场我军作战，发展战略进攻。这一战略行动能否达到预期目的，不仅对中原战场和华东战场，而且对解放战争的全局都会有重大影响。为了更好地执行中央军委赋予的这一新的战略任务，经中央军委批准，我们带领三个纵队北渡黄河，于三月十六日全部到达濮阳地区休整。在此期间，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我们一方面抓紧整训部队，厉兵秣马，同时以多种手段对敌人进行侦察，向长江沿岸地区派出先遣小分队，积极作渡江的准备工作。一方面集中精力，进一步分析当时敌我双方的情况，认真研究如何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主要是权衡分兵渡江作战有利，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有利。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思考，我对这个问题逐步形成了一线看法。
我觉得，从全局来看，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企图各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我军势必还要同国民党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从当时的情况看，要打大歼灭战，从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在山东战场，由于敌人坚固设防地域较多，我作战地区比较狭窄，暂时也难以打大的歼灭战。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我军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这是因为：第一，中原地区广阔，有三条铁路干线和一些大中成熟，敌人都需要防守，包袱背德很多很重。敌人虽然在这个地区集结了重兵，但需要较多的兵力担负防守任务，因而机动兵力就相对地少了。如果我军在这一地区积极行动，必能调动敌人，为我军歼敌于运动之中创造战机。第二，中原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固然便于敌人互相支援，但也有利于我军实施广泛的机动作战，尤其是在铁路和公路被我破坏的情况下，敌人重装备的机动将受到很大限制。我军则可以充分发挥徒步行军能力强的长处，迅速集中兵力，从四面八方分进合击敌人，实现战役上的速战速决。第三，中原黄淮地区虽属外线，但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及时得到大批人力物力的支援，特别是可以较好地保障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同时，我军挺进外线作战已有数月，已经渡过最困难的时期，并已逐渐适应和掌握了外线作战的规律。第四，经过我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后的艰苦斗争，新解放区党的工作和政权工作已有初步基础，军民关系逐渐密切，已有一定的支援战争的力量。所有这些，都是我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
至于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到敌人战略后方进行宽大机动作战，这无疑会给敌人以相当的震惊、成胁和牵制。但是，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不利因素。
第一，我三个纵队，加上地方干部，约近十万人，渡江后要在敌占区转战数省，行程几千里甚至上万里，敌人必然会利用其大后方的各种有利条件，对我军实施围追堵截。而我军则远离解放区，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作战，兵员的补充，粮弹和其它物资的供应，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都将遇到很大的困难。渡江后，将不得不在沿途的湘西（或鄂南）、湘南、湘赣边、赣南和赣东北等地区，依次留下一些部队，建立小的游击区，以收容伤病员和处理多余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不仅无力攻占大中城市，即使出现有利战机和可能打胜的仗，有时也不敢下决心打。对此，我是有过亲身体验的。一九三四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向敌人统治区挺进，行程二千五百多公里，沿途还有几个小的游击区，但由于长途跋涉，一路上要同敌人的围追堵截作斗争，战斗十分频繁，加以兵员补充、物资供应尤其是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非常困难，部队到达皖南时巳减员二分之一。这次从中原出发向闽浙赣边挺进，虽然形势与当年大不相同，但要转战数省，路程比抗日先遣队走的远一倍，估计减员也不会少于二分之一。剩下的部队就难以对敌人形成大的威胁。
第二，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后，可以调动江北部分敌军回防江南，但估计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上的四个主力军（师）。整编第五军（注）和整编第十一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是半机械化部队，又是敌军在中原战场上的骨干，敌人是不会把它们调到江南跟我们打游击的。桂系的第七军（相当整编师）和整编第四十八师，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蒋介石担心纵虎归山，当时也不会把它们调到江南。如果我军不能把敌人在中原战场的这几个主力军（师）调到江南，就达不到顶期的行动目的。此外，我渡江南进的部队将再次面临一次大的思想转弯。这几个部队从苏中北撤到山东和由内线转到外线，有过两次大的思想转弯，都是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作战胜利的鼓舞才逐渐解决的。如渡江南进，思想转弯也势必需要一个过程。由于存在这些不利因素，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估计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
注：敌整编第五军的番号在我解放战争时期曾几经变动。解放战争开始时称第五军，辖三个师（第四十五、第九十六和第二○○师），每师辖三个团；一九四七年改称整编第五师，原各师改称旅，每旅辖三个团；一九四八年春又以整编第五师为基础扩编成整编第五军，下辖整编第五师（辖第四十五旅和第二○○旅）和整编第七十师（辖第九十六旅和第一三九旅），军长为邱清泉。在豫东战役中，整编第七十五师和第八十三师，先后归该军指挥过，故亦称邱清泉兵团。
再从战略角度来看兵力的运用问题。要在广阔的中原战场打大规模的歼灭战，我必须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