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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学；现象学本体论；对象化；情感；诗和思；语言
一
什么是文学？对这个问题，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回答。例如说，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这是认识论的和社会学的回答；又如，文学是“力比多”的升华，或者是“集体无意识”的表达，这是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回答；再如，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是政治学的回答，如此等等。这些回答分别把文学隶属于认识论、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等，但却把文学本身的本质忽视了。这就好比说，什么是茶杯？有人说茶杯是一个固体，有人说茶杯是一堆分子原子，有人说茶杯是人工制品，有人说茶杯是中空的玻璃器皿等等。这些都没错，但都没有说出茶杯本身的本质定义：茶杯是喝茶的用具。长期以来，我们对文学的本质的争论，就有点像关于茶杯的定义的争论，各种不同的观点之间拼命争斗，互相批判，其实都是做的无用功，把不同层次和不同侧面的命题放到同一个平台上来看待，永远也缠不清楚。正因为问题变得越来越纠缠不清，所以近年来人们厌倦了关于文学本质的讨论，流于“后现代”（其实是“前现代”）的随意和散漫，以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怎么都行”；甚至根本就把这个问题束之高阁，认为这是个“伪问题”。这种时髦倾向实际上反映了论者理论水平的陷落和无能。也许有人认为，文学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理论，文学理论家和文学评论家都应该失业，只剩下文学的创作者和文学作品的欣赏家。这正是中国文学发展到今天的一个现状，作家对于文学批评家根本不屑一顾，只愿意听赞扬吹捧的话，读者就更加没有兴趣关心他们的评论了；文学理论家则成了一个带有嘲讽意味的称号。这种局面的产生，主要归咎于批评家和理论家对于真正切合文艺现实的文学本体论的忽视。
平心而论，以往所流行的那些文学理论确实与文学创作和作品的阅读欣赏的现实离得太远，这也是它们为什么必然走向没落的原因。文学长期以来成为其他非文学事物的附庸，失去了自己的本体论根基。当然，在各种流行的文学理论中，仍然有一种观点至今还没有完全丧失其理论价值，这就是所谓“文学即人学”（Literature is the humanities）。不少学者把希望寄托在用现代各种关于人的哲学（意志哲学、生命哲学、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神秘主义、非理性主义等等）来为文学奠定形而上学的基础，以使文学理论的大厦巍然不倒。然而，这些理论固然用了一些新鲜名词，有时也能以其玄妙莫测打动一些人，但毕竟过于笼统和空洞，顶多能告诉人怎么做人、怎么理解人，却不能告诉人文学是怎么回事。因为所有这些关于人的学问都是不仅适合于文学艺术，而且广泛适合于哲学、宗教、伦理道德等领域的一般理论，而并没有深入到文学艺术本身的内在规律和原理。从逻辑层次上说，这些理论只涉及文学的“属”（“所属”，即高于文学的上位概念），没有涉及文学的“种差”。而对文学本质的把握必须是一个“属加种差”式的把握。换句话说，文学当然是“人学”，然而是“何种”人学？这一点不澄清，我们对文学的把握顶多就只能是如同把茶杯看做是“固体”那样的把握，是一种表面的、不能切中本质的把握。
当前，国内理论界，包括文学理论界在内，盛行的是“反本质主义”的喧嚣。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反本质主义有它一定的道理，在西方，反本质主义就是反传统，就是反对本质现象二分对立的逻辑理性，这种逻辑理性在把握人的全面丰富的本质上恰好暴露出它的单面性和简单化的不足。然而，西方取代传统本质主义的主要是现象学，它用“现象即本质”以及“本质直观”的理论克服了传统本质主义和理性主义割裂现象和本质的先天缺陷，而开辟了探讨事物本质的一条更加切实的道路。现代反本质主义的先锋如哲学人类学、存在主义哲学以及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大师（如舍勒、海德格尔、萨特、梅洛一庞蒂、德里达等等）都是有名的现象学家。而在我国，取代本质主义的则是中国传统的“妙语”和诗化精神，反本质主义在我国已经变味成一种不谈本质甚至取消本质、只讲感悟甚至只炫耀美文的泡沫理论。至于现象学，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即已引进我国，但识者寥寥，至今还基本停留在翻译和介绍的阶段，没有人敢于用它作为方法在哲学领域内作出自己的有成效的开拓， 更不用说在文学理论方面加以应用了。
本人早在1986年就提出，应当从西方引进胡塞尔所创立的现象学方法来探讨美和艺术的本质问题。1989年，我和易中天合作的《走出美学的迷惘》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1999年改名为《黄与蓝的交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修订版），其中，我所撰写的最后一章“实践论美学大纲”，做出了一个把现象学方法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解释美学现象的大胆尝试。我认为，美的本质和艺术的本质是不能不谈的，问题在于怎么谈。以往那种撇开审美感受（美感）而“深入到背后的本质”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而必须直接从美感这种心理现象中（通过“本质直观”）“看”出美和艺术的本质来。从前，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把审美视为对某个客观事物属性的“反映”，这是典型的本质主义的。这种观点（通常称之为“客观派”）认为，人的美感“只是”一种现象，在这种现象后面隐藏有本质，要么是事物的自然属性（“自然派”），要么是事物的社会属性（“社会派”，也包括当时的“实践派”）。这就取消了审美本身的本质，而把审美归结为其他的东西，把美学归结为其他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了。而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实践论美学”（后来更名为“新实践美学”）则不把审美归结为任何别的东西，而是直接分析美感本身的结构。美感本身是有结构的，这个结构不同于任何其他感觉的结构，这就是：美感是一种借助于对象而发生的共鸣的情感。
二
于是，我通过现象学的还原法，在对审美活动的本质直观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美的本体论，它包含三个可以互相归结和互相引出的本质定义：
定义一：审美活动是人借助于人化对象而与别人交流情感的活动，它在其现实性上就是美感；
定义二：人的情感的对象化就是艺术；
定义三：对象化了的情感就是美。
在这个定义系统中，没有引进任何一个不属于审美活动的因素。审美活动的起点是情感，它的终点是“对情感的情感”，即情感共鸣，而它的中介则是情感的“对象化”。所有导致审美活动的外围因素的存在都被“悬置”了，包括自然和社会的“客观属性”。我们当然没有否定这些客观属性，相反，我们在“艺术发生学的哲学原理”一节中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地从人类实践活动、生产劳动中推导出了人类审美现象的产生。但这些原理本身并不能进入到美的本质的定义中，而只是这个定义的发生学基础。美的根源和美的本质是不同的，这一点自从狄德罗开始就已经意识到了，狄德罗写过《关于美的本质及其根源的哲学探讨》一书，一方面把美的根源规定为“美在关系”，另一方面把美的本质规定为“美是关系的感觉”。当然，美是由什么样的“关系”产生的，又是如何产生的，狄德罗并未说清楚；他也没有说明这种“关系的感觉”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们的“新实践美学”则展示了审美活动从原始的生产劳动中自然而然地并且必然地发生、并在阶级社会中异化为独立的上层建筑（纯粹的艺术和审美）的历史过程。但这一过程还只是说明了审美活动的起源，至于审美活动的本质结构，虽然离不开它的起源，但还需要进行独特的结构分析，也就是需要立足于现象学方法对美的本质进行现象学的还原。上述三个定义就是悬置了审美的历史起源之后从审美现象中直接直观到的一个本质结构。之所以要“悬置”，是因为审美的历史发生规律毕竟不等于审美本身的规律，尽管它是解释审美本身的规律之来由的必要的前理解方式，但还不能代替对审美规律的研究。这正如“茶杯是固体”虽然是理解茶杯的本质的一个前提，但毕竟不等于对茶杯的本质定义一样。而审美本身的特殊规律的研究是一个“审美心理学的哲学原理”的课题，这也是我们继“艺术发生学的哲学原理”之后的第二节的标题。
在“审美心理学的哲学原理”这一节中，我对审美活动的心理机制从“现象学’’的层次进行了前人没有作过的分析。我首先在审美意识中揭示了自我意识本身的内在结构，即“自我意识和对象意识的同格结构”，也就是在意识中使对象统一于主体的结构。这种结构与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劳动中分析出来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对象的人化”这一双重活动有关，但其纯粹的形式最初是由纯粹艺术的产生所带来的。在纯粹艺术活动中，与物质生产劳动相比，发生了一种自我超越的“逆转”现象：“作为一种独立的精神生产活动的艺术和审美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