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几点，最根本的是抽掉了自由意志的本源性，用一套外在的现实手段像规定物一样去规定人的〃性〃。康德则明确奠定了自由意志的本源地位，将它抬高到摆脱一切经验现实影响的物自体的位置，并由此建立起上帝的超验世界及其对现实善恶的历史导向作用；不是用外在的手段去禁止自由意志的恶劣倾向（〃存天理灭人欲〃），而是就在恶中锻炼出善来，形成由恶向善的进化：这就第一次公开揭示了西方伦理学的内在本质结构，同时也将中西伦理学的根本差异之点摆在了突出的地位。
三、良知
康德的〃良知〃（注：Gewissen，德文有〃确定的〃之意。）是〃确定的知〃，因而是每个人心中固有的，这一点与孟子和王阳明的良知说类似。但不同的是内容：它不是对某件事情应当怎么做的直接知识，而是〃自己对自己做出裁决的道德判断力〃，是一种纯形式的规则，即：〃切勿冒不义的风险作任何事情〃。良知是自己对自己保持距离，当然更是对一切具体行为保持距离。我们要特别注意康德对良知的否定的表达方式：〃切勿〃做任何〃不义〃的事，而且是〃风险〃，即可能性。之所以要这样，是为了避免对良知作任何具体的经验规定，避免使之成为现实的绝对原则。孟子的良知则完全是经验的列举：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还不够具体，还要比喻〃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都是一些肯定的规定。但可以任意改变、增删、搭配，如说〃忠孝仁义 〃，〃礼义廉耻〃，〃仁义礼智信〃，都差不多的意思。
所以，康德的良知说是消极的，孟子的则是积极的；康德是超验形式的，孟子是经验具体的；康德是内在自省的原则，孟子是实行于外的原则；康德是对自我的超越和警惕，孟子是自我的直接在场，没有对自己〃本心〃的超越和警惕；康德是理性的、孟子是情感的；康德是基督教的谦恭，把决定权留给了上帝，孟子是无神论的自信，凭自己就可以决定善恶（或如王阳明表述的：〃只好恶，就尽了是非〃）。
由此可见，康德的良知只是每个人内心判断的事，很少能在社会上起现实的作用，孟子的良知却是一切礼法刑政的理论根据。王阳明说〃致良知〃的作用是：用来事亲便是孝，用来事兄便是悌，用来事君便是忠。但当家庭发生冲突、国家发生分裂之际，此良知并不能避免干出昧良心的事来，如在〃文革〃中，〃阶级立场〃、〃 路线〃、观点的不同往往导致人们良心的丧失，因为这些具体的原则本身已陷入了自相矛盾。相反，康德的原则由于超越具体情况，反倒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人性的完全泯灭。他举例说，中世纪的异端裁判官能否判人死刑而不违背自己的良知？他认为，在宗教问题上要能判人死刑，需要一个绝对的〃知人心者〃，但任何现实的人类都做不到这一点，只有上帝本人才具有这种能力，也才具有这种权力，而不至于陷入不义。凡人决不能自诩得到了上帝的启示，或自诩自己对启示的解释是绝对正确的。由此可知，人做此事永远有可能是不义的，而夺去人的生命本身则是确实不义的。所以，以宗教信仰（或无论什么别的信仰）为借口夺去一个人的生命是违背良知的，同样，以某种思想、政治观点为借口这样做也是违背良知的。在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主人公虽不是先知先觉的英雄，但他没有背叛自己的良知，被人们称之为〃义士〃。
所以康德的消极意义上的良知反而在现实生活中有普遍的适用性和一贯性，虽然不能促成任何事业，却能避免极端的不人道，也不会因政治观点、思维方式的不同或改变而导致矛盾冲突。但其前提是：人不可能对善恶作出绝对的判断，只能在现有水平上拒绝对绝对善恶作出肯定的判断，但也不是毫无是非，而是寄托于一个超验的上帝。当然，我个人并不相信有什么上帝，但我认为不妨从康德的意义上吸取基督教的谦逊精神，自我反省和自我警惕精神，与自己拉开一点距离，保持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另一种裁决的能力和余地。我们在认识论上反对不可知论，在道德行为上却应当为未知的、可疑的、不可知的事留下一点空间，这才能使我们的道德观念成为动态的、有生命的、不断前进的和〃可持续发展〃的。我们不要用有限的人和事作为绝对的无限的标准，一下子就把问题定死了，没有松动的余地了。从有限现实到无限意义的中介只能是自由意志，只能是永远能动的历史过程，它没有终点。
何谓真正的信仰？
“我们没有真正的信仰，是因为我们没有独立的个体，没有内心独立的精神和需要。”4月26日晚上七点，邓晓芒教授在人文馆报告厅为全校师生诠释了“中国人的信仰缺失”问题，这一精彩讲座为“珞珈之春”科技文化节添上了绚烂的一笔。
什么是真正的信仰？
“真正的信仰，是能够提高人们精神生活和自由水平的”，邓教授如是说，“它不仅仅关注人的温饱问题，更关注的是人的精神问题，而有时候它甚至不考虑温饱，只考虑人们的精神生活。”
他还指出，信仰最初是从宗教产生的，而宗教又分为自然宗教、实用宗教和自由宗教。孔子把迷信、巫术的自然宗教提升到巩固统治的实用宗教，但真正的宗教是有超越性的，它超越物质生活，超越世俗。中国古代人相信“气”、“理”、“天道”，都不是一种真正的信仰，中国传统的儒教也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物质上的，至少是一种物质化了的精神。
邓教授强调，精神上的相通是信仰的关键。
我们从来没有过真正的信仰
“我们为没有信仰悲哀，并不是因为信仰的失落，而是发现了我们从来就没有信仰的真相。”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中国曾经有过辉煌的人文精神，只是如今失落了。邓教授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几千年来中国从来没有过人文精神，只有自然精神。古代的文人、君主虽多有理想，但其理想都很实际，最终要落实到能给百姓带来多少好处，正如张宰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们的理想基点仍然是是世俗生活，没有超越性，也就无所谓真正的信仰。“爱国”、“忠君”这些古代理想的主题，终究只是个地方主义，虽然可敬，却也还是立足于世俗，不具有真正的超越性。
邓教授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真正意义的信仰。
我们为什么没有真正的信仰？
“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只是表象，实质是中国人不具有个体独立的精神。”邓教授用这样一句精辟的话解答了问题。
中国人相信物质甚于精神，即使是精神也是物质化了的精神，如“气”与“天道”。儒教破除了迷信，整体的人是从自然中独立出来了，但个体的人并没有从整体里独立出来。中国人敬仰一种群体精神，一种浩然之气，主张“天人合一”。邓教授指出，信仰的前提是谦虚，中国人的这种“大我”思想也阻止了谦虚。人一旦换化为“大我”、“圣人”，他的意见就是天道，不能反对，不能商榷，圣人的思想是和别人不相通的，而圣人也没有自己的精神生活。
邓教授说，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多半是一种物质关系，即使家人也不上精神相通的。中国人的人际交往，在乎“礼”和“面子”，而这些均是伪精神。个人生活在这样的群体里，相互之间精神又怎么能相通？
西方人认为，当他独立时，他就需要一个上帝了。邓教授认为没有独立的个体是中国人没有真正信仰的根本原因。
我们可能有怎样的信仰？
“对‘真、善、美’这种人性绝对价值的信仰，可能成为中国人自己的追求。”邓教授对中国人信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邓教授认为基督教是一种较为成功的宗教，我们应该吸收那种超越的精神。因为绝对的真、善、美是追求不到的，所以我们可以把它作为超越的目标。在这样一种目标追求之下，人的精神才会相通，才会有真正的信仰。
解析中国文化，邓教授认为对“真、善、美”的追求，将最有可能成为中国人真正的信仰。
邓教授的讲座引得台下掌声不断，观众也对“信仰”一词畅所欲言。历史学院的杨同学认为，信仰是受不同时代，不同文化所影响和决定的，中国文化的土壤会培养炎黄子孙特有的信仰。每个人都应该为毕生信仰而不懈追求。信管院的李同学则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她认为信仰并不是人人都需要的，现代人没有信仰，每天为物质而奔波，照样活得有滋有味，那只是个精神层次问题。
大多数学生还是认为，邓教授的这次讲座，让他们收益匪浅，不仅了解了中国人的信仰问题，更重要的是领悟到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停下脚步来关注我们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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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反思
我今天想跟大家谈的问题，可能是在座的都很关心的问题。这也是当前人们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还出版过专门有关这个问题的杂志《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不管你是从事哪个方面的工作和研究，这个问题你不能不关心。今天我要谈的是对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反思。为什么要反思？这个问题尽管已经谈论了这么久，但是我认为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说到点子上，而且还产生了一些不应有的误解。就是说，中国进步到现代化的历程，从满清倒台、甚至从满清倒台以前戊戌变法的时候起，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