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你们看，忠于你们的苍蝇都离开了你们，冲着我而来。很明显，一旦俄瑞斯忒斯把评判善恶的权力完全交给了自己，他本人就成了上帝。《圣经》中说，上帝不许亚当和夏娃吃辨别善恶的知识之果，是怕他们变得和上帝一样，与上帝平起平坐。俄瑞斯忒斯对民众说的这番话，酷似耶稣基督为人类赎罪的学说。的确，耶稣的“生存之道”，他的事业、他的意义，就在于赎罪，他正因此而配的上作万物的主宰、地上的王。同样，朱庇特也在俄瑞斯忒斯面前惊问：“必然会有一个人来宣告我的末日。难道这个人就是你吗？”唯一不同的是，耶稣基督本人是无罪的，无罪而能赎一切人的罪，这在逻辑上总有某种不通。所以中世纪的神学家们打了一千年的笔墨官司，也没有说清楚上帝究竟该不该对人类的堕落负责。俄瑞斯忒斯却很清楚自己是个罪人，他是以自己的弥天大罪（杀母）来赎取人类的罪恶，实现人间的公平正义，使埃癸斯托斯偿还了血债，使臣民们不再容忍一位篡权者而忍受良心的折磨。
他没有什么可忏悔的。在这里，忏悔意味着怯懦，意味着在人性的根本矛盾面前退缩不前，意味着人世间没有公正、人人都甘当奴隶。然而，西方忏悔意识在萨特及其俄瑞斯忒斯这里并未被完全抛弃。上帝没有了，个人却成了自己的上帝。人不再为外加于自己的罪孽而忏悔，却永远将自己“放逐”在自己的自由之中：自由就是自己永远待赎的罪孽。人不再低头向一个超凡的神祈祷，但却注定陷在悔无可悔的汪洋之中，而将自己的忏悔作无限的推延。他为人类树立了拒绝忏悔的楷模，却将人类遗留在悔罪的黑夜，因为归根到底，他所赎的毕竟是人类的罪孽——正如耶稣基督所做的。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以后，西方的确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出现了一系列个人主义的哲学家和文学家、艺术家，他们几乎具有（或自认为具有）从前被人们加之于上帝的一切特征：他们实现着真正的“道成肉身”，他们完成了信上帝者与上帝在自己身上的合一，他们不再以安静地等待、受苦和默祷的方式，而是以“无中生有”的创世纪的方式、以“奇迹”的方式、以自由放纵自己天才和情欲的方式来忏悔。他们自由地忏悔，而他们的一切自由任性都带上了忏悔的性质、赎罪26的性质、殉道的性质。毛姆笔下的斯特里克兰德（即高更）便是如此。这位艺术天才四十岁上忽然放弃报酬优厚的职业和美满和睦的家庭，投身于孤独的、没人理解的艺术生涯。他从事艺术不是为了别人，而仅仅是为了发泄自己那旺盛的情欲和精力；他不遵守一切世俗的道德规范，任意给周围的人和事赋予他所认可的价值，大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气概。他后来隐居塔希提岛土著部落，娶了一个土著人妻子，远离文明社会而埋头构造专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在住处四壁画满了原始、神秘而壮丽的壁画，并在临死前吩咐他唯一最诚的信徒、他那没有文化的妻子，将他的全部作品付之一炬。他自认为是超越人类的，甚至不屑于为人类留下一点他曾经创造过的痕迹。你可以说他是献身于一个新的上帝，即艺术，但这完全是他个人的上帝，即他那原始的本能冲动，他肉体性欲的创造力和生殖力。“艺术”，这就是他本人，而不是别的。与西方人的忏悔意识相比，中国人对于忏悔自己的罪过有种完全不同的理解。要言之，中国人不是把自己的罪过视为自己自由意志的结果，而爱看作与自己的意志和“本心”相违背的结果，并认为人只要按照自己的本心去行动，必然就会有德行。因此这种忏悔从来不涉及本心。西方人把“辨善恶”当作一种高不可攀的能力当作人所不及、只有上帝才具有的最高智慧，亚当和夏娃偷吃了辨善恶的果子则是一种非份的僭越本身是最大的犯罪行为；相反，中国人则把善恶之辨视为人的天生本性，这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最起码的特征。如荀子说的：“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因此，全部问题就在于排除外来的干扰，防止本性的蒙蔽。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之思的“君子慎其独”，都是为了排除一切不由自主的邪念，而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或“率性”的境界。“不欺暗室”，其实质还是不欺“本心”。
由此观之，中国古代严格说来并无真正的、彻底的忏悔意识，只有一种立足于已有本心、防患于未然的内省修养功夫。它从来不是彻底反省自己的整个所作所为并为之承担责任，而总是把罪过推给外来的偶然干扰；如果是个人有什么责任的话，也只是由于“不谨慎”，让外来的尘垢蒙蔽了纯洁本心而已。因此，中国人的忏悔总是建立在自我标榜之上的，正如历代帝王有时下“罪己诏”那样，总是成为一种对自己仁慈本心和无私品格的炫耀，且越是自责得厉害，炫耀的水平就越高。27当然，上述这一套内省的说教在理论上只适合于“君子”和“上智”之人，至于平民百姓或“下愚”，则不能由之“率性”，而只能“教”。可是，当一个时代的绝大多数（即“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包括许多地道的恶棍都自以为是“正人君子”而非下愚时，当人们满心以为一个“满街是圣人”、“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君子国”即将来临、人人必须洗心革面以取得这一天上人间的居住证时，这种为了标榜的忏悔便几乎是出自本能地蔓延开来，并采取了及其鄙俗和丑陋的形式。在“文革”和许多次政治运动中，忏悔成了意志薄弱者苟且偷生的护符，成了运动群众者克服个别阻力、如机器般精确地按计划完成运动任务的最锋利的开山斧。原则虽然“人人皆有一个好本质”（阶级敌人除外），但这并不成为任何人逃避忏悔的借口，反而成了一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告密、诬陷、揭发隐私、触及灵魂、逼供信等等的合法根据，因为这一切都是在帮助你“洗脸洗澡”，都是“为你好”。在这种“人人过关”的压力之下，每个人都不能不加入一场自轻自贱、自我诽谤的竞赛，实际上是一场变态的自我标榜竞赛。这种自我标榜，不能说自己好，只能说自己坏，只有说自己坏，才表明自己的好。因此有人不惜给自己捏造罪名，以博得领导和群众的喝彩。每当一个人的忏悔得到人们的认可，他就会有一种解脱感和自我纯洁感，就有了表忠心、“帮助”别人和义正词严地上台批判的资格，也就是“以实际行动”进一步证明自己痛改前非、恢复到纯洁本心。“文革”以后过了多少年，还有人一听到什么风吹草低，马上向领导交一份“自我检查”，对有权者袒露自己的灵魂。人们把这称之为“心有余悸”，这种说法最好不过地证明，中国人的忏悔大多不是出于道德上的悔罪，而是出于恐惧，出于在无形政治压力面前“预先抵挡一着”的本能。正如《祝福》中的柳妈劝导祥林嫂所说的：“你不如及早抵挡。你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作你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赎了这一世的罪名，免得死了去受苦。”中国人的忏悔实际上只及于自己的“替身”，这本来不过是一个面具，一场表演，但人们自以为这样少就表明自己“态度好”，显出自己本性的“真诚”。正因为“态度”的好或真诚是一个人能被接受为人的根本，有了这一条，天大的罪行都有了可以减免的理由，所以中国人缺乏真正的忏悔。表面的忏悔只是表示自己“态度好”、以便“蒙混过关”的手段。中国人真正注重的是“三思而后行”，至于行过之后，则除了总结一些技术性经验以便再行之外，并不花心思在诸如个人责任、罪过根源和人性拯救这些问题上，倒更喜欢“不咎既往”、文过饰非。这种可悲的遗忘症往往28达到全民性的程度。然而，一个没有忏悔、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没有自我意识、没有时间性、没有历史的民族。过去失误的根源支配着这个民族的未来，永远是一些同样的失误，永远是一些同样的“新的”幻想。巴金老人在《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谈到，在“文革”时期的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我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于是我下了决心：不再说假话！然后又是：要说真话！”巴老对自己解放以来所做的种种违心地整人的事件做了深深的忏悔，并指出：“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我们自己‘吃’那一套封建货色”；他大声疾呼，要建立揭露“文革”博物馆，要永远记住“文革”的惨痛教训，并以此来教育子孙后代。无疑，在当代文化人中，巴老是最具忏悔意识的少数人之一了他那用全部生命的力量呼喊出来的肺腑之言，读之下泪，闻之惊心。可惜全国各地有无数歌功颂德的博物馆，就是无法建立一个揭露“文革”丑恶的博物馆。
然而，如果我们冷静地将这种忏悔和西方的忏悔精神比较一下，仍然可以看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格调。西方忏悔精神的前提或结论是：人都有可能犯罪，例如俄狄乌斯的命运就有可能落到任何一个不管他多么真诚的人身上，巴老的忏悔的前提或最后结论确是：一个人只要真诚，只要及时地“下决心”“不说假话”、“不吃那一套货色”，本来都可以不犯罪。俄狄乌斯忏悔的是自己的自由意志成了犯罪行为，巴老忏悔的是自己“违心地”干出了卑劣的行为。俄狄乌斯忏悔自己“干了什么”，巴老则忏悔自己本应当干而“没干什么”。俄狄乌斯的忏悔代表作整个人类本性，巴老的忏悔却只代表他自己或特定“我们”的一时不坚定、不诚实、不纯洁的意念，他不是对自由意志的忏悔，而是对自己没有行驶自由意志的忏悔。这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