獯剩�'掏出心来！'昨天，我给大家介绍了巴金，但那只是解放后的巴金。对于巴金的生平，他自己曾写过一篇文章，回忆自己文学生涯，这篇文章后来作为《巴金六十年文选》的序言。我给大家读一读。〃
下面是巴金的这篇文章――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
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黑影。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
就是在这种气氛、这种心情中我听着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 ）报告时刻的沉重的钟声，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这是看小说看多了的好处，不然我连类似小说的场面也写不出），让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这以后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第二年我的处女作完成了，八月里我从法国一座小城沙多…吉里把它寄回中国，给一个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见，我打算设法自己印出来，给我的大哥看（当时印费不贵，我准备翻译一本小说卖给书店，拿到稿费来印这本书。）。等到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诉我，我的小说将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小说月报》是当时的一种权威杂志，它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
我的第一本小说在一九二九年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四期，单行本同年九月出版。我把它献给我的大哥，在正文前还印了献词，我大哥见到了它。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产自杀，我就删去了〃献词〃。我还为我的大哥写了另一本小说，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写的《家》，可是小说刚刚在上海一家日报（《时报》）上连载，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杀的电报，我的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但是通过这小说，许多人了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家庭怎样摧毁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骚、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
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获。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
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学得很不好）。我想用这支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罪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当作〃大文霸〃和〃黑老K〃关进了〃牛棚〃，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给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和发表任何文章的自由。
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是〃罪人〃，我的书是〃毒草〃，甘心认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准备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还跟大家一起祝过林彪和江青〃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传达室里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写了那些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样听话，诚心诚意地，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照他们的训话做。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虚，感到幻灭。这个时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肖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这样〃自行消亡〃。我的头脑又渐渐冷静下来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以后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够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观察那些发言的人。我渐渐地清醒了，我能够独立思考了，我也学会了斗争的艺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
我拿起了笔，我兴奋，我愉快，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写，我要多写。可是留给我的只有几年的时间，我今年已七十六岁。八十岁以前的岁月我必须抓紧，不能让它白白浪费。我制订了五年的计划，我要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创作回忆录》，五本《随想录》，翻译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十三本中间的两本已经出版了，其中一本就是赫尔岑《回忆录》的第一册，我还要为其余的十一本书奋斗，我还要避免各种干扰为争取写作时间奋斗。有人把我当作〃社会名流〃，给我安排了各种社会活动；有人把我当作等待〃抢救〃的材料，找我谈话作记录。我却只愿意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写什么呢？我写小说，不一定写真实。但是我要给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经历作一个总结。那难忘的十年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过这样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给卷了进去，都经受了考验，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笑，实在愚蠢。但当时我却不是这样看法。我常常这样想：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认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么说不定有一天运动一来，我又会变成另一个人，把残忍、野蛮、愚蠢、荒唐看成庄严、正确；以〃无知〃作为改造的目标。这笔心灵上的欠债是赖不掉的。我要写两部长篇，一方面偿还欠债，另一方面结束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
……
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四人帮〃的爪牙称我的〃文集〃为〃十四卷邪书〃。但是我在那些〃邪书〃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颂高尚的情操。说崇高也许近于夸大，但至少总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单是靠吃饭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一九四四年，我在《憩园》中又一次表达了读者对作家的期望：〃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
一九三五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我曾经说过：〃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我因为这一段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倒是作过多次的妥协，即使不是有意的妥协。《家》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我如实地描写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个〃我说了算〃的专制家长和一个逆来顺受的孝顺子弟，还有一些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损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我的长辈们，还有那些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还有受苦、受压迫的〃奴隶〃们。我写这小说，仿佛挖开了我们家的坟墓，我读这小说，仍然受到爱与憎烈火的煎熬。我又看到了年轻时代的我，多么幼稚！多么单纯！但是我记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我明白青春是美丽的，我不愿意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牺牲品。我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了〃我控诉〃。我写完了《家》和它的续篇《春》和《秋》，我才完全摆脱了过去黑暗时代的阴影。今天，在我们新中国像高家那样的封建家庭早已绝迹。但是，封建主义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高老太爷的鬼魂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