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关系。而在这个山谷中即将爆发的瘟疫，根据我的推测，可能是在欧洲让人闻之『色』变的黑死病。
土拨鼠疫与黑死病
离开谷地之后，“大夫”证实我的推测没错。他说，“必死地”的典型病征是：高烧不退、全身颤抖、腋下腺和鼠蹊腺肿大，导致心神不宁、撕裂般的疼痛、头昏眼花。病人走起路来东摇西晃，失去平衡，宛如中酒。“大夫”说的这些病征，跟14世纪流行在欧洲的黑死病，有几分相似。那时的瘟疫大流行，足足让两千五百万的欧洲人蒙主宠召。大家都认为，当时在欧洲流行的黑死病病源，是船上带原的老鼠。欧洲第一起于史有征的黑死病病例，出现在公元1347年，当时蒙古帝国已经分崩离析了，其中一个旁支，由钦察（kipchak）大汗率领。他的军队正在围攻黑海的重要港口——卡法（kaffa），部队中传出了黑死病流行的消息。而这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生物战。大汗于是发动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生物战，他用抛石机把死于黑死病的尸体抛进城内，卡法城内因此瘟疫盛行，城市不攻自破。稍后，前往卡法贸易的热那亚商船，又把病菌带回欧洲，正式开启了欧洲的黑死病时代。
黑死病竟然还残存在这个没有港口、与外界隔离的世界内陆心脏地带，这个消息着实非同小可。这也让我怀疑，造成欧洲人口锐减的黑死病，究竟是来自船上的老鼠，还是有别的传染途径？法国的历史学家傅华萨（jean froissart）估计，欧洲当时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死于黑死病。有的村落甚至有四分之三的村民，都没能熬过这场浩劫。欧洲到16世纪，人口才恢复到原先的水平。
“大夫”解释，瘟疫爆发的时间多半在夏季7月底到8月初之间，秋天之后，传染的力道会明显趋缓。当地的牧民管这种流行病叫“土拨鼠疫”，看来他们也知道这种病和病死的土拨鼠有一定的关联。他们很清楚这种疾病的利害：一个夏天会带走十分之一的牧民的『性』命，整家人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去了。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区域都会爆发瘟疫，而且绝无预警。所以蒙古人发展出一套传统，在厉疫盛行的季节里，见到孤零零的蒙古包，绝不下马，一定在远远的地方就把马勒住，然后大叫：“拴好狗！拴好狗！”如果蒙古包里有人出来答应，就表示没有问题，可以进去歇息。如果叫了半天，没有人出来，那么里面的人可能已经罹患瘟疫，病得没法起身了；这时，绝对不能耽搁，兜转马头赶快跑，免得呼吸到污染的空气而染上恶疾。蒙古包里的人知道自己感染瘟疫，也有责任盖住蒙古包上的通风口，再把控制通风盖的绳索挂在门边，外人一看，就知道这个蒙古包没能逃过一劫，不可接近。
我们又在这个区域晃『荡』了两天，距离中蒙边界，大概只有五英里不到。我们的行动要格外小心，因为这里已经是管制区，不过我希望能在这里找到第六大队。第六大队不是军队的编制，而是苏木在夏天派出放牧的工作大队。据说，第六大队夏天喜欢在中蒙边界扎营，“大夫”听说，这个大队里面有个还在活动的萨满巫师，但这纯属谣言。我们好不容易找着这个大队，却发现大队里面只是些寻常的哈萨克牧人，在贫瘠、强风凛冽的阿尔泰山高原，替公社照顾公有牲口而已。他们的牧场里有道脏兮兮的冰河，依附在中蒙边界的高山山脊上。
哈萨克帐棚里的东西，都是游牧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简简单单的木架，看来只是应急之用，上面放着正在晾干的『奶』酪，旁边放着两根圆木，等着劈成柴火。他们主要的燃料还是牛马粪，用块防水布盖着，慢慢阴干；几张羊皮挂在竿子上，也是等血水退去，再来看怎么用。这里遍地都是各式各样的牲口粪便，单单从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中，就可以看出许多道理：一坨坨比较大的，是牦牛和海那格的粪便，中等分量的是羊排出来的，再小一点、一颗颗的就是山羊的粪便了。仔细一看，里面还找得着鸟类生活的痕迹：鸥（gulls）、燕鸥（terns）、鸬鹚（cormorants）沿着河道飞越数万英里，终于抵达了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阿尔泰山山系，这里是它们旅途的终点。
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在乌兰巴托有派驻人员，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监视流行病的动态。第二个星期，我、保罗和“大夫”结束了阿尔泰山的调查工作，回到蒙古共和国的首都，第一件事情就是跟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联络，向他们汇报瘟疫在蒙古散布的情形。从国际的角度来看，黑死病这种瘟疫是被列为最恐怖、最致命的恶疾，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世界卫生组织的派驻单位应该立刻把蒙古的病情往上呈报。谁知道他们闪闪躲躲，问不出半句实话，也不敢发表任何评论，一味推托，只说我应该去向蒙古的公共卫生部报告我的发现。
这次又是“大夫”帮上了忙。蒙古『政府』正在进行改组，致力改革，新上任的公共卫生部长先前是个医生，偏巧就是他的朋友。我们到了公共卫生部，想跟部长约个拜会时间，正巧见到他从走道的另外一头急匆匆地走过来，我们就直接向他说明来意。部长虽是个大忙人，但是很爽快地答应我们，马上就抽出时间，跟我们讨论蒙古瘟疫流行的现状。
奈马达瓦博士是新一代的蒙古行政官员，博学多闻、精明干练、坚定果决又诚恳实在，还有些苦中作乐的幽默感。“如果你一年前问我蒙古瘟疫的事情，”他用极为流利的英文跟我说，“我一定得跟你说，瘟疫在咱们蒙古早就绝迹了。社会主义在我们这个国家实行了几十年，连这点流行病都治不了？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以前提到瘟疫，我们都说瘟疫已经根除了。现在改革开放，讲究实事求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单就这件事情来说，我们就很需要你们西方的协助。没错，在我们蒙古是有瘟疫，也还是地方『性』的流行病。我们认为从苏联引进的活体疫苗（live vacomines）不像宣传的那么有用，据说，你们西方现在有一种死体疫苗，效果比活体疫苗要好很多。在高危险或是传出有瘟疫爆发的地区，最好能立刻给当地人民接种疫苗。只是在夏天，牧民扎的蒙古包遍布草原，急切之间，根本就找不到他们替他们接种疫苗。我让你看看这问题有多严重。”
他的助理把瘟疫档案搬了过来。第一份文件是一张蒙古地图，上面标示着有疫情汇报的地区，以及动物和人类的瘟疫通报。浅绿『色』的『色』块是有动物罹患瘟疫的疫区，深绿『色』的『色』块则是有人类死亡病例的区域。浅绿『色』的『色』块纠结呈一条带状，深『色』的绿点，也是密密麻麻散布在辽阔的蒙古高原，看起来格外僵硬阴沉。部长透『露』，蒙古百分之六十的土地，都是天然的瘟疫细菌保存场。他说，蒙古其实还是这世上的主要疫区。
部长一肚子有关瘟疫的学问，说出来吓了我们一大跳。“必死地”在国际间被公认为最危险的传染病，人类得了这种病之后，死亡率极高，所以一旦传出疫情，就一定要隔离，如同霍『乱』、黄热病一样。瘟疫一旦爆发，蒙古这块土地几乎没有抗拒的能力，因此中央特别在乌兰巴托设立了传染病管制局（institute for contagious diseases），极力控制“必死地”的扩散，同时，在每个爱马克都有办公室，专门监督需要隔离的疫疾，一有病例，立刻呈报。
部长无奈地承认，在蒙古，完全没有方法杜绝瘟疫，因为病毒宿主是无所不在的草原啮齿动物。除了土拨鼠、草原犬鼠（steppe dogs）、田鼠、家鼠之外，就连仓鼠（hamsters）和沙鼠（gerbils）都在散布病毒的行列当中。这些老鼠住在地洞里，有冬眠的习惯。俄国探险家普热杰瓦斯基就发现，草原底下的地洞密密麻麻，瘟疫从这个地洞传到那个地洞，一路散播过去。公共卫生部所能做的，就是在每年春天瘟疫即将爆发之前，派出田野工作人员，在前一年传出瘟疫病例的地方设下陷阱，捕捉啮齿动物，检查它们身上是否带有病原。万一发现有瘟疫的症状，就要立刻呈报，并发出禁止猎杀土拨鼠的命令。可是这个国家的幅员实在太过辽阔，到处都是瘟疫的带原体，这种做法，任谁也知道只是杯水车薪罢了。地方的疫情可能根本隐瞒不报，牧民散布在广大的草原里，也没法及时知道『政府』已经发出疫情警报。为了警告都市居民瘟疫的危险『性』，『政府』制作了电视连续短剧，用病鼠的照片警告居民要留心，但是许多牧民根本没有电视。
谈鼠『色』变
部长还举了个例子，告诉我们一旦瘟疫爆发会有多可怕。就在这个月初，一个小孩子养的狗抓到一只土拨鼠，小朋友把这只土拨鼠拿回家去玩。他们的蒙古包扎在一个挺荒凉的地方，总共只有三个蒙古包聚在一起。小朋友的家人把这只土拨鼠留了下来，为的是剥它的皮。一个星期之后，这家人开始发高烧、头疼。但他们并没有把疫情向上级回报，因为当时还不是猎杀土拨鼠的季节，他们害怕如果实话实说会惹上麻烦。结果，疫情很快就散播到另外两个蒙古包，十一个人里面，死了五个。“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瘟疫有多可怕，散布得有多快！”部长说，“发作的过程很典型——潜伏期大约是七八天，然后就是发高烧，接下来就是死亡。如果在头两三天没有打抗生素（antibiotics）和磺胺基（sulfa）类『药』物，一定回天乏术。”
最近一次瘟疫爆发的时间是在1910年到1911年之间，那次的大流行被称为“满洲里瘟疫”（manchuria plague），甚至波及到华北。根据记录，总共死了六万人，当时的通讯很不发达，也没有准确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