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让我感到受辱的是在派出所的传讯室里，两个办案民警问的都是一些什么鬼内容啊！他们问我与张老头有几次了？张老头的那东西是否还坚挺？是否还能射精？是否插入进去了？插进去了多少厘米还是多少毫米？又问我是否是自愿的？又问我当时的感受如何？痛不痛？有没出血？在这以前我已经很少哭了，可那天在派出所的传讯室里我却哭得一塌糊涂，我使劲地摇着头，什么也不说。办案民警就叫我不要怕，说他们一定能找到足够的证据，将这个万恶的老头送上断头台！我突然擦了眼泪叫道：我与他是自愿的！你们少管！！两个民警就看怪物似的看了我半天，然后邪邪地笑起来，说：你这是在卖淫，知不知道？！我说：卖你妈的淫！一个民警冲上前要揍我，另一个民警忙扯住了他，说：这样的坏妖精，让他父亲来收拾她！我就说：你们敢让我父亲知道，等出去后我就叫几个人砍死你们这些心理阴暗的家伙！他们望着我，仰头大笑起来。下午我父亲就来了。
记者王小麻在文章的后面发出这样的追问：当这些幼小的苗儿被摘掉了正芽，会不会旁生出无数条邪恶的枝丫？她们阴暗的心灵会不会在长大后，演化出社会不可容忍的罪恶？
我不懂他的狗屁追问是什么意思，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我感到我的正芽就是被他和那些办案民警摘掉的。我在书中看到过这样的故事，八十岁的歌德与一个十八的少女不有一段扯不清的感情，书上说歌德那是浪漫。现在我与六十九岁的张老头玩玩就成邪恶了。我不知这是什么逻辑？张老头其实并没有使我失去尊严，让我失去尊严的是我父亲、记者和办案民警，包括那个拍王泽荫肩膀的老所长。那个该死的所长对王泽荫表现出的那份同情，真让我羞愧难当，好像我是王泽荫家千年出的第一个祸精。哈，想起来真是又可气又可笑。当然，纵算他们让我偶尔失去尊严，我也不会一辈子破罐子破摔。我有我自己的原则，只是我做事有点出人意料罢了。我一直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不要什么人来说教。有一次王泽荫喝醉了酒，我听他曾对苏芳说：现在还有几个男人不嫖的？就说那些天天喊着精神文明建设的记者，十个也有八个嫖！！但愿他王小麻是另外两个中的一个，要不然他这样指责我们，不如自己早点跳楼好了。
别的女孩与张老头怎样，我不知道。但我与张老头只是玩些游戏罢了。我坚决反对张老头诱奸一说，这词多难听啊。但苏芳显然是信了报上的鬼话，她呆呆地坐在卧房里，不吃不喝整整一天。据说当年她知道王泽荫是法医时，也只有一餐饭没吃。而她后来知道王泽荫嫖娼时，简直就没有一点表示。显然这次我是伤透了她的心。我一直都不知道，我在她心中有这么重的份量。早知这样，我……哎，早知这样，我还是不知要怎么做才好。我想向她解释几句，告诉她情况不像她想像的那么糟，也没有报上报道的那么糟。可她一直不理我。
九、我估计苏芳的死多多少少与我有些关系。但那已是半年前的事了啊，苏芳生了一个星期的气，就恢复正常了。该吃的时候吃，该上班的时候上班，该睡的时候睡。看不出她有想死的迹象啊！哎，也许是我没注意到吧？我只希望苏芳的死与我没有直接的关联，要不然接下来的日子我会活得非常不轻松的。我才十三岁，我不想背着逼死母亲的骂名而活一辈子。
……苏芳走了也好，我知道，苏芳活得一直犹犹豫豫，不够清爽。她老是无缘无故地叹气，好像日子长得过不完似的。现在她终于选择了逃离，也好也罢。要不然她若知道王泽荫后来的事，又不知会痛苦伤心多少天。她的承受能力的确是太差了。身边发生的很多事情对她来说，都是折磨。就这么撒手去了，对她也许反倒是一种福气。
我母亲苏芳死的那一天。王泽荫开始还在家里，后来就不知他跑到哪里去了，他的同事大街小巷，到处找他，不见他半点影子。打他的手机，手机是通的，却没人接。三天过去后，大家怀疑王泽荫也出事了。于是王泽荫和苏芳的领导就与我外公外婆协商：先把苏芳火化安妥后，再找王泽荫。我外婆哭得泪人似的，没有主张，我外公点头同意了。
等把苏芳的事办完后，大家的头脑似乎清醒了。有人提出：既然一时无法找到王泽荫，就先找王泽荫的手机。说不定王泽荫就在他的手机旁。大家就都叫对对对，说先找手机，就算王泽荫不在手机旁，也许也能找到有价值的线索。大家心里都明白，手机在王泽荫身边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手机真在王泽荫旁边，那王泽荫肯定是死尸一具了。
要找手机不难，因为王泽荫并没关机。通过现代电子技术手段，然后磁波定位。最后发现手机就在本市，就在西区，就在马南街四十二号三幢四门一楼。
大批民警在傍晚时分聚集现场，这时微雨从冥冥暮色中悄悄而来，华灯在暮雨中折射着，反射着，倒影着，把整个城市涂上了一层荒涎的色彩，雨使很多色彩变得夸张而又恐怖，色彩不再定型，而是在不停变化，仿佛任何两种色彩彼此都能直接过渡。在流光溢彩的环抱之中，马南街四十二号三幢四门一楼却铁门紧闭，幽冥昏暗。大家敲门喊窗，叫着我父亲的名字，但里面没有任何声音。领头的民警决定把门撬开。两道门只花了三分钟就撬开了，大家冲进屋里，揿亮灯，在桔红色灯光的照耀之下，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我父亲王泽荫就在这个屋里，就在手机的旁边！而且他还活着，他偎缩着靠在墙角里，手机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三天时间人们把他的手机都打爆了，可他就是没接，一直静静地靠在墙角里。也许三天都没吃东西，现在他虽然活着，但与一个死人已经非常接近了。他不能开口讲话，他摇着手，做出一个让别人滚出屋外的手势。然后就有两个民警在他们头头的指示下，将他扶起来，架着走出屋外，进了汽车。
真正让大家震惊的，并不是王泽荫在这套房里，并活着守在他的手机旁！因为在门还没被撬之时，就有民警在窗外喊着王泽荫的名字，也就是说，还是有人认为他与自己的手机在一起。
真正让大家震惊的是这套房子的陈设。房子里到处都是密封的玻璃瓶。客厅中央一个大大的玻璃缸内，装有一个美奂美仑的裸体女尸，而环墙设置的各个小玻璃瓶内，则是女人美丽的头颅、乳房，肚脐、外阴及其他什么。这些东西都用福尔马林泡着。很多年轻的民警受不了这种触目惊心的场景，在架走王泽荫后，纷纷外撤。只有少数一些老民警还能勉强应付，他们仔细察看，结果发现那个美丽的裸女竟然是拼凑而成的。就是说，头颅是一个人的，躯干是一个人的，双乳又是另一个人的。其它四肢臀部什么的，也纷纷来自不同的人。王泽荫居然就将它们拼凑上了，而且浑然天成。凡是看到的人，都说是自己一生中见过的最美的女人体。然后纷纷惊叹我父亲王泽荫的技艺出神入化。
……两年以来，这个城市的系列女尸肢体被盗案终于大白于天下。各级领导本只想简单地报道一下这件事情，给市民一个答复。但记者不让，不管是电视台的、报社的还是杂志社的记者都倾巢而出，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新闻做大做精做细！他们还真是有办法，居然把拼凑女尸的照片都印上报纸了。然后把我家零零碎碎所有的事都一锅端了，内容提示的最后一句都是：以飨观众。至少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全城的人都在谈论女尸，谈论我的父亲王泽荫和我们家庭。那段时间我在大街小巷走着，听到的每一句话几乎都与女尸和我家有关。大家兴奋莫名，像在过一个盛大的节日。我外公外婆哪受得了这种场面？他们匆匆逃离城市，在乡下租套房子隐居起来了。他们本来是想带我同去，但我平静地对他们说：无所谓，我已麻木了。
我去上学，全校的学生都对我指指点点，却又与我保持适度的距离。我故意往人群里走，人群就会被我劈成两半，像潮水一般往外退，然后又在我身后的某处汇合。当然也免不了电视台报道的记者来找我问话，我呢，什么也不说，猛地就发疯般地抢过他们的录相机照相机往地上砸。在他们两台录相机和三台照相机被砸坏后，就再没记者来找我罗嗦了。当然，我砸录相机照相机，朝他们吐口水，骂他们是大便的事情也都一一上了报纸。
无论怎么汹涌的波澜，总有风平浪静的一天。当人们从内心习惯了我父亲王泽荫的事后，兴趣的泡沫就逐一破灭了。我终于过上同以往一样平常的日子。外公外婆也从乡下搬到了城里。我有时去他们那里吃晚饭。更多的时候，我一个人呆在家里，自己做给自己吃。现在这个家属于我一个人的了，我把苏芳和王泽荫的东西统统清理出去了，连他们以前的照片也没留一张。我去找以前交往的伙伴，譬如大宝和刘聪龙他们，但我再也找不到以前的感觉了。我不再与人交往，我开始一个人溜街、逛商场、逛书店，或呆在家里听歌、写作业。偶尔也去泡巴跳舞，与陌生人扭着身子在舞池里有节制地蹦跳几下。我再不去认识人，也不给人留电话号码。现在我是处女，我希望我二十岁的时候仍是处女。这一辈子我大概不会嫁人了，但也不一定，毕竟我说这话还早。就算嫁人，我看我也还是不要生小孩的好，生命就像一个垃圾桶，一出生接受的就是各色各样的垃圾，等臭不可闻的时候，也就寿终正寝了。人死了，垃圾却没随着死亡而消失，而是转给了下一个生命。如果没有出生，我宁可选择永远不出生。但既然出生了，我当然也可找到存活下去的理由。最起码，我要用事实告诉王小麻，他的狗屁担心是多余的。不过也不一定，毕竟每个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