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散，其余已看不出中午的半点影子。苏芳的晚餐没做好，每一道菜都咸得要命，让我和王泽荫吃得直皱眉头，苏芳却夹着菜大把大把地往嘴里送，一点反应也没有。放下筷子，王泽荫端起酒杯，又开始讲故事了。王泽荫这回讲的是种种死亡后的尸变情况。王泽荫说只有服安眠药死的人最好看，很恬静的样子，看起来就像在睡觉，甚至比生前还要美，尸体放一天都不会出现尸斑。王泽荫说十多年来他一共解剖了三十几具安眠药致命的尸体，其中年轻的女尸就有十多具。王泽荫喝一口酒说：解剖这样的尸体真是一种享受啊——！他把尾音拖得好长好长。这回苏芳没呕吐了，她一边夹着菜往嘴里送，一边似听非听的样子，时不时还要瞟一眼王泽荫。
六、苏芳出事了。在手术室里，苏芳差一点把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当尸体解剖了。好在旁边有几个护士看着，飞快夺下了她的刀，才没有酿成大错。但婴儿的小鸡鸡上从此肯定多了一道无法抹去的疤痕。当天医院各部门的头头就开了一个大会，会议的结果是撤销苏芳护士长的职位，从此调离手术室，正式在走廊的接待室里搞登记。这是苏芳做过的旧事，只不过以前是临时，现在是正式的。
苏芳出了事，回到家里却没事一般。她把挎包随手一丢，大大咧咧往沙发上一坐，也不看王泽荫，就说：以前都是我做饭，今天你也给我做餐饭看？王泽荫看了她一眼，站起来走进厨房。我和王泽荫是后来过了好久，才知道那天苏芳出了事。知道后王泽荫也没跟我说什么，只咧开嘴巴笑了一下。
王泽荫的故事就这么一直讲着，我不记得他是讲了一年还是两年。到后来，无论他讲叙怎样腐烂恶臭的尸体，苏芳都不会呕吐了，相反，她还要询问几句相关的细节。看不出是真心询问，还是带有讥讽意味。这期间，王泽荫有N次想“强暴”苏芳，但成功的次数寥寥。苏芳自从把手术刀放了去接待室搞登记后，就像大家闺秀被放逐，成了民间野女，王泽荫要“非礼”她，她就又抓又撕，有一次她甚至还用嘴去咬，把王泽荫的手背咬得鲜血淋漓。当然事后她再一次吐得口若悬河。王泽荫常常满脸满胸脯是伤，却难以取得实质性战果。
苏芳和王泽荫的战事我有的碰上了，有的没碰上。没碰上我也能从王泽荫脸上红丝丝的抓痕中辨识出。如果碰上了，我就会惊叫一声：买嘎头！你们总这样，烦不烦哪？！王泽荫听我这么说，一般会偃旗息鼓，不情愿地从苏芳身上爬起来走开。有时苏芳的乳房被他弄出来了，苏芳就会马上扯点什么把乳房遮住，好像怕我看见似的。我鼻子里哼了两声，已是见怪不怪了。
王泽荫讲故事的兴趣渐渐不那么浓了，以前他几乎每天都讲。现在他非要喝得微微醉了，才讲几句。但往往开头没多久，我就打断了他的话，我说：话说三遍不好听，饭炒三遍不好吃。你讲来讲去，全是重复的。别再讲啦！王泽荫一双红眼盯着我，问：我都讲过啦？我冲着他说：早讲过啦！王泽荫缓缓点点头，埋头续继喝酒。
王泽荫又开始喜欢夜里往外面跑了，他跑我也跑。我和我的同伴在深夜的街头，总一副乐得一塌糊涂的样子。我们有时拾起石子砸路灯，砸中了就傻乐；我们也用玩具手枪顶着一个陌生人的腰，要他举起手来，待他真的举起手了，我们就风一般地旋走，一路傻乐个不停。我们有时也围着一个衣服又脏又烂的街头落魄人，不做什么，就冲着他傻笑不已，让这个落魄人惊惶地望着我们，团团转着。有时我们就一路把店铺里的卷闸门砰砰咚咚地砸得山响，就像谭盾敲编钟似的，把里面的守店人吓得“半夜鸡叫”，我们就笑得东倒西歪。甚至特别无聊的时候，我们还会把胜利广场花盆的摆设图案完全给换过来，这是项比较庞大的工程，但当我们按照自己的设计意图，把花盆重新组合后，一个个就挺有成就感地傻乐！
偶尔我也去跟踪王泽荫，但王泽荫反侦探的能力太强了，我跟不了一段路就会跟丢。我不知道王泽荫为何把自己搞得神秘起来？以前王泽荫夜里出来，一般像散步似的走路，现在他一出门就伸手招的。这也是我跟踪不了他的原因之一。我本来也可招的跟踪，但当我要的士司机盯上前面那辆车时，的士司机就会狐疑地打量我半天，我还必须找个充分的理由，他们才肯照我说的去做，可这时前面的车子往往已溶入万千流灯之中。
当然王泽荫也不是像前两年那样每晚都往外跑，除了工作需要晚上加班外，他每周大概有两个晚上在外面度过。其余的晚上就呆在家里看碟，都是些黄片，也不知他从哪里搞来的？以他的职业大概要得到这些东西并不难。我不往外跑的时候，一般十点半睡觉，但现在王泽荫往往十点就命令我去睡觉。我把卧室的门一关上，他就看黄片。开始我听到客厅里隐隐约约有声声断断的呻吟，还以为是王泽荫和苏芳发出的。我感到很意外，心想苏芳与王泽荫怎么就从对立走上统一了呢？我就把耳朵凑在门背想听仔细，苏芳却突然推门进来，把我骇得心都跳嗓眼了。我嗫嚅道：我以为你们又打架了……苏芳不理睬我，她把自己撂在床上，拖着被子就把身子和头全蒙上了。隔一会儿，她又猛地把被子从头上扯下来，对我说：睡！我说：我睡不着。苏芳说：睡不着也睡！我只好上床。
王泽荫除了看黄片外，偶尔也看恐怖片，苏芳怕听恐怖片的声音，躲在被窝里簌簌发抖；我不怕，我觉得恐怖片的声音特刺激，特过瘾。有时我就从床上爬起来，跑到客厅与王泽荫一块看。王泽荫不让我看，他赶我去睡觉，我就说：要看一起看，要不都不看。你吵得我们睡不着。王泽荫来了脾气，他冷不防就给了我一个耳光，但我早就习惯了他的耳光，我捂着发烫的脸，还是那句话：要看一起看，要不都不看！王泽荫气呼呼的，他把头侧过一边，意思是懒得理我。我停一会儿就在旁边坐下来了。苏芳在卧室里辗转反侧，她把卧室的灯揿亮，还是睡不着。后来她也跑到客厅了，不过不看影碟，而是远远坐在一个角落里织毛衣。
半夜三更，苏芳的尖叫声把我从恶梦中惊醒，我全身是汗，虚弱地喘着气，我问苏芳怎么了，她说她做恶梦了。我不知隔壁的王泽荫是不是也在做恶梦。
恐怖片以美国和日本的片子较好，那些片子能制造出足够的气氛，让你进入角色，然后出奇不意，吓你一大跳。有时它步步紧逼，让你没有退路，只能一步一步坠入恐怖的深渊。你看着看着，就感到心儿悬到嗓眼上了。相对来说，香港的恐怖片就要差些，香港的恐怖片好多拍得血肉淋漓的，不是恐怖，是恶心。但王泽荫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些，不管是什么碟片，他都弄来一大堆。
七、这一阵，市里各家医院陆续发生离奇案宗，各医院太平间的年轻女尸连续被人挖去了乳房，肚脐和外阴，有的连头都砍去了。虽然罪犯只与死人过意不去，但全市的活人那几天都谈案色变。特别是年轻的女人，生怕自己哪天死了，也被人这里挖一块，那里挖一块。市领导要重案大队务必破获此案，重案大队的头头没有它法，只能把他自己和手下的全部喽罗都派到各个医院的太平间守株待兔。但收效甚微。王泽荫也忙起来了，因为每一具被损坏的尸体都需要他去剖解，但这种案子，他又能从中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呢？他把各具尸体摆弄来摆弄去，最后对重案大队的头头说：从下刀的手法看，这应该是一个人所为。而这种判断，不用解剖，重案大队的全体民警早已达成了共识。甚至有多半市民都推测是一个人作案。所以王泽荫说了等于没说。技术科的头头对王泽荫很不满意，可既然他都找不出蛛丝马迹，再派别的人去，一样会无功而返。
王泽荫又缩回家里看碟了。重案大队忙活了整整三个月，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结果。好在罪犯也销声匿迹了。市民们很快淡忘了这事，因为隔不了几天报纸上就有新的噱头，把市民的心抓得紧紧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苏芳对王泽荫看黄碟也见怪不怪了。不再像开始那样，只要那种声音叫起来，她就会气冲冲走进卧室，同时把门重重地一关。现在王泽荫看碟，她在客厅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一副熟视无睹的样子。有时也会远远坐下来，表情严肃地同王泽荫一起看。他俩就一步一步向统一的趋势发展，我却被他们害苦了。我不能看黄碟，我若跑到客厅去看，王泽荫就不单是掀我耳光，他甚至会拿椅子砸我。苏芳也跟他一样凶巴巴的。很多时候，我在卧室里坐立不安，心里空空荡荡慌得厉害，像饿的感觉，却又并不饿。然后我就把卧室的门悄悄拉开一点，让那些含混不清的声音尽可能地挤用卧室，挤进我的耳朵。更多的时候，王泽荫一看黄碟，我就气冲冲地甩手而去。我在夜色如水的街上走来走去，我头脑里尽是电视里的那些画面。王泽荫和苏芳尽管不让我看，可我总能找些借口看几眼，我不知男人和女人之间还可以这样。我感到体内有火在燃烧，有时我真想把身边男孩的裤子一把拉下来，想看看他们究竟有何秘密可言。可我一直没有这样做。我的脾气变得异常暴躁，动不动就用脚踢人。我以为大家会舍我而去，但没有，我越这样粗鲁，他们就越对我推崇备至。他们还给取了一个非常难听的诨号，叫鬼脚魔女。因为我一动怒，就朝他们的下体踢。
我在外面越玩越晚，有时深夜同伴们都回家了，我还一个人在街上溜达。我把易拉罐踢得咕咕咚咚滚着，让响声吸引陌生的行人。有人表情茫然地望着我，我也就表情茫然地望着他；有人瞪我一眼，我也就瞪她一眼。
有一次深夜，同伴们陆续散去，只有大宝还跟我同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