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发创业的念头对我来说特别简单，我是浙江宁波的，家庭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你也知道宁波人爱做生意。我想自己做别的不合适，一个是我不太爱动脑筋不能去做科学家，还有不太会玩手段当不了政治家……比来比去好象做企业实在一点，既能做出点实际的东西出来，也能创造财富。
在大学里我一直想往这方面发展，后来本科毕业保送上研究生，当时我的本科成绩中游，能不能保送上研究生是一回事，我觉得读研究生挺好的，我本科念的是汽车工程，想念文科类的经济方面专业的研究生，最后就去了人文学院经济学研究所。
上研究生后，我的同学也是我的老乡来找我，比我高两届，他已经工作。当时两人瞎聊，后来说去办个公司吧。嘿，谈得挺投机，开始有了一些想法，然后，我跟他，还有我的另一个搭挡三个人一起运作这个事情。
没钱，就去了宁波找市长，那边很支持，说如果我们去宁波办公司的话，宁波市有专项基金拔款，可以拔几十万的款下去，跟宁波当地的企业合作。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去成，但那次的尝试给了我以后创业很大的信心。
我一直有这么一个观点，学以致用。只为了学业而学，这是没有意义的。我的理想就是要做企业，而又遇上了现在这么好的机会，所以一切都顺理成章地过来了。
刚好那个时候清华出了个政策，说学生创业可以保留学籍停学，当时我还不想做第一人，刘颖和我也一样，都觉得这肯定要停学了，我俩都不想做第一，后来报纸上报道说邱虹云停学了，我跟刘颖一看，有人停学了，我俩赶紧打个报告上去申请休学，后来才知道“邱虹云停学”是媒体的炒作，实际上他并没有停学，这样，我跟刘颖就成了学校批准停学创业的第一人。
说到这里，鲁军喃喃自语：“其实我们俩都不想做第一。”我纳闷地问：“为什么？”他解释说：“做第一不好，没必要，我只想做些静悄悄的事情，没想做公众化的事情。”我说，现在回过头去看，机遇在你创业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呢？
机遇是比较重要的，但关键还是在于自己。我觉得在学校里上学时所做的基本上都是围着我这个目标，我对学业要求不是很高，如果好好学也能获得好成绩，这点应该比较有信心的。我的目标不是要有好成绩申请出国或者读研，所以我没有必要把某个学科研究得如何透彻，我看重的是在学习当中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当然，我会去做比较多的社会实践，或者到外面去打工，或者组织学校里的一些活动……总之我比较喜欢跟自己打交道，所以从整个选择来说，还是比较符合自己的理想和志向。
很奇怪，有好多记者问我停学这事家里反对不反对，我家里可没怎么反对，我的导师也不反对，我身边的朋友也没有反对……只有，可能对我不是很了解的同学觉得不可理解。大多数人都理解我，支持我，这点我还是很幸运的。
在强调学以致用的知识经济时代，有人看好休学创业这条新路，有人担心矫枉过正，使年轻人急功近利。大学生休学创业已被炒成了时尚，于是有识之土疾呼：炒得越热，大家越要冷静，千万别冲动和盲从。
清华大学在1999年9月份开始，首次把“创业停学与复学”列入学籍管理规定，目的是想给有创业机会或经济困难的同学一个宽松的环境。以前有病才休学，现在学生根据各自情
况提出申请，导师和系里同意，就可以办理停学手续，但停学期间不享受研究生待遇，时间最长不能超过三年。
清华大学宣教中心的孙主任说：“媒体上总提休学创业，其实我们不想那样引导，休学的毕竟是极少数，大部分学生的创新能力并不是非要开公司才能培养出来。”
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杨东平研究员说：“像清华这样的学校，个别研究生休学创业，只有宣传价值，不具推广意义。休学创业的始终是少数，多数人需要按部就班的学习，在西方国家也如此，所以，制定普遍适用的灵活政策是高校教育制度改革的关键一环。在现行体制下，我们的学生要转换专业、学校或提前毕业，几乎没有可能，因为学分不能按需积累和转移，宿舍床位、成绩核定、户口、档案也都是问题。实际上这非常不利于创造性人才的成长。真正的学分制，不但便于学生创业，而且能帮贫困生有效地自助。”
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院士以自己的优秀学子为荣，他说：“尽管有不少成功的创业者是在校大学生，但更多的还是学业有成者。清华2万学生，真正出来休学创业的只有10人，因此，在校学生应该克服浮躁，不要梦想百万富翁能够速成。”
FanSo的诞生是跟创业计划大赛密不可分的，清华和全国都在搞创业计划大赛，这对大学生创业者来说是绝好而空前的机遇。FanSo在第二届清华大学创业计划大赛中脱颖而出，紧接着，参加首届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受到各方专家一致好评，在众多参赛团队中再次脱颖而出，一举夺得第一名的骄人成绩，从而引来大笔融资使公司走上良好的轨道。我问鲁军当时是怎么样组建这个团队的，他说：
最重要的是要找人，通过朋友介绍和自己打听，刚开始团队里面都没有刘颖，但现在刘颖是公司最重要的一员。刘颖当时办了个叫“化云坊”的网站，我可以说是慕名而去，找到他后谈得很投机，然后就结合在一起。那时我们几个人很多时间花在聊天上，谈理想，谈志向，谈公司的构想，谈为人处事……
公司的核心管理层有5个人，其中鲁军任总裁，童之磊任副总裁，刘颖任技术总监，其他两位因各种原因离开了公司寻求新的发展。
我问鲁军，企业有很多种，你为什么选择做网络公司这样的企业呢？
可以说，做网站，做互联网，做信息技术……都是一个偶然。我本身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我以前也没想过要做这么一个新行业的很时髦的东西。在大学里，我老在想的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企业？没想过要做自己的企业。我在本科学的是汽车工程，我最想的是毕业后到一个大的汽车公司，能够从最基础做起，从一个螺丝螺母，从一个装配线上的工人，从端茶倒水……这样一步步做起。我最大的理想是，在30岁左右，能够当上一个汽车公司的总经理。因为汽车公司肯定不是自己的，所以我没想过自己要当老板。
后来为什么走到今天的这一步呢？朋友特别重要，物以类聚嘛，我刚好跟几个专门做1T技术的人在一起，刘颖、陈曦，还有一位我的老乡，后来他中途退出了。其实，对我来说做什么企业无所谓，我并不在乎。
刚开始筹备期，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缺资金，大家都没钱，加起来就几万块钱，已经把腰包全掏出来了。网站的运行要维持，非常需要资金。我记得当时刘颖连吃饭都要用别人的饭卡，那个同学的饭卡被刘颖用完了，刘颖对那个同学说：“你往饭卡加点钱吧。”
缺钱缺得要命，连一台服务器都买不起，也没有办公地点，后来汽车系组织给了我们一个活动室，然后在那干活、睡觉。我主要在外面跑，找资金。很有意思的是，一说起投资，那些人都说：“好，好，好……”也不拒绝你，说我们不投了。真的，都说：“好，好，好……”那时候网络正热起来了，投资者持观望态度，要不就谈不拢。
拿到了投资公司成立以后，公司要朝规范化发展，团体要进行重组，这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但又说不清楚，这痛苦在哪？大家一块亲手缔造了FanSo，完后像兄弟一样要分家，当时闹了矛盾，到今天可以说外界所不知道的有关我们内部的风波过去了。
我们的团队最初有8个人，核心的有5个人，就是媒体上介绍的：我任公司总载；童之磊，现在在中文在线任CEO；刘颖，网站的总监；陈曦，负责技术的CTO，现在自己去做了一个公司；然后马云，他去一家公司就职。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样的结局是必然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创业之初，大家的理想是一致的，到公司具体运作上，理想就会有差距，可能每个人对公司有不同的想法，对自己有不同的想法。
说白了就是名利，是吧？有名利的冲突。分开了一段时间去想，其实当初所谓的矛盾都是很小的事情。现在我们5个人关系都很好，找到了自己最理想的位置，我们都还是好朋友，我觉得这是很满足的一点。
我说，在面临一个又一个困难当中，你受到的挑战是什么呢？
很痛苦的，因为自身不停地挑战，要对自身不停地否定，改造自己。做一个公司真的很不容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FanSo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司，在中国的这种政策发展中还是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甚至是政治意义，以致处于一个浪尖上的这么一个公司，所以面临的自我挑战会更大，要摆正心态，不能象媒体上说的那样你就好，或者不行。
清华创业园的罗建北老师跟我说了一句话，印象特深，她说：“你作为公司的领导者，公司出现的所有困难，你都不要找客观原因，都不要找别人的原因，就是要先从自己身上去找。即使有客观原因，有别人的原因在里面，你作为领头人必须自己去找。”在这个过程中是痛苦的，因为你会否认自己，甚至觉得自己太差。一旦这一步做到以后，对自己的能力就有极大的提高。
鲁军不止一次地念叨着“痛苦”这个词，往往这种刻骨铭心的痛苦只能意会不能言传。鲁军忽然话锋一转，拿我写作来举例，说要做一个很好的作家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过程，人的成才过程是相似的。
我拿一份《中国青年报》关于他的报道给他看，标题是“不撞南墙不回头”。鲁军解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