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俊把他从前门送出，闩紧前门，回身又锁上后门。进屋之后，连忙找出一些文件，在小天井里焚烧。
陈公博出了李公馆，从望志路拐入贝勒路，转弯时回头扫了一眼，见有一黑影相随，便知来者不善。
他走得快，黑影跟得也快；他走得慢，黑影跟得也慢。不言而喻，密探想探清楚他究竟住在哪里。
他不敢径直回大东旅社。这时不过晚上十点多，他步入霞飞路一爿灯光通明的大商店，一边佯装观看商品，一边思索着脱身之计。
他忽地记起去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广州时，路过上海，曾到大世界游玩。即使入夜，那里也很热闹。人多的地方，最容易甩掉跟踪者。
他叫了一辆黄包车。身后的盯梢者，也喊了一辆黄包车尾随。
当陈公博在大世界下车，“尾巴”也在那里跳下车。
陈公博以悠闲的步子，进入书场，走入戏场。当他来到屋顶的露天电影场，那幽暗而人群拥挤的地方使他突然加快了步伐。他消失在黑压压的观众群中。
当陈公博从另一个门下楼，赶紧又叫了一辆黄包车，朝北驶去。他从车上回头望着，没有发现跟踪的车子，松了一口气。
他在南京路下了车，等黄包车离去，这才急急闪进英华街，来到那挂着“天下之大，居亚之东”对联的大东旅社，乘电梯来到四楼。
穿白上衣、黑长裤的茶房为他打开四十一号房间的房门，灯亮了，他的太太醒来了。
他关紧了房门，顿时出了一身大汗。他悄声叫妻子李励庄把皮箱打开，他取出了几份文件，然后倒掉痰盂里的水，把文件放在痰盂中烧掉。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把刚才惊险的经历讲给李励庄听……
洗完澡，汗水仍在不断地溢出。酷暑之中，那大铜床上像蒸笼似的。陈公博索性把席子铺在地板上。
下半夜，那积聚在天空的乌云终于结束了沉默、僵持的局面，雷声大作，电光闪闪，下了一场瓢泼大雨。凉风习习，陈公博总算得以安眠。
然而，清晨突然发生的一桩命案，把陈公博夫妇吓得魂不附体，睡意顿消。
陈公博在他当年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中，如此记述：
“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我到上海住在大东旅社四十一号，那谋杀案就在隔壁四十二号发生。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
像这样一起凶杀案，发生在市中心大名鼎鼎的大东旅社，立即引来好几位新闻记者。
上海报纸报道了这一社会新闻：
翌日——一九二一年八月一日，上海《新闻报》便刊登《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
同日，上海《申报》在第十四版刊载新闻《大东旅社内发现谋命案，被害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
八月二日，《新闻报》刊载《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
就连在上海用英文印行的《字林周报》（创刊于一八六四年七月一日），也在八月六日发表报道《中国旅馆的奇异悲剧》。
综合当时的这些报道及陈公博的回忆，案情如下：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五，一对青年男女来到大东旅社，在四楼开了一个房间。
男的叫瞿松林，是在一个英国医生那里当侍役。女的叫孔阿琴，是一家缫丝厂的女工，二十二岁。
这个瞿松林过去因私用客账，曾坐牢四个月。这次趁英国医生去青岛避暑，便偷了他的一枝手枪，和孔阿琴上大东旅社开房间。瞿松林在旅馆循环簿上，写了假名字“张伯生”，职业写成“商人”。
“两个人不知为什么不能结婚，相约同死。”这样，在七月三十一日清晨五时，瞿松林用三十二毫米口径手枪朝孔阿琴射击。一枪未死，又用毛巾勒死了她。他本想与她同死，后来却下不了决心。
上午，瞿松林只身外出，意欲他往，茶房因他未付房租，向他索钱。他说他的妻子还在房里，不会少你房租的。说罢，扬长而去。
到了下午七时光景，那房间仍紧闭房门。茶房生疑，用钥匙打开了房门，大吃一惊，见那青年女子倒在地板上，鲜血满地，已死。
经警方查验，孔阿琴左臂、大腿被枪弹击伤，并有一毛巾缠在脖颈。
地板上扔着一枝三十二毫米口径的手枪和几粒子弹。
桌子上，有瞿松林所写的五封信，说自己要与孔阿琴同死云云……
在十里洋场、纸醉金迷的上海，像大东旅社这样的凶杀案，三天两头发生，原本不足为奇。
然而，此案过去几十年，却引起历史学家们的浓烈兴趣。最早查考此案的便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韦慕庭。远在太平洋彼岸，他从英文版的《字林周报》上查阅那篇报道《中国旅馆的奇异悲剧》。他所关心的不是案件本身，却是案件所发生的时间——因为它是一个时间坐标，确定了案件发生的时间，便可确定法国巡捕骚扰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的时间，以便大致推定开幕的时间。
《字林周报》的报道明明白白地写道：大东旅社凶杀案发生在七月三十一日。
此后，李俊臣所发现的陈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也明确地写道：“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
接着，为了考证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会期，邵维正也查阅了当时上海各报，都一致表明，此案在七月三十一日发生。
另外，在陈公博一九二四年所写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文中，也有一句：法国警察突然出现在李公馆，是“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
七月三十日正是周末——星期六！
由此，历史学家们准确地推定了法国巡捕闯入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场的日子是七月三十日！
陈公博在一夜之间两次受惊，不敢在上海久留。虽然他清楚听见枪声，却没告诉茶房，生怕警方在侦查此案时会要他充当证人。他并不怕当证人，只是在作证时，警方势必会盘问他姓名、从何处来、来此何干之类，万一把他与李公馆联系起来，那就麻烦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大东旅社的总经理郭标，是陈公博的同乡。“广东人和广东人总容易说话”，他跟郭总经理打了个招呼，把行李暂且寄存在大东旅社，便带着太太李励庄到杭州散心去了……
第七部分：成立匆匆转移嘉兴南湖
七月三十一日早上七时三十五分，一列快车从上海北站驶出，朝南进发。
在各节车厢里，散坐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们。只是他们仿佛互不相识，各自独坐。他们之中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何叔衡是否去了，尚是一个待解之谜。据有的当事人回忆，何叔衡提前回长沙了。
比起三天之前，这趟车算是空的。三天前——七月二十八日，正值阴历六月二十四日，是南湖的“荷花生日”，四面八方的人赶去庆贺，湖里的船也骤然猛增。那天夜里，湖里举行灯会，波光灯影，美不胜收。
不过，比起平日来，这趟车里去南湖的游客稍多一些。因为这天是星期日，上海方向早去晚归的游客自然比往常增加。
那时的快车，只是相当于今天的慢车。小贩们在车上叫卖酱油瓜子、豆腐干、五香豆，旅客们慢条斯理地咀嚼着零食，打发着时光。
王会悟小姐紧挨着李达。她今日显得格外兴奋——她是“领队”兼“导游”。她的小巧的手提包一直不离身，包里放着这次去南湖的活动经费。
嘉兴是座古城，秦朝时称由拳县。到了三国时，这儿属吴国，设置嘉兴县。由于嘉兴在大运河之侧，又是沪杭铁路的中点，也就兴旺发达起来。
南湖是嘉兴胜景，游嘉兴者差不多都是为了游南湖。
南湖与大运河相连，古称陆渭池，雅称鸳鸯湖——因为南湖分东、西两部分，形状如同两鸟交颈，便得了鸳鸯湖之名。
比起杭州西湖来，嘉兴南湖显得小巧而精致。湖面不大，当年虚称八百亩，如今经航空摄影精确测定，南湖水面面积为六百二十四亩。它是一个平原湖。放眼望去，湖的四周镶着一圈依依垂柳。
南湖之妙，妙在湖中心有一个小岛，岛上亭台楼阁掩映在绿树丛中。
南湖原本一片泽国，并无湖心岛。那是在明朝嘉靖二十七年（公元一五四八年），嘉兴知府赵瀛修浚护城河，把挖出的泥用船运至湖心，堆成了一个人工小岛。
在南湖之滨，矗立着一座设计独具匠心的南国风格的楼。登楼眺望南湖，在春雨霏霏的日子里，四处烟雨茫茫，得名“烟雨楼”。那是公元九四○年前后五代后晋时，吴越国国王钱镠第四子广陵王钱元璙所建。
赵瀛在南湖堆出一个人工岛之后，翌年，便把烟雨楼拆移到岛上。这样，光秃秃的小岛上冒出一座飞红流翠的烟雨楼，又栽上银杏、垂柳，顿时美若仙境。
明朝万历十年（公元一五八二年），嘉兴知府龚勉又下令在烟雨楼侧建造亭榭，南面拓台曰“钓鳌矶”，北面筑池曰“鱼乐国”。如此这般，南湖如同锦上添花，姿色益增。
南湖名声大振，是在清朝那位“旅游皇帝”——乾隆光临之后。
乾隆爱南湖，尤爱湖心岛上的烟雨楼。他六游江南，曾八次登南湖烟雨楼，前后赋诗近二十首！这样，在湖心岛，四处可见到乾隆御笔：
春云欲泮旋蒙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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