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进行一番详尽的考证。韦慕庭得出结论，认为陈公博所说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日开始，到七月三十日结束，“近乎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起止日期”。
只是“近乎”而已。至于精确的日期，这位美国的教授无法确定。
韦慕庭的绪言在美国发表，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中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者们并不知道韦慕庭的考证。
北京。革命博物馆。李俊臣在工作之余，正在那里通读《新青年》。
一九六一年，当李俊臣读着《新青年》第九卷第三号时，对其中陈公博发表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产生了很大兴趣。
虽说此文是一九二一年八月的文章，发表已四十年了，不知有多少人读过它。可是，文中的“密码”，一直没有被破译。当李俊臣读此文时，才辨出文中的“暗语”。
陈公博写道：
“暑假期前我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这个时期结束我未完的手续，而且我去年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假期中补度蜜月。因这三层原因，我于是在七月十四日起程赴沪。……”
乍一看，这是一篇普通的旅游见闻罢了，四十年来谁都这么以为。然而，李俊臣却联想到中国共产党“一大”，顿时眼前一亮：
那“感了点暑，心里很想转地疗养”之类，纯属遮眼掩耳之语，而“去年我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那“学社”是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那句“结束我未完的手续”，分明是指他赴沪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
此文记述了“我和两个外国教授去访一个朋友”。那“两个外国教授”被侦探“误认”为“俄国共产党”——其实指的便是马林和尼柯尔斯基！至于那位被访的朋友，文中说是“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中有“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这“李先生”不就是李汉俊吗？
第六部分：聚首查清中共“一大”开幕之日 2
李俊臣不由得拍案叫绝，此文正是一篇最早的有关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回忆文章，是陈公博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刚刚结束时写的！只是因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不便点明中国共产党“一大”，这才拐弯抹角，故意指桑为槐。不过，文章毕竟记述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一些重要史实。由于此文写于中国共产党“一大”刚刚结束之际，因此可以排除那种时隔多年的记忆错误。
李俊臣当时在自己的读书笔记中写道：“我认为，这是一篇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重要参考资料，颇具史料价值。”
这篇文章表明，陈公博离开广州的日期是七月十四日，抵沪是七月二十一日。抵沪的翌日，与两位“外国教授”见面，即七月二十二日。如此这般，可以推知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日期在七月二十二日或稍后……
李俊臣在革命博物馆的讨论会上，谈了自己的发现和见解，引起很多同行的兴趣。
当然，也有人提出疑义，因为第九卷第三号的《新青年》标明“广州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发行”，所载文章怎么可能是记述在七月一日之后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一大”呢？
不过，考证了当时《新青年》的出版情况，误期是经常的，这期《新青年》实际是在八月才印行，也就排除了这一疑义。
以后，从共产国际的档案中，查到一篇极为重要的用俄文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者没有署名。从文中提及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指共产主义小组）在“去年”成立，而文章又记述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经过，表明此文是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写的。从文章中谈及马林和尼柯尔斯基“给我们作了宝贵的指示”这样的语气来看，作者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且极可能是出自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之手，是一份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的报告。
这份报告开头部分，就很明确点出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的时间：
“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是从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该组织一共只有五个人。领导人是很受欢迎的《新青年》的主编陈同志。这个组织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现在共有六个小组，有五十三个党员。代表大会预定六月二十日召开，但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
这里，非常清楚地点出了“七月二十三日”这个日子。报告是在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写的，对于“七月二十三日”不会有记忆上的错误。
不过，仔细推敲一下，又产生新的疑问：因为代表们“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达上海”，并不一定意味着大会在当天开幕。
陈公博是七月二十一日抵沪。很可能，在七月二十三日抵沪的是周佛海——因为当时上海与日本之间通信靠船运，从日本来沪也只能坐船，颇费时日。何况，他不在东京，而在交通不甚便利的鹿儿岛。
不过，这份报告表明，中国共产党“一大”开幕之日绝不可能早于七月二十三日。
详细探讨这一重要课题的是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的邵维正。他在一九八○年第一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一文。
邵维正的论文，从三个方面加以考证，即（一）从代表行踪来看。（二）从可以借助的间接事件来看。（三）从当时的文字记载来看。
他的论文最后推定：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开幕。
董必武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四日谈中国共产党“一大”时，曾说：
“七月一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那〔哪〕个说得到的。”《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三六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邵维正的论文解决了这一历史悬案，受到了胡乔木的赞许，并荣立二等功。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为邵维正的论文加了如下编者按：
“本文作者依据国内外大量史料，并亲自进行了多次访问，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作了深入研究和考证。此文以确凿的第一手资料和有说服力的分析，论证一大是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十三人，从而解决了有关‘一大’的两个长期未解决的疑难问题。”
关于邵维正的最重要的论证，本书将在后面述及。
不过，现在虽然已经查清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开幕，但是考虑到多年来已经习惯于在七月一日纪念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因此有关庆祝活动仍照旧在七月一日举行。
第七部分：成立法租界贝勒路上的李公馆
酷暑之中的上海，在晚上七时之后，天才慢慢地黑下来。人们在马路边、在石库门房子的小天井、在阳台，躺在藤椅、竹椅上，一边挥摇着蒲扇，一边啃着西瓜。
法租界贝勒路是一条并不热闹的马路。在朦胧的暮色之中，坐落在望志路和贝勒路交叉口的那一幢青红砖相间砌成的石库门房子后门，不时闪进一条条黑影。
这幢房子，人称“李公馆”——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在此居住。
李书城家原本住在离此不远的三益里十七号，那里三楼三底，房子比这里大。当时李家人口众多，有李书城的母亲王氏、妻子甘世瑜、长女李声歆、次女李声韵、次子李声茂（后来改名李声宏）。长子李声华当时在日本留学，但是在暑假里有时回国探亲。弟弟李汉俊也在日本留学，但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李声簧、李声馥也住在这里。此外，还有厨师、保姆（李家称“娘姨”）。三益里的房子是泰利洋房的房产。李家人多，因此租的房子也大。
李书城的妻子甘世瑜在一九一七年患肺病去世。李汉俊的妻子陈氏也于一九一八年去世。李书城的母亲在一九二○年秋天，要送三个灵柩（李书城的父亲李金以及李书城和李汉俊的妻子）回湖北潜江老家安葬，这时李声簧、李声茂、李声歆、李声韵同去，已经从日本回国的李汉俊也送他们去，李家人口顿减。三益里十七号的房子大，房租每月要七八十元。李书城看中贝勒路树德里新建的石库门房子，便租了二楼二底，即望志路一○六号、一○八号，搬了过去。
随李书城一起迁入望志路新居的，还有一位比他小二十四岁的小姐。
这位小姐姓薛名文淑，不是湖北人，而是上海松江人氏。
薛、李两人，本来素不相识。薛家是上海松江县雇农，生活窘迫，薛文淑便以演唱谋生。在广州偶然邂逅李书城。听说薛文淑是上海人，李书城便说：“我家在上海。你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到我家来找我。”
李书城给她留下了家中的地址。
一九二○年春，十四岁的薛文淑来到了上海三益里。李书城收留了她，让她寄居在他家。
据薛文淑回忆：
“当时黄兴的遗孀徐宗汉住在贝勒路的一处房子，请了一位湖南老先生当家庭教师，我便同她的子女一美、一球等一起从老先生补习功课，准备投考学校。
“不久，我上了民生学校，与邵力子的姨妹王秀凤同学。邵家住在我们的斜对门。”
迁往望志路之后，李家只有四口人，即李书城、李汉俊、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