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这样，李健立即给胡安和呤唎发了电报，要他们做好准备。特别是呤唎，必须在半个月内将海军主力集中于渤海，一方面做出威胁北京的姿态，一方面随时准备接应胡安，赶回北美参战。并将此事通报各路红军最高指挥。
江北，红军各路人马正在马不停蹄的北进。由于胡安的骑兵呼啸着扫过沿海各地，各地的清军早就闻风丧胆，要么逃跑，要么投降，很少有抵抗的，所以红军进军速度很快。
第四军军长兼政委许斐率领第四军进军速度最快，首先到达苏北重镇徐州，在徐州安顿后，他也收到了关于北美的消息和李健的命令。他手下不少参谋都出身唐城军校，忍不住询问徐斐对此的看法。徐斐说：“我看派援军固然重要，最好也能更换北美军事指挥。”参谋们又问换谁？徐斐却避而不答。参谋们七嘴八舌的议论开了，有人说最好是张威回去，有人说最好李健亲自回去。徐斐听后长长的叹气，说：“天高任鸟飞。”心中想，不知道他是不是也这么想呢？
李健正为北美援军指挥官人选的事情烦恼。有人送来了总理王韬的一封信。李健纳闷，总理有事可以给自己发电报，为何要写信呢？他拆开信一看，原来，总理反对派张威或者汉斯回北美指挥全局。他觉得，最为合适，也最应该回去的人正是李健。信中说，张威回去，军事上最为妥当，因为他是最好的将军，可以和美军将军格兰特较量。另外他在唐城做过军校校长，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威信，这对指挥军队和提高军队士气很有帮助。但是正是因为这样，他更不能回去。这不单单因为他和汤姆之间可能会发生对立。正如他一贯的主张，战争太重要了，不能全交给将军们。
派汉斯回去，危害更大，不仅仅因为他不懂军事，以汉斯在北美的地位，如果他来指挥全局，各方面的反弹更大，他需要树立威信，可这不是件简单的事情。王韬委婉的批评李健对汉斯太过感情用事。他理解李健对汉斯的关爱，可是这么重大的事情是不能感情用事的。其实王韬有话没有全部说出来，派汉斯回去可以很好的制衡红军内部的权利，但这种制衡是短视的，有害的。
最后他说了让李健回北美的原因。远望将来，中国必将会成为一个横跨太平洋的疆域辽阔的超级大国。但是问题是如何维护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种族不同，宗教对立的国家。国家和民族的融合与稳定，不但需要好的政策，还需要时间，人民需要时间来认同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同时，最为重要的是需要一个象征，一个偶像，一个英雄，这样才会加剧人民的认同感。除了避免有人成为一方诸侯，势力作大。还要防备其他各种原因出现分裂。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不是分裂了出去，成为美国了吗？要尽量避免重蹈覆辙。也许从长远看这并非完美之策，因为健全的国家制度，应该是人服从政策的，法律高于一切。但是现在是国家初建的非常时期，应该用非常之策。李健正值壮年，有足够的时间来尽量长的维系和培养这种国家认同。
他也说了这样做的害处，那就是无限的权利和不可侵犯的威信，会让人丧失健全的人格。古往今来。封建帝王鲜有人格健全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让他以为自己是最接近神的人，而权力必然使人变质，任意妄为。为了统驭臣民，难免猜忌多疑，没有帝王能够例外。秦皇、汉武顶多是能够年轻时人格健全，年老时无不堕入猜忌多疑，滥杀无辜。他对李健有信心，李健和那些帝王们不同，认为李健有能力把握自己和国家的命运。毕竟还有一套很好的制度在制约他。
不管怎么样，大中华民族的实现，需要一个英雄，现在能这么去做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李健。
李健自1859年离开唐城就再也没能回去过，如今那里已经有百万人口，地域扩大不知几十倍，当年李健在北美唐城的威望和声名已经大不如以前。现在中国本土，太平洋西岸马上就要平定，李健的声名已经响彻神州。李健是时候回北美，再建丰功伟业，救唐城于危难，福泽万民，让北美永归中华。这样唐城才不会从大中华中分离，至少在李健有生之年不会。
读了王韬的长信，李健豁然开朗。是啊！他也想念唐城了。那里有他创业的艰辛，有他成功的喜悦。那辉煌的岁月在他脑海中如波澜壮阔的画卷徐徐展开。
李健对北美的决定也有了，他否决了张威回唐城的请求，同意汉斯回去，并批准了汉斯的计划。但是汉斯只作为北美援军指挥的身份回北美，其他的以后再作决定。这样的决定平复了军队将军们的反对，避免了北美人事变动的副作用，也为自己日后回北美打下基础。
二天后，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总理王韬的文章《帝王的两个身体》。
文章首先阐明一个观点，我们的时代需要一个伟大的领导者。但是一个伟大的领导者，都会有两个身体，其一是自然身体，和其他所有人一样这一身体是又有一系列自然成分所组成，出于这种身体状态之中时他和一样也有感情，也面临着死亡；另外一种是政治身体，出于这种状态时所有成员均臣服他的，他和他的臣民一起构成了身体，它为头，其他臣民为躯干。和自然身体不同，政治身体不受激情支配，也不怕恐惧死亡。奥古斯丁在其《论神圣的公民权》中说，所谓国民就是按照共同的法律和共同的利益组织起来，由众多人所构成的一个身体，但是没有头，那么这种国民便不能被称之为身体；在自然身体中，被斩首之后的身体只能称作躯干，同样，在政治身体（国家）的观念里，缺乏头（首脑）的共同体不能称为身体。
在古代，封建帝王就是这个头，可惜的是封建社会没有法律约束帝王，帝王高于法律，只有传统、先例和道德构成巨大的约束。所以封建帝王鲜有人格健全的，老百姓印象最深的帝王恐怕是李世民了，觉得李世民非常亲切。这是因为：在所有的封建帝王之中，数李世民的人格最为健全。
人格最健全的人就是最有德行的，最不受感情支配的人。李世民人格的健全，可以从他与臣子的关系，以及他的以仁爱之心对待夷族的作为中看出。李世民承认自己对臣子和夷族有父性之爱。魏征感慨他们有李世民作君王是三生有幸。从魏征的这一判断中可以读出饱含沧桑的历史悲剧感：圣人王的出现是极为偶然的，上下五千年才有一个李世民，其在位也仅仅不过二十三年。所以我们不能依赖这样一位圣人王的出现。
历史的吊诡在于，暴君、昏君和明君之间距离其实并不遥远。人们发现，李世民和隋炀帝杨广相比，有着惊人的类似：两人都是次子，都有战功在身，都有战功在身，都聪明绝顶，名震中外，都是通过非正常手段夺取皇位，都成功地在东北亚建立了军事霸权，赢得各族人民拥戴，被尊为天可汗或者圣人可汗。最后，这二人一个身败名裂，另一个却被后代奉为千古明君，
儒家认为，政治身体必须是理性的，免于感情的支配，所以儒家根本不担心帝王会做错事，会用无上的权力为非作歹。帝王的自然身体与政治身体合二为一，而自然身体肯定是非理性的，而道德根本无法克制住感情，所以只有道德约束，没有法律来禁锢帝王的自然身体是极度危险的。有法治的苛政，比没有成文法的仁政，更为可取，因为前者还可以避害趋利的空间，而后者在非理性的帝王身体统治下，可以说根本无从确定何处可以逃避。即使帝王有道德，他们的道德也是极为不确定的，英明帝王的理性会多一点，还在襁褓中的帝王只会给予民众屎和尿。
我们不能赞同这样把整个国家的命运和正义寄托在一个不确定性的肉身之上，也不能心甘情愿屈从于这种难以忍受的野蛮和恐怖。我们必须追求对无上君权制衡的路径，探索社会的长治久安之策。在魏征等贤臣的帮助下，李世民找到封建时代长治久安之策，在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令）、尚书省（负责执行诏令）这一行政三分的制度框架下，〃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于是就有了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它堪称儒家道德学说指导政治实践的典范。但是，这一盛世是短暂的，随着李世民的离去而人亡政息，犹如一道流星匆匆划过几千年封建史的上空。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没有法能够约束帝王的行动，道德操守终归是不可靠的。
最后要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国家离不开一个元首，也就是说必须有政治身体和自然身体的并存，那么我们如何防止自然身体借助政治身体实施暴政呢？我们中华革命党人在建党初期便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建党初，临时大总统三军最高统帅李健便提出完善国家政治体制，健全法律体系，制定宪法，用宪法的形式，在掌权者的自然身体与政治身体之间划一条较难逾越的鸿沟。
如今天下即将平定，正是将我们革命党人的理想和抱负实现的时候。
这篇文章一出，顿时在政府内部和民间炸开了锅。鞭挞讨伐之声一片，有些同情王韬的人颇感不解，王韬权高位重，为何将自己推到这风头浪尖之上？一般的百姓对王韬这种背经叛祖的说法难以承受，自然骂声不绝。政府内部的人怀疑王韬的政治用心，也出言讨伐。
李健看过王韬给他的信，明白王韬一片苦心，王韬虽然思想上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可是最终始终出身儒门，心里多多少少有贤臣侍明主的思想。王韬一面劝自己再赴北美创盖世之功，成为伟大的领袖，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王国。一方面又要防范于未来，避免出现权利腐化，想利用宪法鞭策制衡。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并且希望启迪民智，让人民能够认同。他一面警告人民不可以将国家的命运寄托于圣人王的出现，一面又对李健成为圣人王充满了期待。非常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