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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在这个小集团达成集体意见之后，它还要仪式性地向天皇申请举行一次帝国会议，这一申请照例肯定会得到批准。在举行会议之前，天皇都要由掌玺大臣简要地提示议事日程。如果裕仁天皇对其中的某项事务表示关注，掌玺大臣就会准备一个问题清单，这个清单会事先交到预定出席的官员手中，以便他们准备自己的回答。
天皇由他的侍卫官护送来参加会议（侍卫官几乎都是由一位陆军将军担任），到达之后，就坐在高台上。在台子的右侧摆着两张织锦覆盖的桌子，天皇的高级顾问们就坐在这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佩戴着绶带和勋章，这些都是他们赫赫军功的象征。东条英机首相简要地陈述一下小集团已经做出的决定，接着宣读天皇先前的问题，接着就是对答案进行认真、详细的陈述。在整个会议的过程中，日本天皇几乎永远都是静静地坐着，一言不发。
作为一种实际的决策形成手段，这一过程当然是毫无效用的。在整个战争期间，在帝国会议上，小集团的提议从没有一次被推翻过，甚至连修正也没有。然而这个制度的确还是有某种用途的，它给掌权的军国主义者们的命令披上了神圣的外衣。这些人将日本在前一个世纪成功制定的民主制度完全抛在一边，一心一意地要将这个国家推向全面的战争。
臃肿蹒跚的官僚机构
在这项制度的产物中，有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东条英机和他的同僚们曾对它寄予厚望，至少在战争开始后的几个月里是这样的。这个机构被称为帝国协助统治协会简称IRAA。据半官方组织日本外交协会出版的《日本年鉴》所说，这一机构的目的是作为“国家建构中的一个枢纽部分，以引导本国向一个高度防卫的国家前进”。
日本的政党在1940年就被正式地解散了，所有的政治活动都是在IRAA的主持下进行的。
IRAA也匆匆忙忙地建立了许多组织，包括工会、妇女、团体、青年团、农民协会以及商会；此外，年鉴还指出：“科学、艺术、体育和娱乐的发展必须遵照全国协助统治协会的基本目标”。IRAA的总部设在东京，由东条英机兼任主席，其势力席卷日本，它的强制性命令影响着所有日本人的态度和日常生活。
从表面看来，IRAA是极为慑人的。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失败之举。东京总部的机构重叠臃肿，官僚作风纠缠推诿，在这种情况下，它由于自身的臃肿而慢慢垮台，尽管还列在政府机构的名单上，但它完全被绕过去了，东条英机政权找到了其他更加直接的方式来进行战时统治。
远比庞冗的IRAA有效得多的老制度叫做“邻组”。早在1939年它就被重新启用，目的是“塑造人民的道德生活和精神标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政府通过邻组传达了7条日常生活的准则：“早起；对你所拥有的东西心存感谢；与政权机构合作；对公共事业进行报答；做事准时；厉行节俭以及加强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约束力。”
一百万个无所不包的组织
截至日本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邻组中的基本单位已经达到了110万个，每一个由10到12个家庭组成，而大约20个邻组在一起又组成了一个社区协会。每个邻组都有一个负责人，通过协商一致选出。他负责从东京的内务省那里接受命令，然后以布告的方式传达给本组成员。通过这种方式，邻组履行着几乎没完没了的各种全国性和地方性的任务，它们征收赋税、分发口粮、组织防空和消防演习；它们还要鼓励存款，执行防范犯罪措施，以及协调邻里关系。尽管这些琐碎的事务对于忙碌的人们来说令人心烦，但也有令人愉快的方面。
记者户崎明带着些许的乡愁回顾了他在家乡荻库的邻组中度过的那些日子。荻库位于东京以西，这里住着各色人等，有豪富的贵族阶层，也有富裕程度稍次一等的教师，还有官员、木匠、拉面店老板、洗衣店老板以及诸如此类的人。户崎明回忆道：“在邻组成立之前，大多数人都只顾着他们自己和家庭，你从来都不会真正了解你的邻居们，但邻组成立带来了一种互相帮助的意识，我们全部被搅在了一起，每个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
根除“思想犯”
但是邻组也担负着一个不光彩的使命，这就是帮助“消灭个人主义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这个使命意味着要协助警察根除战时日本所有的异议，哪怕是最最轻微程度上的，由于有了邻组那些不得已的告密者的协助，日本警察系统的镇压力量达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程度。
警察权力的基础建立在范畴宽广而又程度严厉的法律之上，凡是那些被认为带有不同政见思想的人，都会遭到逮捕和监禁，即使被释放后，他们也要住进特别的居住所，被置于警
方的“保护和监督”之下。这样的居住所共有22座，遍布日本各地，内务省命令警察对这些在案人员进行全面调查，包括“职业、社会、环境、精神和身体状况以及思想变化”。而这些处于监视之中的人，他们的居住地，个人交往以及通信都要受到警方的控制，这种政策，正如《日本年鉴》所肯定地指出的那样，就是为了去促使“思想犯”们改造他们的观念。
最早颁布于1925年的《治安维持法》，在1941年进行了巨大的修正，其中规定了对于一个范围宽泛的犯罪行为都要进行严酷的惩罚。那些“旨在改变国家制度的秘密团体”的领导人会被判处死刑，而那些“意图推翻国家制度的任何集团，若尚未形成组织性社团，其组织者或领导人”将会被判处终身监禁，至于那些“邪恶的半宗教性团体”或者 “任何散布不利于国家制度言论的宗教性团体”的成员则被判处长时间的徒刑，那些参加“旨在宣扬对伊势神宫以及皇室的尊严有侮辱性言论”的人们，也会受到类似的处罚。
日本所有的公众都受到警察的监视，那些与政治有关的报纸和期刊编辑们则被要求签保证书，以作为信任担保。这项法律要求所有的公共集会都要在事先通知警方，而警察有权中止任何他们不喜欢的演讲，封闭任何他们不喜欢的集会。警方还有权对“旅馆、公共浴池、艺妓和妓女的工作场所、信用服务单位、理发店、刻章店、估衣店，街头小摊和杂货店”进行检查和监视。此外，警察们还被派去“照管，维持良好的公共行为方式和公共道德”，这一任务中包括“对妓女抱有尽可能人道的观点”。
一个自由主义嫌疑犯的恐怖历程
在最为臭名昭著的警察单位中，有一个就是宪兵，也就是军警。在20世纪30年代，当时身为关东军将领在满洲服役的东条英机就领导过它。无论在日本还是海外，宪兵都不满足于仅仅在军队内部执行法律和命令，他们要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之下，急切地把魔掌插入民间。
另外还有两个机构，一个是“特高”，或者叫做特别高等警察，另一个是国民警察，它类似于美国的联邦调查局。这两个机构也负责国家安全的维护，它们采用严厉的手段来执行
这一任务，和它们的德国伙伴———盖世太保毫无二致。这一系统由无数的首都和地方警察局构成。而东条英机则通过内务省从总体上进行间接控制。
同时担任首相和陆军大臣的东条英机，直接掌握着宪兵的控制权。他手中所掌握的巨大力量随时待命，准备逮捕那些哪怕只有最轻微颠覆嫌疑的人，那些有不忠思想的人，那些发表不同政见的人以及不尊重天皇的人。
尽管日本差不多是二战期间受到间谍活动困扰最少的一个国家，它还是对间谍怀有近乎疯狂的恐惧，军队只有晚上才进行调动，当旅客列车经过位于横须贺、久礼和佐世保等地的海军基地时，朝向大海一侧的窗帘必须拉下来，以防止人们看到停泊在港口的军舰———即使当地的镇民每天都看见他们。68000吨的日本主力舰“大和号”是当时最大的在役战舰（其姊妹舰“武藏号”和它吨位相同）。它是在久礼建造的，它的船坞用钢制的篱笆围得滴水不漏，仅篱笆上的钢材就足以造两艘驱逐舰。
在这样的大气候之下，宪兵变得十分猖狂。军事警察在火车上搜查旅客的行李，他们拘留和拷问任何被发现在读英语书籍的人。只需要一个最轻易的借口，如学习关于左派的东西，他们就可以没收和检查人们的日记。一位名叫松本千鹤子的妇女回忆说，当她和一位朋友正在听一个La Cumparsita（一种南美的探弋舞）的唱片的时候，两个宪兵闯进了她家。“你们这些叛国贼，”他们大喊道，“现在国家的情况如此危急，你们竟然还在听敌人的音乐！”在离开之前，他们砸碎了松本太太的大部分唱片。
在这些看似偶然的暴行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处心积虑的预谋。一位日本人回忆道：“有谣传说如果宪兵把你带走了，那你就完蛋了。他们想要每个人都吓得发抖。”早在1942年，宪兵进行的可怕的活动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以致连一向逆来顺受的公民也发出了反抗性的低声抱怨，例如东京的一个政府机构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其中要求日本应该成为“一个像美国那样的自由国家”。
这些抱怨传到宪兵的头目加藤佐治少将耳中，促使他发动了一场对其势力的公开辩护。他说道，宪兵的一些手段确实显得有一点点苛刻，不幸之处在于，“宪兵有时被怀着恐惧和怀疑的人们看做一股秘密警察势力。”加藤说，这一点是最令他苦恼的。他用温和的口气向他的国民保证：“你们用不着害怕他们。”他最后总结说，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宪兵所采取的措施“都必然会为我们赢得大东亚圣战的胜利”。然后宪兵仍然一成不变地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