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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做“飞行杀手”的战斗机
到1943年9月，已经有300万工厂工人被征入军队，导致飞机制造厂、造船厂和兵工厂产量的严重下降。“我们的技师太少了，根本无力维持生产标准，”一位日立电器公司的负责人说，“我们失去了1000个熟练的工人，要用4000个生手才能替代他们的工作。”当经理们试图把传统的每天一班共10个小时的工厂运作方式，扩展为24小时轮班倒的方式时，他们都遇到了相似的问题。不止一个重要大型电子工厂不得不取消了两班，因为那些生涩的夜班工人们报废的零件，比生产出来的还要多。
大型的流水线工厂都依靠一种稳定的细小部件供应。这种供应来自于数以百计的小型厂家，在这些小厂里，许多都只雇佣着两三个技师。这种情况使生产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了。因为这些小供应厂家中只要有一个关键性的工人被征走，它的整个生产部可能陷于停顿。
军方的干扰也给战时产品生产带来了全面的不利影响。陆军和海军都派出了低级军官，到那些生产诸如飞机部件、船用发动机和枪支瞄准镜之类关键性零件的工厂进行监督，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商业或工业毫无经验。加藤益雄后来写道：“这些低级军官都演变成了他们自己权限内的小东条英机，乱发着各种强制又无理的要求。”
因为受到了这些不受欢迎的监督者们的驱策，工厂的经理们极力争取完成不断增加的船只、飞机和枪支的生产定量。这样一来，质量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在名古屋附近的三菱飞机厂，飞机被仓促地制造出来之后就装上牛拉的大车。中岛一家工厂的条件几乎同样原始，他们接到命令要在1943年9月到1944年3月期间把飞机发动机的产量翻一番。这家公司的总裁中岛知久平说：“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动用了所有的物力和资源，但是在3个月之后，所有的零件和原料都用光了，机器也筋疲力竭，而且熟练工人都被征入军队，取代他们工作的都是一些学校的小孩子们。”
其结果是不难预知的。截至1944年底，日本的新造战斗机中大约有三分之二都在到达作战地区之前就坏掉了。一种由中岛工厂生产的陆军战斗机Ki84缺陷极为严重，以至于被起了“飞行员杀手”这样一个可怕的外号。
传家宝换芜菁
政府拼命地寻找人来替代那些被征入伍的工人们的位置。为了增加工人的数量，那些生产非必需商品的工厂和商店都被关闭了。劳工政策最终变成了一个鼓励和强制掺杂的奇特混合体。一方面，政府采取各种方法，如许诺给予额外的口粮，增加报酬，以及每月三升酒等，来鼓励男子们自愿从事那些困难但重要的工作，如下矿采煤及码头装卸等。另一方面，政府建立了一个劳工征调的制度，主要是胁迫人们“自愿”地工作。
所有年龄在16至40岁之间的男子都要求进行战时产业的政府登记。到了1944年初，登记的范围扩大到了从12岁到59岁所有的男性。实际上，只有大约150万男子收到了关于劳工服务的那张可怕的白色通知，而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迅速在本地的工厂寻找了一份工作，通过这种方法，躲开了可能被派到远离家乡的兵工厂的厄运。
尽管妇女们并没有受到征调，但她们也陷于无休无止的自愿劳动的压力之下。对于她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在兵工厂里的劳动实在是太繁重了，而且条件还在不断恶化。休息日缩减到了每月三天，日工作时间被延长到了12个小时，然后又变成了13个小时，最后变成了由雇主自行决定，这就意味着要一直工作到定量完成才能下班。为了节省通勤的时间，许多工人选择住在厂里，就把睡觉的垫子往离流水线仅几英尺远的地板上一铺了事。
繁重的工作，单调的生活以及严苛的管制使中本广子几乎无法忍受。她是一位女中学生，在广岛的一家飞机制造厂工作。她回忆道：“上夜班时，在站立好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疲惫地走到餐厅里去吃晚饭。晚饭就是一碗稀薄滚热的清汤，中间通常漂着一根面条，碗底上还躺着几颗黄豆。我们会狼吞虎咽地把它喝完，然后返回工厂工作。
随着冬天的到来，中本广子和她的工友就得冒着严寒工作，因为根本没有燃料来取暖，“终于有几个空的汽油桶被拿进来，里面烧着小块的木炭，看着这些小炭块在闪闪发光，闻着烟的味道，我们觉得暖和多了。”
“晚上11点，我们回到宿舍，我们被要求安静地上床睡觉。但突然之间我们长期的共同纪律约束和自我控制一下子崩溃了，我们根本无法安静下来，我们跺着脚，大叫着，还跳上跳下。我们吹起口琴，放开嗓门唱歌。工厂的经理会进来大喊：‘安静！不准发出声音。’我们只会更大声地唱歌，我想当时我们都有一点儿疯狂。”
工人的工资低得可怜，而且日益陷入通货膨胀所带来的困境之中。政府把工资和物价都冻结在了1939年的水平，但是由于物资短缺和越来越多的必需品流向黑市，价格冻结变得毫无意义。慢慢地，工资获准可以增加，但是在二战期间，日本家庭的生活消费在以至少每年20％的速度增加着。
尽管物价不断上涨，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钱从工人们的口袋里流向了二战的财政支出。由雇主从工人工资里扣除的收入税，从1942年的10％增加到了1944年的15％，任何年收入超过了3000日元（大约690美元）的人还要被征收最高达到50％的附加税。而被政府拿走的最大一笔钱还在于国家储蓄以及债券购买计划，按规定，平均每个工人要将其工资的20％用于这一计划。这个投资计划的征收工作是由邻组负责的，为了完成政府下达的指标，邻组的头目们一再地向属下们进行恳求，有时还稍微带着一点点威胁。
存在这个储蓄项目里的钱如果没有得到邻组的同意是不能抽回的，而且还必须是在发生意外事件的时候。原则上政府债券是可以买卖的，但其中许多都无法赎回，因为根本就没有发放过任何凭证。官方对于这点解释为由于纸张的极度短缺使政府无法印刷债券，但实际上最可能的原因是，购买者的资金被故意冻结，使他们无法获得资金的支配权。
许多日本人对这种形势进行了无言的反抗，他们尽可能地消极怠工。在一些工厂中，工人的缺勤率达到了25％，许多工人在春秋两季未经许可就擅自离开，回到田里去帮助耕种和收获。有一些工人请假去干家里的杂活和处理私事，还有一些人在公共交通系统陷入停滞而不得不走路或骑车走很长一段路去上班时，干脆就呆在了家里。
但对于一些工人来说，反抗是不可能的。这些不幸的人就是66。7万名朝鲜劳工和3。8万名中国劳工，他们签了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来到日本，最终却被当作奴隶役使。一整天中，他们都要在荷枪实弹的守卫监视下，从事那些最苦最危险的劳动：码头装卸，沉重的建筑工作，炼钢以及挖煤。到了晚上，他们则被锁在相互隔离、混合居住所里，有的周围还装着通了电的栅栏。当他们的合同期满之后，这些外国劳工被告知没有船只可以送他们回国，在二战期间，他们就一直身陷于日本。
朝鲜人被日本守卫虐待，但由于他们是日本帝国的法定臣民，受到的对待还不至于太惨，遭遇最为悲惨的是中国人。警察告诉日本监工们说：“你对中国人越好，他们的要求就越多，也就越吊儿郎当。因此，你们完全不必心慈手软，也不必宽宏大量。”
大部分的监工极力采纳了这一建议。当中国劳工没懂用日语下达的命令时，监工就用木棍抽打他们，而如果中国劳工试图躲闪这顿毒打，他们就会被打到失去知觉，当在三池煤矿中的几十名中国劳工被大火困在一个矿井中的时候，煤矿经理甚至懒得进行任何救护行动。那个矿井的入口被封死，其他的工作照样进行，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但事后证明有13名日本工人也在这场大火中丧生。
除了死于毒打和事故之外，有许多中国和朝鲜劳工纯粹是劳累致死。据估计，有超过六万的朝鲜劳工死于日本的监禁之下。而在中国劳工中，死亡人数为7000人，超过了总人数的17％。
在九州北部的花冈铜矿上劳动的850名中国劳工中，共人有418人死亡。他们对于残酷的虐待和非人的工作条件忍无可忍，于1945年6月发生了暴动。警察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镇压了这场暴动。死于这次暴动的人中有许多都是被毒打致死的。
日本工人中的死亡率也同样很高，由于长时间在不安全、不卫生的工作场所进行劳动而引起的疾病和疲劳是主要的致死原因。生产事故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恶劣的卫生条件引起了痢疾、斑疹伤寒和伤寒性的发烧，营养不良引起了传染性脚气，使感染者疼痛难忍无法行走；位于鹤见的三菱玻璃厂的经理发现在他的工厂工作的妇女和男孩子们中间有 30％的人都感染了这种脚气。而拥挤的居住环境和阴冷潮湿的工厂则引起了肺结核的惊人流行，仅在1943年就有超过17万人死于这种疾病。
患病者们几乎得不到任何救治。由于军队的占用和盟军对原材料的封锁，医生和医院手中的药品极为短缺，包括杀菌剂、血浆、血清、磺胺类药物以及疫苗等。实际上，许多医院本身都变成了危险之地。由于医生和护士的减少，医院的卫生标准极度下降，由于设备的缺失，医疗技术也变得越来越原始。外用绷带不得不反复地清洗之后再次使用。药品短缺严重到人们被敦促着去种植中草药，以弥补商业药品供应的不足，
由于受过训练的医务人员的短缺，日本五家精神病院中有四家被迫关闭。然而，尽管精神病的诊断和治疗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