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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陈平、邴吉以及袁安后代的兴衰，乃决定于祖先的德行如何，而不在于本人的得失了。
虞世南说：佛教教义中有布施财物、遵守戒律、忍辱负重、勇往直前、坐禅守定、菩提智慧等六度菩萨行，这与儒学中的仁、义、礼、智、信有什么不同呢？大略说来，是以修持为因，其果是回报人的修持。人在修持此六度菩萨行时，大都不能完满。其中缺失一项，果报也随之而消失。所以，融明外貌丑陋但聪明，赵壹才能高而地位低，罗衰虽富但无义，原宪贫穷但有道德。他们的不同是如此悬殊。人的祸福得失，由此而知。所以，品行不完善，就不会有完全的福报，吉、凶、祸、福不可能完备。因此世上就有了操行不轨反而富贵的，有积累仁德、品质高洁反而短命的。现在有些识见不高的平庸之辈，看到比干被剖了心，就认为忠贞的事不值得去做。看到徐偃王亡了国，就认为仁义之道不值得去效法，那就错了。
《易经》云：世有三道：天道、地道、人道。这是讲道的不同。又云：兼天、地、人三道的规律，都是对立的双方。”这是讲道的相通之处。所以，天地之道，有同有异，如果根据道的差异而否定道的相通之处，那就是糊涂。
如果固守道的相通之处而否定道的差别，那也有弊端。快慢、深浅种种变化错综复杂地存在于大道之中，参差不齐，很难均衡。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如此。所以为君者应尽心尽力去积德行善，以追求天命。
荀子曾说：“天道运行有其常轨，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用合理的行动去顺应它，就吉祥，否则就有灾祸。加强农业这个根本、节约用度，天也没法使你贫穷。生活资料完备，凡有举动都附合时宜，天也不能使你患病。遵循大道行事而不迷惑，天也不能嫁祸于你。背弃大道肆意而行天也不能使你吉祥。所以，明白天道和人道的区别，就可以称得上圣人了。如果有星辰坠落，树木无故发出可怕的声音，天地出现异常变化，你感到奇怪，是可以理解的。但害怕就不对了。只有人间妖孽才是可怕的。为什么呢？政治险恶，田园荒芜，庄稼长得不好，粮价暴涨，人们吃不饱肚子，路边尽是饿死的贫民，这就是人间的妖孽。政令混乱，大的举措违背农时，对于百姓根本不予关心，这就是人问妖孽。不修礼义，男女无别，荒淫无度，父子之间互相猜疑，上下之间离心离德，盗贼层出不穷，这就是人间妖孽。这三种情况错杂交织，国家就不会安宁了。这是政治黑暗临近了，这种灾难的确悲惨。《左传》载：万物之怪异现象，圣人之书不予记载。，对于没有用的道理，不切实际的学问，可以弃置一边，不去研究它。”
墨子说：“古代的圣王，把孝子推举出来，是为了勉励人们孝敬父母；尊重贤良之人，是勉励人们都去做善事。发布法令来教诲人民，明定赏罚以有助于这种勉励。这样，乱政可清，危国可安。你认为不是这样吗？过去被夏桀搞乱了的国家，不是被商汤治理好了吗？被商纣搞乱了的国家，不是被周武王治理好了吗？若不改朝换代，民俗也很难改变。统治者革新政治，人民也就容易教化。所以国家的安危和治乱都取决于统治者所发布的政令啊，怎么能说有天命存在呢？”
从前梁惠王问尉缭：“我听说黄帝由于有刑罚，有仁德，而百战百胜，是这样吗？”尉缭回答说：“不是的。黄帝所制定的刑罚和仁德，是用刑罚来讨伐不仁，用仁德来守卫天下。并不是世俗所说的刑罚与仁德啊。世俗所说的刑罚、仁德，指的是天体上的日月星辰运行是否失序，以及阴阳向背等神秘之说。而黄帝的刑罚及仁德，都属于人为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假如现在有一座城池，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攻不下来。这四个方向，难道都不能顺应天时，凭借地利吗？然而仍然攻不下来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城墙太高，护城河太深，武器、战略无一不备，以及守卫者的深谋远虑。由此看来，天道的吉凶不如人的谋略啊！天官阵法中有一种背水阵，布出这种阵法会使全军覆没；有一种向坂阵，使用这种阵法是浪费军队。可是武王伐纣的时候。背靠漳河，面对山坡，既是背水阵，又是向一阵，用一万二千的军队去进攻商纣王的十八万大军，最后终于把商纣王的头颅割了下来，悬挂在白旗上示众。难道是商纣不懂天官阵法吗？然而却不能胜利，这是为什么呢？是由于人事上的失败。黄帝曾说：‘首先依靠自己的智慧，才配称天子。’由此看来，决定命运的只能是人事啊。”
第八编 君道之好君道造就好臣道（14）
按照荀子、墨子、尉缭的说法，吉凶祸福全在于人。
（三）国运系于德
周公告诫周成王说；“过去殷中宗治理天下，敬畏、戒惧，不敢荒废国事，稳坐天下七十年。到了殷高宗，兢兢业业地治理殷国，附属诸侯国，无论大小，从没有对他表示怨恨的，安享天下五十九年。到了祖甲，能了解普通百姓的喜好，能使百姓怀念他的恩惠，不欺负鳏寡孤独，坐天下三十三年。自那时以后的君王，从出生就过着安逸的日子，所想的只有尽情享乐，因而也没有一个长寿的。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才三四年就死了。可叹啊！继而为王的人应引以为借鉴。”
《史记？陈世家》载：陈国，是舜的后裔，周武王把他们封在阵地。司马迁说：舜的仁德，可以说很高了，后来传给夏禹，后代都享受王者的祭祀，历夏、商、周三代，等到楚国灭掉陈，而田氏从齐国夺取政权，建立的国家传了好多代。
《南越传》载：越国虽不开化，他们的祖先哪里有大功于百姓呢？可是为什么能传国这样久，经历了数代人，都曾称王，到了勾践甚至争得天下霸主的地位，这大约是大禹的余烈吧？
《南越传》又载：郑桓公名郑友，本是周厉王的小儿子，被幽王任命为司徒郑友问太史伯说：“周王室多难多灾，我怎能逃出灭亡的命运呢？我打算南游长江，怎么样？”太史伯回答说：“过去祝融为高辛氏的火工，他的功德可大了，但在周代，后裔未有兴盛的。楚国是他的后裔，周衰落之后，楚国必定兴盛起来。楚国兴盛，可对郑国不利啊。”郑桓公说：“周衰之后，哪些国家会兴盛呢？”太史伯回答：“大约是齐、秦、晋、楚这几个国家吧。齐国姓姜，本是伯夷的后代。伯夷曾辅佐帝尧治理天下。秦，嬴氏，本是伯翳的后代。伯翳曾辅佐舜怀柔万民。楚国的先祖都曾对天下有大功。周武王把幼弟虞叔封在唐地，这就是晋国那里地势险要，以此延续至今。如果周朝衰落，这四个国家必然一起兴盛起来。
按周公、司马迁、太史伯的说法，国家的兴亡和国运的长短，必由其德决定。
这只是泛泛而论，如果概括地讲就是吉凶由人自取，兴亡由德而定。考察以上种种记载，命运由德行来决定是肯定的。如今有些论者，由于尧舜的后代未能承继帝业，便认为这是由命决定，这就荒谬了。为什么呢？因为尧舜身边那些佐命功臣，必然会有兴盛起来的。如果尧舜把帝位传给儿子，那么功臣的德行便得不到回报了。所以，班固在《典引》中说：“帝尧（陶唐氏）不把帝位传给儿子丹朱却传给了帝舜（有虞氏），帝舜不把帝位传给儿子商均却传给了夏禹。周族的先祖稷和商族的先祖契也都是在任命帝舜的佐命功臣时发扬功业的，因此才奠定了后来商汤和周武王的基业。由于佐命功臣多，上天才把功业归于元首，最终授与汉代刘氏。”
也有人说：“项羽的军队屠杀汉军，尸体塞满了濉河，致使河水为之不流；秦将白起在长平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怨愤之声惊天动地，即使有子游、子夏那样的英才，或伊尹、颜渊那样与圣人相差无几的有德之士，又怎么能抗拒得了呢？”于是有人认为命运在于德行的说法有弊病。
朱景公的时候，火星迫近心宿，宋景公非常害怕，于是问子韦，子韦说：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应当降临在国君身上。尽管如此，还是可以嫁祸给老百姓。
根据这种说法，国君有灾祸，百姓去承受，当各种厄运一起降临到国君的时候，就会生灵涂炭。虽有伊尹、颜渊、子游、子夏那样的圣贤，又怎么抗拒呢？所以庄子说：“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不走运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都聪明；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幸运的人，也并不是他们都愚笨。这是时势造成的。”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还有人说：“北方戎狄，人面兽心，贪图享乐，把杀人当作道德，把乱伦当作仁义。当太白星运行失度，天下大乱时，便乘机入侵中原，毁灭了洛阳等五大城市。呜呼，行善得福作恶招祸，只不过是一句空话罢了。”
根据这种说法，似乎认为狄戎内侵，便是由命不由德了。这些说法，都是由于人们不知什么是真正的德啊！为什么呢？过去秦穆公曾问戎狄贤者由余说：“中原国家，用诗、书、礼、乐等法度来治理天下，然而还是经常发生动乱，而如今戎狄并没有这些典章制度，怎么治理国家呢？”由余笑着回答：“这就是中原国家发生动乱的根本原因。自从上古黄帝制定礼乐法度，他自己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也仅仅获得一时的治理。待到后世之君，一天比一天骄奢淫逸，依恃权力的威力，来责备、督察百姓之过。百姓困苦不堪，便以仁义的标准埋怨国君。这样上下互相怨恨，互相杀戮、篡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