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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武灵王让李疵去中山国看看是否可以攻打它，李疵回来报告说：“可以打。中山国的君王喜欢召见住在岩洞中的隐士和平民。”赵武灵王说：“照你所说，中山君是位贤君，怎么可以攻打呢？”李疵说：“不然。君王尊敬隐士，士兵就会懈怠；君王尊崇学者。农夫就会懒惰。农夫懒惰，国家就贫困；战士懈怠了，战斗力就削弱。兵弱于外，国贫于内，不亡国还等什么呢？”赵武灵王于是下令攻打中山国，果然把中山国给灭了。
（十三）大事与小节
是该踏实地干好小事再干大事呢？还是该放眼天下，从大事着手呢？
《孝经》认为：“一个能把家治理好的人才可以做官。”
同样西汉大臣公孙弘也认为：“身体力行近于仁，勤学好间近于智，能知廉耻近于勇。明白这三条原则，就懂得如何修身。知道如何修身就知道怎样管理别人。能管理好自己才能管理好别人。这是百世不易的道理。”
而东汉名臣陈蕃却说：“大丈夫应当扫除天下，怎能只收拾一间屋子呢？”
《淮南子》中也说：“能把毫厘之差算得一清二楚的人，一定忽略天下形势；对小事一点也不放过的人，对于大事就会困惑不解。如果现在有人胸怀平九州、救危国的大志，却拿类似三从四德的礼仪来要求他，让他拘泥于民情风俗，这就好比拿斧头割汗毛、用宝刀砍柴火一样不合时宜。”
作为君王，能胸怀大志，重视行使小事，才是成就大事者所为。
为了成就自己的事业，委曲求全是一种良方，适当地表现自己以引起重视，也是一种可行的方法。
商鞅有一次问赵良说：“你看我治理秦国，与百里奚相比谁贤明？”赵良回答说：“百里奚是来自荆楚的普通人，听说秦缪公贤明后，发愿去拜见，但因没有路费，于是把自己出卖给秦国的客人当奴隶，穿着破衣衫给人家喂牛。秦缪公得知此事后，把他提拔起来，位尊身显，秦国人都不敢仰视他。你被秦王任用，是通过宠臣景监，而不是因为你有名声才被重用的。”
《史记》中却这样说：“蔺相如由于宦官缪贤的引荐才被赵王起用。”又说：“邹衍作了一篇《谈天论》的文章，其语荒诞不经，然而王公大人们照样尊重他。邹衍一到魏都大梁（今开封），魏惠王就去郊外迎接他，以宾主之礼款待他；到了燕国，燕昭王亲自打扫道路欢迎他。哪像孔丘受困于陈、蔡，面带饥色；孟轲受困于齐、梁那么可怜呢？卫灵公向孔子请教兵法，孔子一言不发；梁惠王准备攻打赵国，想听听孟子的意见，孟子却建议他让出一片土地给赵国。这就好比要把方木棒打入圆榫眼一样行不通！”
鉴于此，为君者成大事前可以委曲求全，一旦有机会表现自己，就应不失时机地张显一下，让臣子知晓其才能。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12）
敢直言犯上，能威服下人都是可贵的个人品质，高明难分孰重。
蔡邕认为：东汉时的陈蕃性格高傲刚烈，有大臣的节操；李元礼忠诚正直，有治理天下的才能。但犯上最难，慑下较易，因此陈蕃比李元礼高明。
但晋人姚信却说：“皋陶敢于劝告虞舜，这是冒犯国君的表现；虞舜善于总理百官，这是能慑服下人的效用。汉丞相陈平曾对王陵说：‘在君王面前直言敢谏，我比不上你；至于安定刘氏政权，你不如我。’如果把敢于犯上当作逻辑推理，那么王陵要高于张良、陈平，刘秀的直臣朱云也要胜过吴汉和邓禹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对于君王，应既能听得进直言，更要威慑住群臣，这是治理国家和公务的绝好方法。
（十四）侠士的是与非
侠士因能救百姓于危难之中所以广受平民的喜爱，但又因其乱了法纪而不被许多君王和大臣赏识，他们就是这样矛盾地生存着。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当代的游侠志士，其行为虽然与传统的正义相违背，然而他们言必信，行必果，一旦答应了别人就说一不二，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援救危难中的朋友，而且不自吹，这都是值得赞美的地方。再说，人生在世，危难困苦的情况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发生。如从前舜被困在井里；伊尹背着做饭的鼎，四处奔波；傅说是个在傅岩上打土墙的奴隶，姜太公曾被困在壁高林深的滋泉钓鱼；管仲曾被齐桓公囚禁；百里奚给人家喂过牛；孔子在匡地受困，在陈、蔡两国挨过饿。这些人都是读书人所称道的有道之士，都免不了遭受这样的苦难，更何况中等之材而又处在乱世呢？他们所遇到的灾难更多。身处这种乱世，作为一介平民的游侠，济世救人、一诺千金，行侠仗义，英名传颂四方。每当善良正直的人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就得到他们的帮助，这不是人们所谓的圣贤豪杰所为吗？即便是乡间村俚的普通侠义之士，同勤奋读书但不被重用的季次、原宪比较起来，就其对当今社会的作用而言，也不是能同日而语的。所以侠义之士，不可小视！”
但《汉书》里对侠士的存在和作用却持反对意见，《汉书》中说：“天子和诸侯建立国家，从卿、大夫到老百姓，都要有等级差别。因此，人们才忠心敬上，下面的人也不敢有非分之想。孔子说：‘天下有道，国家大权就不会落在大夫手中。’百官各司其职，守法听令，以尽其职责，越权被诛，侵犯受罚。这样才会上下和顺，把国家治理好。周王室衰微时，礼乐制度和征伐叛逆的大权落在了诸侯手里。齐桓公、晋文公之后，大夫掌握了国家大权，臣僚替天子发号施令。到了战国时代，又是合纵，又是连横，诸侯各国竞相用强权和武力征伐称霸。于是各国的公子如：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楚国的春申君，都借着主公的势力，收罗游侠，把鸡鸣狗盗之徒也礼为上宾。赵国的丞相虞卿抛弃国家的利益去救魏和齐；信陵君魏无忌窃取虎符假传国王的命令，让朱亥用锥杀死了将军晋鄙，夺取军权，去为平原君赵胜解围。他们就这样得到诸侯的器重，因此而扬名天下。人们在慷慨激昂地谈论起大侠的时候，都把这四个人推崇为首领。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背弃国家、结党营私的风气，而忠于职责，为国效力的大义就被放弃了。等到汉代统一天下后，实行无为宽松的国策，这种风气却没有得到纠正。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这些人，在京城中互相竞争谁家的死士更强；郭解、剧孟之类，在街头巷尾横冲直撞，骚扰民众，他们的势力可以达到郡县城乡，公侯王子对他们都得卑躬屈膝。许多老百姓把他们当作大英雄，对他们羡慕不已。这些人即便是锒铛入狱被砍头还自以为能扬名后世。曾子说：‘君王失道，人民就离心离德。’如果不是明智的君王当政，向人民讲清好坏的标准，然后用礼法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人们哪里会知道国家禁止的是什么，从而走上正道呢？古代的正确看法是：春秋五霸是尧、舜、文王的罪人，而六国是五霸的罪人，从此信陵君等四豪就是六国的罪人。何况像郭解这一类游侠，以一个卑微的匹夫，窃杀大权，真是罪不容诛。”
游侠的两面性正为君者正确任用他们提供了选择，明君应能善用游侠仗义的同时规范他们的行为，让他们成为贤能的侠士。
臣子推荐贤臣名士可以使自己扬名，但也同时会引起君王的不满。
《尸子》中说；“人臣以推荐贤者为主，人主以任用贤者为有功。”《史记》中也赞同此理，认为：“举荐管仲，天下人很少赞美管仲，而称赞鲍叔牙有知人的才能。”
但苏建的大将军卫青却不这么认为，苏建责备他太骄傲不去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时，他说：“自从魏其侯、武安侯厚待宾客，招贤纳士以后，皇上切齿痛恨。亲近士大夫，招揽贤士，罢黜不肖之人，那是人主的权力；做为人臣，只要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就够了，何必要招贤纳呢？”
不越权是许多臣子的为官之道，对此，为君者是否能得当地放松权利的限制很重要。
（十五）权势与地位
有权势和地位并不是都表现在外表上，拥有权势和地位也并不能使所有人都屈服，对于权势和地位的认识同样没有确切的界定。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13）
战国时魏人唐且认为：“刺客专诸怀里藏着锥刀刺杀吴王僚，天下人都说他勇敢；美女西施身穿粗布短衣，天下人仍然说她漂亮。”故有时候很能外化一个人的身份。
慎子的认识恰恰相反，他认为：“毛嫱、西施，是天下最美的女子，但假如让她们穿上兽皮做的衣服，人们见了也会吓跑；如果换上好看的细布衣服，过路的人都会停下来欣赏。由此看来，美丽是好衣服衬托出来的。美女不穿漂亮的衣服，姿色也会大减。
项梁认为：“先下手的制服别人，后下手的受制于人。”《军志》也说：“先下手有夺取人心的优势。”这是鼓励人要先下手为强。
周朝史官方铁认为：“不要强出头头，否则会惹祸。古语也云：“不要做带头闯祸的人，也不要做带头享福的人。”这是劝人要低调行事
慎子又云：“贤能的人屈从于不肖之辈，是因为权力太小。不肖者能甘心服从贤者，是因为贤者的地位尊贵。尧为匹夫的时候，连他的邻居都指使不动，等到他做了帝王，就能做到令行禁止。由此看来，贤德不能服人，而势和地位却能使贤人屈从。”此语意为权大则能大
而贾谊却断言：“从古到今，与老百姓结仇的帝王，灭亡迟早会来，而老百姓必定胜利。尽管商纣自称天王，夏桀自称天父，灭亡之后，老百姓照样骂。由此看来，权势不最让人尊崇的，头衔也不是最光荣的。”这是说权利不是万能的
由此可见，权势和地位也不是万能的，它既能显贵增荣，也会让人失尊招辱。拥有权势和地位，能运用得恰如其分，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