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朝的名臣刘颂说：“政府中负责监督稽查的官员，只注意大案要案，而对于细小的违纪现象不大过问，为什么呢？因为微不足道的过失、缺点，偶然的遗忘、疏忽，这是人之常情，不应当将这类过错统统绳之以法，否则，朝野上下就没有一个站得住脚的人了。这样做，看上去是求治，实际上是制造混乱。”
为君者，任何时候都能以宽宏的心态理事国，以宽容的态度待臣爱民，不独宠一臣，不独信一言，做到兼和天下，就可以从根本上杜绝流弊的产生，使国家和谐融通。
《吕氏春秋》说：“阴阳调和，滋养万物，一视同仁。甘露雨水，普泽天下，不遗一隅。一国之君，兼爱天下，不能专宠一人。”
申不害说：“一个女人独霸了丈夫，其他的太太就要捣乱；一个大臣独擅君宠，其他臣子的积极性就会被压下去。所以，嫉妒心太强的妻子很容易破家，独断专权的大臣很容易破国。因此，一个高明的君王，对于臣下，决不偏听偏信，也不只重用某个人，而是同心协力，各尽其能。”
韩非子说：“儒者用文辞扰乱国家的法令；侠客以武勇违抗禁令。”这就是文武的流弊，是导致国亡家破的诱因。
所以曹操说：“单纯依靠武力者灭，单纯依靠文化者亦灭。”
吴起说：“上古时候承桑氏的国王治理国家，废弃了军队建设，专讲道德，结果国家给人家灭了。夏代的有扈，依仗人口众多，军事力量强大，不要文化，结果也亡国了。高明的君王会吸取这个教训，一定要内修文德，外治武训。”
由此可见：“文臣熟知武略，武将精通文化，才可以匡扶君王。”单指一能一技，单靠一人之才，单施一种政策，不可能不产生流弊。减少流弊的发生，只有靠君者能广恩天下，广纳贤臣，广推仁政。
例8：强盗之道
在晋国，大夫叔向问齐国的宰相晏子：“齐国的前途怎么样？”晏子说：“现在已经是没落的时代。我也不知道了。齐国终究要属于陈氏家族的。齐国遗弃了百姓，百姓都投到陈家的怀抱中去了。就拿计量这件事来说吧，齐国的计量办法，原来分为豆、区、釜、钟四级，以四升为一豆，依次逢四进一，进到一釜的时候，十釜才是一钟。陈家居然自己设立计量标准，不用四级而用三级，每级加一倍，进到一钟，量就大得多了。他以私自定的计量标准大斗借贷，以公家的标准小斗收进。他家的山货、木材堆积如山。海盐鱼虾，也不比海里的少了。老百姓出三分力，两分归公，一分用以养家糊口，可是归公的东西都是伪劣残次，负责公务的三老，穷到挨饿受冻的地步。普通的鞋子，穷人买不起就大削价，但是高级衣料，价钱高得吓人。穷苦人大多数贫病交加，陈家便抚慰穷苦百姓，老百姓爱戴陈家像爱父母一样，像江河归大海一样归附了陈家。陈家想不被百姓拥戴都难。”
盗跖是这样阐述强盗之道的：“推测某处有多少财宝，圣也；动手的时候，冲在前面，勇也；得手之后，自己最后走，义也；判断某处可不可以去抢劫、偷盗，什么时候去才能成功，智也；东西抢到以后，平均分配，仁也。这五条标准不具备而能成大盗的，天下还没有。”盗道在某种程度上反应出了君道，能深刻理会盗道之君也能图业兴邦。
后汉末年，董卓入朝。他图谋篡位的时候，用了不少名士。范晔说：“董卓这个人本性野蛮残暴，有如虎狼，碰上汉朝末年政权剥落崩塌的局面，给了他野心得逞的机会，伦理道德被他践踏，纲常制度被他破坏。像董卓这样剖人胸膛、剁人手足的人，就是杀尽了天下人都不会称心。但对于名流学者，他礼贤下士，以便慢慢地篡夺政权，所以，不要看董卓粗鲁残暴，杀人如麻，他也很懂盗窃之道。”
二、恰如其分的方法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5）
齐宣王、楚灵王为了避免流弊的发生，恰如其分地行事，采取了有效的方法，为君者可以从中借鉴一二。
例1：齐宣王见周文王的御花园很大，而老百姓却以为很小，就问孟子是怎么回事。孟子说：“周文王的花园方圆七十里，割草打柴的人能进去，山鸡野兔也可以进去，与民同乐，与民同用，老百姓自然不嫌其大，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听说你的城郊也建了座花园，方圆四十里。老百姓如果进去打猎杀了一只小鹿，你也要抓起来以杀人罪论处，所以老百姓认为你修的花园太大了，这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
例2：楚灵王修了章华台，伍子胥的相父伍举劝他说：“我们祖先修亭台楼阁，是为了训练三军，观察气象。一不侵占老百姓的耕地；二不影响国家的财政；三不因用工而影响正常业务；四不在农忙时期动工。所以国家的大型建筑，是让国家和人民得到好处，不能使国家财政匮乏。”
任何反面作用也是有原因的，只有针对这个病因“对症下药”，才会“药到病除”，为君者不仅要认识到事情的反面作用，更要找到解决的方法，避免流弊的发生。
三、为臣者要掌握进退的分寸
臣子的职责就是为君谋事，为国尽忠，为民尽责，如果遇到英明的君王，这样的臣子一定会被重用，但如果遇到昏君，越是忠心的臣子，越可能招致血光之灾，为国捐躯。所以，许多人都感叹伴君如伴虎！
子贡问孔子：“陈灵公君臣公开淫乱于朝廷，大夫泄冶规劝，却招来杀身之祸。泄冶的行为与纣王时代的比干相同，能不能说泄冶的做法仁道呢？”
孔子说：“不能，因为比干之于纣王，从亲戚关系方面讲，他是纣王的叔父；从官职上说，他是皇帝的老师。比干是为保住殷商的宗庙社稷，所以他下决心以死抗争，希望用自己的一死使纣王悔悟，因此比干是真正的仁爱之心。泄冶就不同了，他位居下大夫，与灵公也没有骨肉之亲，本应挂冠而去，却想用区区一身，纠正国君的淫乱昏庸，死而无益。只能说是捐躯。《诗经》中说：‘当天下太混乱的时候，老百姓只能洁身自好。’泄冶就应这么做。”
由此可见，为臣者要审时度势，知进识退。更要能顺应时代的变化，运用为臣的策略。
有人问司马迁：“叔孙通顺着秦二世的心意拍马屁，是这样吗？”
司马迁回答说：“根据君王是否英明，以便决定自己的进退，这个原则是前代哲人所认可的。叔孙通明察世务，制订礼仪，适应时代的变化，终于成了汉王朝的儒学宗师。古代的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挠，大智若愚，处事灵活。叔孙通就是这样。”
所以，为臣侍君者能适时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以顺应时代的变化，是为官之道的根本。顺应时世，并不代表不再给君者提意见，不向君王提建议的臣子也不是好臣子。
司马迁还曾说：“在朝为官而不给君王提意见，这种人要不得。”朱云当着皇帝的面诘问张禹：“你像死人一样占着一块地方，只想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什么都不干，使上下的意见、消息无法沟通，该杀！”
该何时进，该如何退，这着实是为官者感到很难把握的问题，所以班固感慨地说：“做大臣太难了，迎合世俗就违背了自己的意愿；但逆潮流而行，又会招来祸患，所以，很多人不愿入朝为臣。因为生与死，都没什么意义。”
其实，要解决为臣进退两难的问题，并不是无法可寻。
范晔说：一心为义危害生命，专心保命则不义。如果道义重于生命就舍去生命，如果生命重于道义，就保全生命。
由此可见，为臣者在尽忠时把握好尺度是最重要的。
四、认清问题的两面性
世间事物纷繁复杂，所以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千差万别，即使是同一事物，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处理方法各有不同，甚至针锋相对，截然相反，但这些矛盾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着向前发展的。
班固说：“从前王道衰微，诸侯巩固自己的政权，由于当时各国的君王好恶不同，所以，诸子百家的学说蜂拥而起，他们各执己见，大力宣扬自己的长处，并且到处游说，取悦诸侯。他们的学说虽然各不相同，但就像水与火的关系一样，相灭而又相生。仁和义，散与和，虽然相反，却又相辅相成。”
《周易》也说：“天下人的目标是一致的，而达到目标的途径不一样；天下的道理是同一的，而人们思考的方式千差万别。”
没有什么是绝对正确和错误的，只要有适合君王治国的言论和方法为君者就该采纳并有针对性地实施，这才是为君之道。
（一）生命与善恶
对生命的存在和价值的认识，历来是名人志士热衷探讨的话题，怎样活着才有意义，怎样生存才更有价值，始终是智者有理，贤者有道，没有苟同，争论不休，君者如能正视他们的争辩，从中领略出适合的生命和生存的意义，将对自己的行政生涯大有裨益。
《诗经？大雅》中写到：“既明白事理，又聪明机敏，才能确保安全。”《周易》也标明：“天地之间最伟大的德行就是爱惜生命。”
《论语》则认为：“士人遇到危险应当舍身赴难，见义勇为。”又云：“君子只有勇于牺牲生命以成仁的，而没有因贪生怕死而违仁的。”
管子语曰：“对现实感到困惑，就应看看古人；如果想预知未来，就应回顾历史。”正如古语所说：“与死去的人患同样的病，是不可能活命的；与亡国者走同样的路，是不能生存的。”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6）
《吕氏春秋》中则如此说：“见有人因吃东西噎死了，就禁止天下人吃东西，荒谬呀；见有人因乘船淹死了，就禁止天下人乘船，荒谬呀；见有人因战败而亡国，就取消天下的军队，荒谬呀。”三国时的杜恕说；“奸臣贼子，从古到今，不是说没有。可是如果十年出一个，就认为是接踵而来；百年遇上一个，就认为到处都有，并因此疑神疑鬼不敢用人，这就和因为有人噎死就禁止吃东西一样，噎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