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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阜亦云：“袁绍宽缓而不果断，好谋划而少决断。不果断就没有威望；少决断就没有机会。只能强大一时，最终是会被人打败的。曹操雄才大略，决断的时候毫不犹豫，上下政令统一，军队精干。一定能成就一番大事。”
袁绍率军攻打许都，孔融看到其千军万马的阵势就对曹操的谋士荀彧说：“袁绍地广兵强，有田丰、许攸这样的谋士为他出谋划策；有审配、逢纪这样的忠臣辅佐；有颜良、文羽那样勇冠三军的人给他带兵。怕很难战胜他吧？”荀彧不以为然地说：“袁绍虽有千君万马，兵力强大，但法令宽缓，缺少严明的管理；田丰刚愎自用，直言犯上；许攸是个贪图蝇头小利的人，对自己从不严格要求；审配专横跋扈缺少谋略；逢纪果敢但自以为是，不听劝告。这样的人在他身边辅佐，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有什么可怕的呢？许攸贪图小利早晚会犯法，以袁绍的为人一定不会放过他，不放过他就等于他会失去这员大将。而颜良、文丑只是匹夫之勇罢了，没有什么真本事，一战就可除去。”
果然不出荀彧所言，许攸贪图小利的行为终于被发现了，送进了监狱；审配收监了许攸的家小，许攸怒而降曹。颜良在战场上被斩首，田丰因劝谏袁绍而被其所杀。这几个人都应了荀彧的话，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1）
君者应该根据时势的改变不断更替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治国的方法，不思进取，因循守旧只能自取灭亡，能因时制宜、随机应变地适用政道，则是基业长兴的必由之路。备受推崇的王、霸之道，黄老之道，孔、墨之道，中、韩之道，也是各有所长，能因事因时讲究方法的运用是君王治理天下的根本所在。
一、物 极 必 反
没有任何事情是一成不变的，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做好事超过了一定的度，则变成了坏事，而看似有违仁道的事，但由于拿捏的恰到好处，反而变成了好事。
从前，孔子的学生子路去郈这个地方给权臣季氏做官，季氏希望在五个月内开通一条河。子路为了鼓舞工人的干劲，尽快完成工程就掏自己的腰包买来粮食做饭给大家吃，按应有的礼数招待做工的人。孔子听说后，马上派子贡前去，把子路做好的饭都倒掉了，把锅灶、饭碗也毁掉了。子路迷茫地对孔子说：“您这不是阻止我行仁义吗？”孔子说：“按礼制，当皇帝的爱普天下的老百姓；当诸侯的爱境内的老百姓；当了大夫的，只管自己职责范围以内的事；普通老百姓，只爱自己的妻子儿女。如果你的爱超出了范围，就侵犯了别人的权力。”
在汉武帝的时期，封在河间的献王刘德朝见汉武帝，他的言谈举止、进退起居都很合乎礼仪。汉武帝看到以后，表面表现的很高兴，但内心却很气愤，对献王说：“汤武当年起来闹革命，土地不过才七十里，文王也不过是以方圆百里的地方打的天下。你现在的领地比他们大多了。好好干吧！以后或许可以称帝加冕。”
献王明白了武帝的意思，回去后放荡形骇，纵情声色，以消除武帝的戒心。
从这两个故事中可以看出，要行仁义、献爱心、表礼数，都不能超过自己的职责和名分。正如尸子所说：“君臣父子，上下长幼，不论贵贱亲疏，人人都要守本分，这就是理。对别人能恰如其分地表现爱心，就是仁；恰如其分地施舍，就是义；恰如其分地使用自己的思虑计谋，就是智；恰如其分地行动，就是适；恰如其分地说话，就是信。总之，一言一行都要恪守自己的本分，才可以成为聪明人了。”
所以说行任何事都要守自己的本分，先干好自己分内的事。任何时候都能清楚自己该干什么，该怎么干的君王才称得上英明。
由此可知，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忠孝贤智这些做人的基本原则，文韬武略、审时度势这些世俗才智的运用，都是为人处世不变的真理，是世世代代都存在的，没有向任何人隐瞒，也并不是尧汤时代就自动出来了，到了夏桀、商纣时代就故意离开了。之所以尧汤的时候国泰民安，夏桀、商纣时民不聊生，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君王没有恰如其分地运用这些真理，用好这些真理天下才能大治，用得不好就天下大乱。
荀子说：“古代羿的法度并没有遗失，只不过后来没有这样的人了；大禹的法制都还存在，但因没有接班人，没有继承下来。所以法度本身不能独立存在，而要靠人去运用，用得好就存在，用得不好就消亡。”
庄子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宋国某人有个治疗冻疮皲裂的祖传秘方，冬天涂在手上不生冻疮，皮肤不会皲裂。这家人有这个秘方却没用他来谋生发财，而是世世代代以漂布为生。一次有个客人听说了，出一百两金子购买他们的秘方。客人买到手后，就去南方游说吴王。这时越国向吴国发难，吴王就命他带兵迎敌。冬天到了，越国与吴国展开水战，吴国的士兵因为涂了他的不皲之药，不怕冷，不生冻疮，结果打败了越国，此人因之立了大功，受到割地封侯的奖赏。同样一个药方，有的人用来封侯拜将，而守着这个方子的那家人却世世代代给人家漂布。
由此可见，许多法门都是普遍存在的，关键在于运用。看起来不可改变的东西，改变一下思路，用反常规的方式去适用，奇迹也就随之产生了。
君王在实施政令的时候也是如此，相对不可更改的法令，用一种灵活的方式去实施，肯定会事半功倍，深入民心的。所以说，制度历代都有，关键在于运用。
任何事情都有个“度”的限制，达到这个度，事情就会圆满成功，达不到或超过这个度，事情要么不够完善，要么“物极必反”走向反面，这是许多君王在施政时最难解决的问题，把握好事情的“度”，坚持事情的原则，看准时机，审时度势是一个成熟的君者成就霸业的关键。
（一）仁的反作用
君者治国之道，在于仁义道德、赏罚分明。这只是大的方略，关键还是要看实施的情况，如果仁义、赏罚的方法使用不当，不但治国不成，反而有害。
夏商周三代之所以灭亡，不是因为法度不完善，而是因为执政的人不合适。其实，所谓法就是先王的遗址，就是兴国发家的策略，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去贯彻执行，法度再完备也无济于事。
治国的方法都包括哪些方面呢？尹文子说：“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这八项，是五帝和三王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
仁爱这种治国方法，其本意是要一视同仁地爱全国的民众，可是君王或官员在实行的过程中却时常会生出偏私，造成仁爱的流弊。《礼记》中讲过：从礼制上讲，家族的施舍不应该普及于全国。做官当领导，不应该假借公家的名誉为自己捞好处。孔子云：“做皇帝的爱天下老百姓，各地诸侯爱自己境内的老百姓。”
第六编 君道之善学会用助霸业（2）
由此可见，仁爱的原则是不得超过自己的范围去爱人家的人，避免出现私人的恩惠。假公济私、收买人心的行为是被君王禁止的行为。
（二）义、礼、乐、名的反作用
义、礼、乐、名原本都是治国为民的操行标准，但有时却由于实施者的不当行为而走向反面，适得其反。
义，原是衡量一个人操行的标准，但有人却因义而被利用，曲解了义的本意。真正的大义是牺牲性命以殉国难，面对死亡仍保持气节。像赵国宰相虞卿那样，不做宰相，偷偷逃离赵王，来帮贫贱时的朋友魏齐逃难；或者像魏公子信陵君无忌那样，偷了国家的兵符，假借国王的命令出动三军，帮助赵国的平原君打退了敌人，为平原君救了急。表面上看他们都是因为信义而为，然而从本质上看他们都背弃了国家利益，他们之间的义只是狭义的朋友的情义，为了成全朋友的情义而废弃了忠于职守、克己奉公的大节。所以赵国隐士毛公责备魏无忌说；“这样做，对赵国虽然有功，对魏国却有害无益。”这类事情，都是为了私人情义而忘记了国家大义，这就是义的流弊。
礼，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言行，使人们更加恭敬和严谨，但如果礼的规范过于严格，使人们无所适从，人们就会因排斥礼而产生懒惰和散漫，这就是礼的流弊。汉文帝的时候，有人建议制定礼仪法规，文帝说：“繁文缛节的礼仪，华而不实，对真正的文明礼貌没有好处，切实去做就行了。”于是下令不再谈这个问题。郭嘉曾经对曹操讲过：“袁绍繁琐的仪式和礼节太多，不像曹公你这样本色自然，这就从道义上胜过了！”这说明，礼节繁琐到了人难以做到的程度，人们只好逃避、偷懒。
乐，原本是陶冶人们性情的，是人们放松心志，修身养性的好方法。但过度行乐就会淫逸放浪。这是乐的流弊。《乐记》指出；“郑国、卫国的音乐，是乱世之音。男女偷情的音乐，是亡国之音。”严安亦云“美人佳丽，珍奇怪诞，固然好听，好看，但淫逸放浪也就由此而生了。所以生活得太舒适了，就会滑向堕落；娱乐太过分了，就会出现荒淫；礼仪太繁琐，就徒有其表；对教养学识要求过头了，就导致虚伪。伪、彩、淫、泰这些反面的东西，是决不能拿来规范人的。”这说明，把握好乐的度对治国理民至关重要。
名位等级的设立，是为了标明身份，明确尊卑，但过分追求名位难免会生出骄慢的态度及篡夺的野心，此乃名位的流弊。不同的官位享受的待遇级别不同，所以才制定出礼制，以规范上下尊卑的关系。为表彰有德行的人，对他们乘什么车，穿什么颜色、款式的衣服都有不同的规定。但当刘邦看到秦始皇的仪仗